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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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整风运动(3)

此刻,全世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中国,宛如在注视一条搁浅于海滩的鲨鱼,又被冲天的巨潮带回了大海;雪谷里一头负伤的孤狼,在曙光酡红的映照下,正一步步地攀上阿尔卑斯山脉……

英国“一群专家”发表评论说:

“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

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论指出:

“……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了题为《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的文章,内称: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

赭鲁晓夫却不如是看,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到:

当时“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最后的遗言》)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先生,对中国国内的某种变化,持之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在读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英译本后,这样回答了记者的有关问题--

“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

“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尽管日后毛泽东给了赫氏显示自己哲人式的睿智,杜氏证明自己野狐般多疑很有必要的机会,但当时他的接连两个报告,尤其是后一次在鼓励讨论政治问题方面,似乎比几年来忙于“解冻”的赫鲁晓夫走得更远的讲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引起的震荡,也决不会亚于喷珠溅玉、势若奔雷的黄果树瀑布,对于几百里间山河的震荡。而且这震荡,似乎将一些知识分子的记忆也给撞成了粉末,仿佛这瀑布的水源,没有历经草莽丛生的沼泽,崔嵬嵯峨的山脉,而是直接从九重天外倾泻而来……

3月18日,北京夜阑更深,连日来东奔西颠忙于开会的傅雷,强持精神,给远在波兰留学的爱子傅聪写信,信中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列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

在傅雷先生貌似淡漠的清瘦躯体内,竟藏有如此一副颇为热烈的心肠。过去他无视过很多知识分子很看重的东西,寡妇守节般将自己的性灵与才情献给了罗曼·罗兰的鸿篇巨制,但他一旦如沐春风般聆听了毛泽东的指点,他就毫不彷徨地将翻译工作暂置一边,走出书斋,以满腔热情并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即完全按照毛的讲话字面上的意义,去上海市各种会议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彷徨的呢?

他在同一封信里还如是写道:他们的知识分子(即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的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这年年初,京城下了几场尚未落地的小雪之后,费孝通先生便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要说比起几近两袖清风的傅雷先生来,他已是一身显赫: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

犹如一个孩子插上一排光闪闪的金笔,一个老妪戴了一只做工精美的胸罩,这对他并无多大意义;对他具有生命般意义的,是他自20岁进入燕京大学起便孜孜不倦为之构架、而且他的26岁的爱妻随他在广西徒步调查途中为之献身的中国的社会学。但新中国不要社会学,理由是苏联没有社会学,它只是西方资产阶级腹腔里的一截盲肠。他和燕京的老师、如今又是民院同事的潘光旦教授,半是反对半是哀求一年多,它还是在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的一场大“手术”里被割去……

费孝通大约会感慨:官僚主义者们,教条主义者们,穿起白色的大褂,在“革命”的无影灯下,为中国做过多少这样荒唐的“手术”。

他极想在这中南海里萌动春信的时候,告诉党:得关闭这样的“手术室”,得让这样的“大夫”失业在家,得让中国的林子里飞出五彩缤纷的鸟儿来!

1956年,开始在呈现这般的迹象,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在文章中,费孝通又以为--

“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文章写完了,费孝通刚想寄去报社,几位好心的朋友,便扛着忧虑轮番上门--

“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

“报社里收到的稿件,大多是你这一类型:牢骚太多,暴露太多。现在已经不准这样写,大概双百方针被搁浅了”;

“你的文章,天气说对了吗?如果这半年算早春天气,那前几年算什么天气?这不分明在影射思想改造便是冬天吗?再说了,百花开不了,并非一定怪天寒,还有草木自身生命力的问题。自己不成器就怨天,这不又意味着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在于思想改造,而在于批评领导”……

他的几千字的文章,与这倾泻一房的忧虑相比,便是九牛一毛了,他将文章锁进了抽屉。因早年发生意外、只剩一条腿的潘光旦先生听说了此事,拄着拐杖来到他家,一进屋,便横扫起满地的忧虑来:

“不对!我在城里听说毛主席最近有过一次讲话,中心意思不是收,而是放。孝通,你别顾虑重重了,文章寄出去真有什么事儿,我老潘和你一起担着。”

那一房间的忧虑,不见扫去多少。过了几天,潘光旦再度光临。他红光满面,一身挂不住的精气神儿,直溜溜地往手里的拐杖上蹿,以致那拐杖只要往地板上一戳,便溅起一连串兴奋来。原来,他刚从中南海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孝通呵孝通,你的‘早春’怎么还不寄出去呢……”

忧虑自然一扫而光。此刻,费孝通的耳边已是春风融融,眼里更是桃李满枝,一个新的忧虑不禁蓦然而生。他问潘光旦:

“现在再寄给报社,天气已经转暖,岂不成了马后炮?”

“不,正当时也。早一个月寄,岂不泄露了大好春光……”

就在这个春夜,费孝通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修改了一遍。次日一早,他便寄去了《人民日报》。

此文在该报刊出后,知识界一片喝彩。一时间,“早春”一词由此滥觞……徐铸成先生也被邀请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而且,他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新闻日报》总编辑金仲华、《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等位,作为新闻界代表,在3月10日下午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召见。

他留下了两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丰泽园内,庭院中并没有什么特殊布置,院墙看上去斑斑剥剥,未经整修。会客厅里,只有一张长桌,周围是一圈任何办公室都能见到的普通椅子。“功高任重的伟大领袖,生活如此简朴,”使他“惊讶不已”。

再一个是,陪同接见的人里,没有刘少奇、周恩来,或是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有一位康生,几年里他一直在家养病,政治的风景线上颇为沉寂,此时他却破门而出了,他像是这样一个人:党内太平时,他病病歪歪,只有闭门摩挲古玩,或是吟风弄月;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结结实实的水门汀上扎个窟窿。

他又像是一头颇得毛泽东赏识的狮毛狗:主人不用它,它无声无息,偏于一隅,悲哀与凄凉,只伴着华贵的狗食咽进自己肚里;然而只要主人一叫它,或者不必叫,它就自己来了,总能让主人在颇为孤单的时候平添几分温暖,或是让主人在某种世相未脱混沌之时就变得异常地“警醒”……

一进门,康生就向毛泽东介绍:

“主席,这位就是徐铸成同志。”

毛泽东立即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徐铸成的手说: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呵,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落座后,康生先开口:

“各位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主席的,请提出来。”

默然了约一分钟后,邓拓轻轻对徐铸成说道:

“铸成同志,你先谈谈吧……”

因敲响了一场“电影的锣鼓”,遭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张春桥组织的围攻,徐铸成心头正有几分沮丧,便先开口了: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开展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底。抓紧了,怕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办好?”

毛泽东含笑讲了半个多小时。他明确地支持这一场“电影的锣鼓”,却没有明确地给徐铸成一块能不犯错误的“法宝”。他只谈到了尽可能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里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他突然说了一句:

“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

第二天晚上,在上海代表团开全体会议时,徐铸成特地将此话转告了姚文元,后者此时不过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能恭忝如此盛会,已叫他如醉酒里,如今又蒙“钦点”,他几乎当场晕了过去。可徐铸成绝没有料到,日后正是此人,在上海滩上与张春桥沆瀣一气,将原本充满书卷气的《文汇报》,给阉割成了一头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的怪物,让他给晕了过去……

不过,此刻徐铸成还在心涌热流之中,毛泽东下面的一些话不能不让他感动: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他们是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办法,不能说服人。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在小民主前再加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谢蔚明先生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徐铸成从中南海里一出来,便径直来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浦熙修出去有什么事了,他等不得她回来,当即拉上在家的谢蔚明、杨重野等二、三个人,去了中山公园。叫了几杯上等的龙井茶上来,那碧清的茶水颇像徐铸成此时的心境,经过毛泽东这一番耳提面命,似乎不仅是这一年以来国内外的风风雨雨,他看清楚了,就是中国前二百年、后三百年的事情,他也一眼见底。

兴奋,更似茶水里冒出来的腾腾热气,他反复地交代:《文汇报》本来就持有“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办报方针,在眼下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与宣传中,在年内对于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报道中,《文汇报》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与信任,一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首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云蒸霞蔚之地,驻京办事处工作得怎样,采访的范围和角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报纸的分量与影响……

徐铸成也如是地向浦熙修作了交代,并和在上海主持编务的常务副总编辑钦本立通过电话。有这样一件事情,在京开会期间,内定徐铸成参加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并担任副团长,团长由中苏友好协会的总干事担任。钦本立听了,既是新闻界的代表团,而徐铸成又是中国新闻界的泰斗,这样安排显然不合适。他向当时还担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邓拓反映了,于是在出国前夕,邓拓通知徐铸成,由他担任团长,并交代说:

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已关照徐晃同志(团的临时党组书记兼副团长,原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除了讨论党内事情外,党组开会都得请你列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带着一肚子的感激涕零,也带着一身的大红大紫,徐铸成踏上了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主持《文艺学习》编务的黄秋耘,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从1956年12月开始,用了近四个月时间,在自己的刊物上对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发表了大量毁誉皆有且态度异常激烈的评论文章。他自己的面目却没有锁在云雾之中,在这年最后一期的《人民文学》上,他露出了“峥嵘”

“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害,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

“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征,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这一番话,即使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时期,也够让“马列主义者”们,好一阵“中流砥柱”般的英勇反击了。回想起八十年代中期,为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大潮而推波助澜的一些文人,其中也有鄙人,在忧患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未免还有几分先知先觉的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