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远东问题研究所，从外面整个铅灰色的花岗岩建筑，到里面人们讲话时吞吞吐吐的口气，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倒下来的内容，感受到了理论界的沉闷空气。到书店里去买政治方面的书，拿到手里一看，不是关于列宁某本著作的解释，就是发掘斯大林某次讲话的非凡意义……他失望了，外表强大且强大到能扳去希特勒头上的芒角的苏联，却好似一个感情生活上屡遭挫折仍无归属的老姑娘，怎么内心表现得如此缺乏底气呢？
失望之余，刘宾雁更加佩服起苏联作家奥维奇金，这是一位在自己的纪实性作品和短篇小说中攻击官僚政治毫无怜悯心的党员作家。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意愿，被称之为“解冻文学”的一大批作品，犹如呼啸的砂轮，纷纷涌去政治生活的瓶颈处。奥维奇金更是金光油亮，俨然成了民主枪膛里的子弹，刘宾雁也为之深受鼓舞。
1955年，奥维奇金到中国访问时，刘宾雁接待过他，两人有过深谈。在谈到自己要写的一个剧本《两张党证》时，刘宾雁说：
“一个共产党员，把党证坐在屁股底下，生怕出什么事情，战战兢兢，在最迫切的需要面前也怕犯错误，惟恐失去党证，其实是怕失去自己的职位。另一个呢，党证在他心里，却不去想它，而是大胆地、按照党的良心所指引那样为党的事业而斗争……这两个人，谁是真正尊重党证的呢？”
1955年岁末在兰州，主人盛情邀请刘宾雁去正施工的黄河上的第一座大桥看看。到了那里，工地上的一位团支部书记给他讲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这几年，风尘仆仆，奔波于大江南北，他总想在写新闻之外，把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表达出来，但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故事，宛如一个尺寸准确的衣架，一下撑起了他思想的全部线条。他马上住下来，利用春节放假的那几天，映着窗外一片厚实的雪幕和屋里暖烘烘的炉火，一鼓作气，几乎原封不动地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题目是《在桥梁工地上》。
这个故事写了两个人的冲突：一方是罗队长，他更关心自己“不犯错误”，不愿意做上级没有交代做的任何一件好事；另一方是曾工程师，学有专长，又有进取精神，总想在节约原材料的同时又提高工效。工人们支持后者，批评前者，而罗队长的答复是：“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要批评，得局里批准。”
稿子写毕后，当即投去《人民文学》，秦兆阳如获至宝。他以最快的速度发在了4月号上，并亲笔加了一个编者按，内称：“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一时间反响非常。
秦兆阳又鼓励刘宾雁再写一篇，因为对党报使命的某些想法早烂熟于心，他便写了一篇小说《本报内部消息》。故事的女主人公黄佳英是一位记者，还是一名充满理想与热情的共青团员。她调查了某处官僚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能，对人民呼声的冷漠，并写成稿子想在报纸上揭露他们。她得到了编委会一些成员的支持，可她的努力最终纸上画饼，因为报纸只刊登党的宣传口径以内的东西……
此文经过秦兆阳亲自校定和部分改写后，又很快发在7、8月合刊号的《人民文学》上。
另一个“火枪手”是王蒙。
这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和祖国的未来抱着美好信念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也许1952年在北京东四区读书的中学生里，至今还有人记得，这年夏天在北京大学蔚秀园墙外的西苑草地上举办的“马特洛索夫”夏令营吧，这个夏令营便是由此时在团区委工作的王蒙组织的。
有一次，开全营的文艺晚会，当晚霞失落于未名湖里，穿着各色花裙子的少女和换上洁白衬衫的男孩子们围坐在草地上，在节目开始之前，静听着营长王蒙的讲话。他讲了什么，现在无从查考了，只知道草地上蚊子很多，上身一件短袖汗衫、下身一条又肥又长的短裤的他，不得不一边说，一边拍打叮在脖子、腿上的蚊子，不时招来同学们友好的笑声；只知道穿着不像个团区委的领导干部、倒与中学生无异的他，讲起话来却极富逻辑性和激情，恍若一对欢跃、刚劲的鼓锤，不时在一片青春的胸脯上叩响了热烈的掌声；只知道他讲完话，一个男孩子站起来，以洪亮的声音朗诵了王蒙为这次夏令营写的营歌歌词：
我们有一个亲爱的朋友，
他就是马特洛索夫--普通一兵，
他为他的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们热爱祖国的人民……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起于被夏令营的篝火染红的诗行：“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终于少男少女们去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表决心：“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干……”这本书里的一切，大抵都是王蒙自己青春的经历，青春的证明。
这又是一个几乎将创造的欢娱全都抵押给了文学这头魔鬼的年轻人。在他那间办公室兼宿舍、堆满文件、活动计划、工作汇报等一类材料的北向小屋，他夜夜吸吮俄罗斯文学的乳汁：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上作蝇头眉批。对契诃夫的《草原》、《带阁楼的房子》、《泛味的故事》赞不绝口。既爱看法捷耶夫、安东诺夫、纳吉宾等人的作品；从他1956年的笔下，我们又看到了加琳娜·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子……
从1953年至54年，当他用两年的晚上和节假日，写完处女作《青春万岁》时，他尖咀猴腮，满脸死灰，走起路来飘拂不定，几近一挂空空如也、被淘尽血肉和性灵的蛇蜕。
犹如一个如花似玉、追逐者论打计的姑娘，却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按照《青春万岁》的路子走下去，无论是政界还是文坛，王蒙均可以前程似锦。他却吃错了药，在写了三个短篇之后，又写了篇《组织部来的年轻人》。该年轻人名叫林震，当他被派去检查一个麻袋厂发展新党员的情况时，他为傲慢、懒惰、无能的厂长与努力增加生产反而受挫的工人之间的冲突感到震惊。他支持后者，在区委书记找他谈话之后，他仍动员工人写信给《北京日报》反映，与刘宾雁笔下的黄佳英一样，林震也坚信报纸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结果在报社的“干预”下，却是厂里的个别中层干部受到处分，而厂长依旧是厂长。
1956年6、7月间的一天，王蒙来到一个在区党委工作的朋友处，从随身带的布书包里拿出了这篇稿子。朋友一看题目，就被吸引住了，匆匆翻了一遍，觉得写得不错。但出于职业性的敏感与友谊，没有说一句称赞的话，只问他：
“这么写，好吗？”
想想又加了一句：
“能不能把结尾写得更圆满些？”
朋友的言外之意是，在区委书记找林震谈话之后，矛盾就该解决了：厂长接受批评，工人生产热情高涨，无须林震动员群众给党报写信，麻袋厂的面貌便焕然一新。朋友十分清楚，这皆大欢喜的结局掩盖了生活的真实，但这也在遍布清规戒律、动辄得咎的文坛，掩盖了你王蒙的一点小小讥讽……
王蒙看出了朋友的担心，眼球在一对镜片后眨巴了一圈：
“那不行，我把稿子投给《人民日报》，党报难道不会欢迎这种东西？”
不知怎的，王蒙没有去《人民日报》领奖状，稿子却去了秦兆阳手里。秦兆阳一定大大地称赞了这个21岁的年轻人，又以最快的速度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一时间洛阳纸贵，并很快引发一场国内外关注的轩然大波……
1956年里姗姗来迟的《文汇报》，也赶在年底之前粉墨登场了。
上一年的9月30日，该报刊登了一则《本报启事》，内称：
“文汇报从1955年10月1日起改为周双刊（每逢星期三、星期六出版），每期出版对开一张。改出周双刊后的文汇报将以苏联《教育报》为榜样，努力改进内容，全面适合全国中小学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的需要。”
其实，徐铸成有苦难言的是，这主要是为着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的需要。有的对口学习《真理报》，有的对口学习《消息报》；既然苏联还有个《教师报》的师傅，就得在中国找个这样的徒弟。于是，1949年6月21日在上海复刊的《文汇报》，在自己的历史上又被第二次停刊了……
徐铸成颇有些百无聊赖。报社迁往北京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去叶圣陶先生家里喝老酒。有时邀叶老一起去听昆曲，因这几年该报记者谢蔚明常驻京都，算是半个老北京了，也把他给拉上。谢蔚明陪着他几乎看遍了各个大小戏院，就连杂耍也不放过。
徐铸成1926年借他人文凭考取清华大学，读了半年，借文凭一事被原籍母校举发，再加在车站当一名小文书的父亲实在负担不起，不得不退学。次年，又考进了免收学费的北京师大。于是，这时他又去这些地方转转，在沧海桑田、物在人非的境界里，去凭吊自己这代人凋零的青春……
谢蔚明默默地观察着总编，感觉在他的心里回首人生有些许苍凉，可瞻望未来：一个在时代的风涛里放纵笔墨、也放纵风骨的老报人，却要将自己的缆绳系在教育部的桩子上，从此失去自己的声音，只咀嚼它的声音，心里也同样有几分苍凉……
未料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中宣部分工领导报刊工作的张际春副部长，电邀徐铸成和浦熙修去谈话。谈话中，正式通知《文汇报》复刊，并希望在一星期之内交出一份编辑方针和一份复刊计划。
顿时，报社里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上上下下忙得人仰马翻。一连邀请首都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开了几个座谈会，征求对复刊后报纸的希望和意见。编委会讨论通过后，由徐铸成执笔写成初稿。因解放前两度在《文汇报》工作过、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美洲组组长的钦本立，来报社串门时多次讲过：《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徐铸成的办报风格颇为欣赏，并以为复刊后的《文汇报》要充满“书卷气”，该是“读书人看的报纸”，徐铸成和浦熙修便又带着初稿去征求邓拓的意见。
在金鱼胡同附近陈设很是简朴的家里，邓拓像老朋友一样接待了他们。看完初稿后，邓拓率直、具体地谈了几点意见：
《文汇报》一向和知识界有密切联系，对开展双百方针，比别的报更容易取得他们的信任。报纸复刊后要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消除思想上的障碍，以更大地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报纸要及时介绍国际间科学、文化方面的最新成就，以扩大知识界的视野。也应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帮助他们安排好家庭环境和文娱活动。随着文化高潮的即将到来，应放眼祖国各地。不妨多派记者深入各地，直接下到基层采访，不必由党委层层介绍下去。否则，只看到领导让看的事物，报喜不报忧，看不到真相和全貌；
目前《人民日报》在国际上的影响，还只限于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而在西欧、美洲、日本和东南亚，《文汇报》和《大公报》的影响较大。在这方面，你们要多发言，多组织报道……
不转弯抹角，无浮词套语，这番直截了当的交谈胸臆，使见多识广的徐铸成也有了醍醐灌顶之感。告别时，一种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大干部面前总会有的矜持，或者说像糖纸一样包裹某种程度自卑的矜持，也像大热天的糖果一样化了。他视邓拓为老朋友，并不客套地说道：
“我们将尽全力把《文汇报》办好。但要求你两件事：一、经常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二、把钦本立同志割爱给我们。”
邓拓面含笑容，连连点头：“这好办，我一定尽力帮你们的忙。”
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如期送到了中宣部。张际春审阅后表示，要徐铸成先干起来，不必坐等中央批示。当报社迁回上海后，中央的批示下来了，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加了一句话：“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他怎不感激涕零，他怎不想在眼前新中国上层建筑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赶集”中，让过去七个月里如堕烟海的《文汇报》，又头角峥嵘？
年底，刚复刊两个月的该报，就敲响了中国“电影的锣鼓”--恍若点穴一下到位的武林高手，徐铸成的目光不但顺理成章，也顺应民心。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市，影片上座率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国产电影的现状。建国后虽也有观众欲睹为快、耳熟能详的片子，如《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董存瑞》、《平原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广大观众表现了相当的失望。
影片《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的上座率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则为23%。据统计数字表明：从1953年到1956年6月，上海国产影片总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了成本的10%，更有甚者，全部门票收入还不够画几张电影海报……
上海又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会聚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一边影片拍得惨不忍睹，似乎是在肉类加工厂屠宰车间里冲洗出来的；另一边他们又不必为此羞愧得心肌梗死，纷纷送去医院抢救，因为他们的艺术生命，多半都在隔壁的冷冻车间里被搁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