现在讨论这样一种情况：假如一个平民，是因为获得本地其他市民的支持，而不是依靠犯罪或者其他恶劣的凶暴行为，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就被称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种地位，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一种幸运的能力。我认为，取得这种国家统治权的人，不是依靠人民就是依靠权贵。因为每个城市里都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压迫和统治，而贵族则要求压迫和统治人民。由于贵族和人民这两种相反的意愿，在城市里就产生了这样三种结果：君主权、自主权、或者无政府状态。
君主政体不是由贵族建立，就是由人民建立，这要看哪一方更能抓住机会。当贵族感到自己无法与人民抗衡的时候，就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威望，并且让他当上君主，以便依靠他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感到自己不能够与贵族抗衡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威望，并且推举他做君主，以借助他的权力保卫自己。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得到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得到君权更难维持其统治。因为依靠贵族当君主的人会发现许多贵族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指挥或管理他们。反之，假如一个人依靠人民的帮助而得到君权，他就会发现自己是超然而立的人，因为在他周围没有一个人或者只有极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
此外，如果一个君主能够公平处理事情而不偏颇，虽无法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满足人民，因为人民的意愿比贵族更光明正大。人民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贵族则希望实行压迫。再说，假如人民心怀不满，君主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因为人民占多数；而君主能够泰然自若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人民如果对君主心怀不满，最坏的下场也就是抛弃他们的君主；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则不仅害怕他们会抛弃他，还害怕他们会推翻他。因为在这些事情上贵族比人民更有眼光，更狡猾，他们常常能够随机应变、及时自救，投靠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一方。此外，君主总是要与人民生活在一起，假如没有贵族，君主仍然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地赐予或者剥夺他们的权力。
为了对这件事情说得更清楚，我认为应该主要从下述两种方式对贵族进行考察：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君主的运气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或者相反。对于那些紧紧依靠君主而不贪婪的人们，君主应该给他们荣誉并加以保护；而对于那些不依靠君主的人们，君主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检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由于怯懦或者天生缺乏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他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因为，这样一来，当君主兴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尊敬他，而当君主身处逆境的时候，也不用害怕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出于野心，而故意不依靠君主，就说明他们更多地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君主着想。君主对这类人就应该防范，并且把他们作为公开的敌人加以警惕，因为当君主处境不利时，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消灭君主。
因此，假如一个人成为君主是由于人民的帮助，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人民所要求的只是不受压迫，这一点对君主来说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的。但是哪怕一个人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帮助成为君主，他第一件应该做的事也是采取办法争取人民。如果他能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民本来以为会受到他的侵害，现在却反而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一定会更加拥护自己的恩人，立即便会对他充满好感，而且比那些帮助他登上王位的人更加拥戴他。其实君主有许多方法赢得人民的好感，这些方法根据情况的不同而有差别，没有一定之规，因此就不在此谈了。我只是想说：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当他身处逆境时，就无能为力了。
斯巴达国王纳比斯抵抗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并使自己的权位不受侵害。当危难降临时，他需要做的只是使少数人别加害于他，但是如果当时人民已经同他敌对，这就不行了。对于我的这个观点，谁都不要拿“以人民为基础，比如在泥沙上筑室”这句陈腐的谚语来进行反驳。因为假如一位平民把他统治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相信当自己遭受敌人或者官吏威胁时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么这句谚语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情况正如罗马的格拉奇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的遭遇一样，他最终会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假如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是一位君主，而且他有指挥能力，为人勇敢，处逆境而不沮丧，准备充分，并且以其制度措施和精神意志激励全体人民，这种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抛弃的。
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治向专制政治转化的时候，通常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类国家不是由君主亲自执政就是君主通过官吏执政。在后一种情况下，君主的地位是极为软弱和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官吏的意志，而官吏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对抗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使君权被篡夺。而君主在危难中又无法行使绝对的权力，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习惯于接受官吏的命令，因此，面临危机时他们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并且在动荡之时，君主能够信赖的人也少之又少。在遇到这种困境时，君主不能够以和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为依据来作决断，因为在和平时期人民有求于国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报效国家；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君主而死；一旦真正遇到危险，当国家有求于他们的时候，能依靠的人就屈指可数了。这种尝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只有一次机会。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想出一个办法，使他的人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求于国家和他个人，这样他们才会对他永远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