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5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晨光里一盆新绿的生机盎然，到元气大伤、筋骨断残、浑身贴满意识形态膏药的江河日下；从人们各色鸟儿跳跃、啁啾不已的心枝，到铅灰色的混凝土最终威严地、冷冰冰地覆盖了中国思想的大地；从热情火焰般燃烧的五十年代，到挤牙膏一样竭力挤出热情的六十年代以及热情满是伪劣产品的七十年代；从知识分子伸展理想和智慧的双翼在共和国的蓝天下飞翔，到一排又一排越来越密集、猛烈的铜弹铁砂折断翅膀，溅出无边的血泪纷纷坠落，最后成为一个个被原罪感的麻绳扎得结结实实的粽子，在翻滚气泡的碱水里煮着。
从大门半开、窗帘半掩、对风起云涌的外部世界还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闭中阿Q般地膨胀自身、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头面目狰狞、双角峥嵘的怪兽冲上地平线，人们才知晓东方这个巨大、神秘的蚕茧在一片黑暗中孕育了什么东西……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运动只是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闷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能从咖啡杯里的沉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一样读出运动的含义；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它的规模、目标、策略、手段得以凸现，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地震栗之后，并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的共和国列车，靠的是炉膛边挥洒的理想和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那么从1957年开始，中国便日愈成为一个面容枯槁的吸毒者，对“阶级斗争”的海洛因沉迷不已。
好似瘦瘪的乳房需要胸罩托住，偷工减料、裂纹条条的阳台必须支柱支撑，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运动”造成了她的摇摇欲坠；摇摇欲坠的中国，又必须靠一个个“运动”的支柱才能维持存在；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从1957年开始，阶级斗争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惶出逃，于是告密者有功，诽谤者有赏，一轮轮的迫害是继续革命，互相残杀也成了英雄主义……
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传统生活的辞典，直至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一些，诚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多次指出的--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必说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既然1957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具有如此分水岭的意义，那么这一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开展的一场据官方统计使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按另一种说法则有近百万人，数月沦为“右派分子”、牵连者更是恒河沙数的反右运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轮廓和过程呢？
它是历史像一个去哪里贪杯的狱卒而不小心放出来的魔鬼；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样虔诚也无法绕过的苦难重重的门坎？
它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重要章节；抑或还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乃至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中重大得今天我们还必须去鼎力完成的课题？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愧对1957年。
应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关于当年“右派分子”个人命运的回忆和传记在报刊上并不鲜见，如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以1957年去开展情节、以“右派分子”作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一度还是个时髦。但是，太平洋再汹涌澎湃，那溢动的还是水分子，人类更需要的是铀分子，以便在理性选择时能生发出巨大的力量。
我们一直没有在历史和文化的广阔参照系下，对反右运动作出认真而深入的研究。似乎我们是一群不称职的考古队员，只满足于发现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由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名誉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麦克法夸尔所著的另一部书《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均对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有所分析和论证；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对此也有一定的涉及；这方面我读了的书，还有美国人罗斯·里特尔的《毛泽东的后半生》；英国人纳拉纳拉扬·达斯还就此写了一本专著，这便是他向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反右运动》……由于作者们置身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之外，他们的分析与论证难免会有粗疏和偏颇之处，但是只要是认真读过这些书的中国人，除了在严谨的治学态度、多维的思辩方法上受到启迪，更会对他们在迷雾重重的中国问题的群山中盘亘、探索的勇气与执著，报以崇高的敬意，并由此感到深深的汗颜……199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了葛佩琦先生，此时他已届八十，一副蔼然的长者之风，苍苍白发下脸上显得有些浮肿，心肺方面也有点毛病，时有胸闷气短之感。如秋日的阳光一样，我们散散淡淡地聊了二个多小时，最后谈到为他写的一本回忆录联系一家出版社的事，在这本名为《艰苦奋斗六十年》十万余字的书稿中，一大半的篇幅，是写当年他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出入于刀光剑影、虎穴狼窟中的传奇经历，似乎和他1957年后身陷囹圄近二十年的遭际比起来，他更希冀这一段经历不会被岁月的风尘所埋没。
当他颤颤巍巍走到房门口一定要送我时，我虽然已感他来日无多，可决没有料到，此时他生命的历程已进入倒记时阶段，仅仅一个多月后，我就在报纸上读到了他魂归道山的消息……此次在北京，我还去了位于东大桥的吴祖光先生家采访，那时他思路警策，游刃有余，谈笑风生，一副以大半生时光坦荡穿过大劫大难的潇洒劲。他给我写了一幅“一身无正经半世作闲文”的中堂，又给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打电话，介绍我去采访。其时，他既是伴侣又是挚友的夫人新风霞，一直坐在轮椅上听着，对这双文坛著名的伉俪来说我只是个不速之客，她的脸上却始终有一种糯糯素素的微笑，给我的感觉有几分像观世音佛……这些恍若在昨日的事，其实已经有十几年了，而两位老人已分别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之后飘然远行。不久前，我要从一本书上下载他们的照片，帮助扫描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说：“男的好精神，女的好漂亮，他们是一对夫妻吗？”我说：“是，男的叫吴祖光，女的叫新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