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地处江西中部偏西、原吉安地区北面的安福县，人们或许知道著名的武功山便雄踞于该县境内，此山是佛、道双修的圣地。在安福有一句话叫“无村不樟，无樟不村”，全县有百年以上树龄的樟树8000余株，有千年以上树龄的达200多株。有人可能还了解安福是全国第一批商品粮和商品村基地，陈山红杉木、枫田辣椒较为知名，尤其是始于民末清初的安福火腿，曾以其“诱人之香，夺席之味”被列于宫廷御膳佳品，1915年还入选巴拿马博览会……但当今的赣人有几人知晓“安福三杰”--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呢？
在现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现场，都萦绕着他们那一口至死未脱乡音的铿锵话语。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很想找到有关他们与故土关系的材料，可惜我见到的唯有这样一条，那便是在1957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江西组的讨论会上，几个来自农村、工厂的代表质问罗隆基：
“新中国成立后，党给了你很高的地位，你为什么还要黑了良心反党？”
“作为江西人民的代表，你为什么忘了江西人民的委托？”
在罗隆基一再坚持“章罗同盟”纯系子虚乌有、自己的全部历史都在表明随着光明与进步走之后，代表们人人怒火填膺，在轮番作出声讨外，又向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表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当年英勇地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五次围剿，在今天也一样能够打垮以“章罗同盟”为首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从此，历史的龙卷风迅猛地拔去了“安福三杰”，以至于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前两位乡贤的遗照，没有找到彭文应的。从此，仇恨掩埋了他们的名字，以至于在当今的江西人里提起他们，十有八九感到了陌生……岂只是江西人遗忘了历史，时下许多国人对现实也常常有意、无意加以严重扭曲乃至遮蔽。
尽管有论者云：“到底中国经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她对世界经济以及世界整个状况会产生多少可能的影响，这些都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的经验领域”，但目前可以切实把握的是，中国现在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销费大国，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质量面临着严重短缺或退化。据联合国的有关统计，2003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类发展指数却排名第104。
无疑，近二百年来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少在经济上已经启动。但我们走着的却可能是一条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的复兴之路，而且中国目前在环境、能源、伦理道德、生活品质、公共话语与传媒等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在分享改革开放25年成果方面，由于在地区、城乡、阶层之间存在着的悬殊差异，使得国内各地区几乎无处不在节节扬升的GDP后，掩盖着一个本该临渊履薄的中国。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这样描写：
“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中国连年高速增长的GDP里有多少是这般“交通事故”给制造出来的呢？
在中国的高速增长里，对于百姓来说，最获益的是GDP，还是“国民幸福总值”？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先生不久前如是的感慨--“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见《南风窗》2003年12月上）2002下半年，朱基总理在多个场合讲到，他有“恐高症”，担心GDP增长不顾效益和质量的话，中国将会产生虚热，最后酿成风险和危机。
与此同时，时尚文化、媚世文化、伪劣文化，正在以愈来愈大的面积、愈来愈精美的包装，遮蔽着中国不无沉重、不无悲壮的现实。长期以来在大量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上，人们很少或很难听到来自中西部地区或是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声音，到处是华丽而又甜腻得几乎能够粘牢飞虫的文字、音符、影象，随时可见胁肩诌笑、锦上添花的姿态心态。
它们走马灯似地制造一个又一个眩目的时尚与风波，它们编织并自我陶醉于时下的一个物阜民丰、弦歌不缀的“康乾盛世”；它们百般逢迎的，归纳起来大概是三种人：一是权势豪门、明星大腕，二是新的白领阶层，三是所谓的“小资”，或曰新时代的“才子佳人”。
总之，你只要去布满了明星与美女头像的报亭看看，或回到家里，打开被韩、台、港的言情剧与戏说、伪说的宫廷戏戗得一塌糊涂的电视频道，你就会承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今的许多媒体不过着眼于在中国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又怎样让这小部分人先闲起来。
或者说，它们已经乐呵呵地被大面积“绑架”了，被国内少量的经济发达地区所“绑架”，被中国先富起来或正在富起来的人们所“绑架”，被花花绿绿的人民币、美金、欧元、港币所“绑架”，已成阶下囚的赵安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为此，很长时间里，中国现实的声音都遭扭曲，我找不到在一个不久前才从田里拔脚上岸的国家生活的感觉，许多西方人找不到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旅游的感觉。更遑论去发现毕竟有半数以上的六、七亿中国人从一个苦难的年代里走出来的半点痕迹……靠恒河沙数、谀词如花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堆不出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靠对历史的遗忘，亦抹杀不去迄今为止中国在本质上依旧行走在自五四运动以来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艰难进程中。
其实，历史从来不会是绿荫下的一口陷阱，或者，蓄谋成为我们的敌人；即使历史的某些篇章，如1957，如1966-1976，可能会因其荒诞与残忍，让今人难以置信，或者让存有高贵良知的人们深感羞耻，但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先往后退缩的狮子！
因此，在今天--羊年的腊月二十九日，窗外正是一片浓郁的节日气氛涌来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我的三位杰出的乡贤--“安福三杰”。他们都是国内最早通晓民主政治、并敢于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流布而顶荆棘站铁藜的“精卫”，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剜心为炬的“丹柯”--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过去只讲两个文明：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加了一个“政治文明”；到新华社去年12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十四条修改中，颇有一些令人感奋的内容，如建议在宪法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在2003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最大亮点是新一届领导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彰显无余……中国的每一次挪动都曾经那么艰难，从阶级斗争的“火线”上转过来，从现代迷信的“教义”上转过来，从计划经济的“威权”下转过来，从国有经济的“图腾”下转过来……现在它又一次将自己庞大的身子从对GDP的崇拜下掉转过来--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和合不同。
中国将要不可阻挡地遵循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的所发生的深刻、伟大变化，其实正是”安福三杰“还有近百万“右派”们当年猝不及防地倒下的身影所呼唤的，这恰如死去的1957年，又精血饱满地活在了2003年！
我还想起了我的父亲，他生前作为长子的我，太少太少地和他沟通，在他西去后，我无论是在梦里还是现实中却和他有了太多太多的声气相投。能在一份大孤寂中坚持把本书写完，接着又用几年以务去陈言的本真语汇去叙述一个无数中国人好不容易熬过来的没有战火硝烟却远比战火硝烟惨烈的《战争壮态》，我常常感到稿纸上投有他临终前那半是茫然半是忧郁的目光。
从1996年后，每年的清明、冬至，我都和弟妹们一起去给父亲上坟，和父亲葬在一起的是母亲徐国媛的骨灰盒。这个既未杀人放火，更没有当汉奸、公贼，平生奉公守法努力工作，只想跟着新社会好好走的女人，就因为笼罩在父亲“右派”的阴影下，40岁上便遽然离世，死后竟落得无一块葬身之地。她甚至不及林昭，林昭的衣冠冢里还有一缕长发，而母亲的骨灰盒里有的只是一件妹妹好容易才找到的她的旧衣。
下葬那一天插下去的小松苗，如今已是一人多高了。说实话，当时浸透全身的一股怆凉阴郁之气，还有一阵阵的逆鳞之痛，早已渐渐散去，毕竟命若飞蓬，世有代谢，岁月青葱，鹧鸪声声叫了，满山的春笋就要生长开来……毕竟当代的中国人已经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难得的“和平状态”下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到来，既是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包括反右运动在内的巨大苦难与创痛为奠基的，又是为坚毅、内敛的邓小平所开辟的。
中国曾是一座沉寂很长时间的活火山，因为1978年邓小平蹬蹬的脚步声而轰隆隆地喷发……最后，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位睿智的长者，2004年的8月22日，是他老人家一百周年的冥寿。
2004年1月20日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