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45年7月，刚从延安访问归来的黄炎培先生异常激动，几乎每遇见一个亲朋好友，他都要叙述他和那位在他眼里视为当今尧舜的伟人的一次谈话--在延安，透过窑洞里一盏光芒温暖的油灯，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这片怀抱几代皇城的黄土高原之上，他又不能不想起历代王朝的兴衰……他问毛泽东：假如共产党人夺得了中国的江山，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以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毛泽东睿智的目光，一下注视在油灯的火焰上，沉缓而又坚定地说：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
1947年冬天，在上海市立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的孙大雨先生，心情却有点沮丧。几个月前，他用自三十年代留学归国后积攒下来的二两黄金，买了一架灵敏度较好的收音机，经常邀请进步的师生来自己家里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
这年春天，他以民盟盟员的身分参加了“大教联”（即“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和进步教授们一起积极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学生运动，他感到腐朽、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像一块肮脏的抹布，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了。自淮海战役打响以后，每天晚上他家里更是高朋满座，他和戴望舒先生，俨然成了一对军事专家，绘声绘色地向学生和同事们评论战局。
从收音机里奔泻出的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军脚步声里，他们看到蒋家王朝的覆灭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他们真恨不能明天天一亮就能从窗口里打出红旗。这时，延安电台里传来了中共中央对全国局势的分析，中共中央认为全国解放还得用上几年时间。一时间，在“大教联”内部，他和其他教授争论不休，是作为书生的自己太乐观了，还是共产党太谨慎了……仅仅一年之后，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发出的无垠电波里，便有了海纳天下豪杰贤士以共商开国大计的召唤。
1949年初，一条名为“阿尔丹”的苏联货轮行驶在东中国海上。
这条船几天前还泊在香港，圣诞节的次日，在一片弥漫节日喜庆气氛的初上华灯之时，章乃器和李济深、茅盾、马寅初、柳亚子、翦伯赞、朱蕴山、邓初民、彭泽民、孙起孟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安排下，分头登上了这条船，并于当晚悄然驶离，开始了北上的航程。
船行至青岛海面，遇上强台风，船又坏了一台马达，每小时仅能走6海里。当延至1月7日到达大连港时，李富春、张闻天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来此迎接。
如同在船上刚刚度过了元旦，章乃器先生一下踏上了一块新鲜的大陆。在东北，他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和电站，人们一边挥汗如雨，埋头生产建设，以愈合战争的创伤；一边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涤卖淫、吸毒、赌博等旧社会的恶习……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他写道，在这一片新天地里：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般的已经变成坦白而亲睦，彼此间的隔阂和警戒似乎很少遗留下来了，进入这里，真觉得浑身轻松，得着了精神的解放，仿佛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在记叙了自己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之后，已过知命之年的他，竟有了怀春的少男少女极易染上的癖好：
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一次参观途中，章乃器先生听见人们唱起一支在解放区广为流行、旋律优美的歌曲，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感到这一提法不准确，当即提议改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突出肯定共产党在中国五千年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不久，他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说：
“章先生，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请作者将歌词改了……”
1949年5月26日夜，风声鹤唳中的上海。
一辆轿车疾驶进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虹桥疗养院，自前年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同盟后，沈钧儒先生和民盟其他的主要负责人，先后撤退到了香港，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和民盟中央宣传部长罗隆基，却相继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开车的正是看守这里的特务头头阎锦文，不由分说，两位被押上了轿车，罗隆基已经探听到蒋介石发来了密令，要军统东南特别站站长毛森尽快将他和张澜先生押上海轮，强行带往台湾。想到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此去将会铸成一个终身的遗憾，他的心里好似刀割般的痛楚……轿车几乎刚驶回霞飞路，一辆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大卡车便跟在了后面，阎锦文将车开得如离弦之箭，直驶外滩方向，到一小弄堂口时猛打方向盘，卡车被甩在了弄堂口外。轿车在确信没有“尾巴”之后，才折进环龙路（今南昌路），并在一扇高大的铁门前停住，门当即悄然打开，一行人刚一进去，它又无声地关上。
守候这里多时的人群中，有一位穿国民党高级将领服的，即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这里也正是他的公馆。杨虎等人匆匆地将张、罗两位扶进地下室，未及对方惊魂甫定，又匆匆地告知事情原委，原来杨虎决意立地成佛，弃暗投明，是他命令阎锦文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将两位先生救出……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即27日凌晨三时，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便犹如一把锋芒闪闪的巨剪，“咔嚓”一声，在太平洋上空剪断了大上海的最后几缕黑暗。当天，陈毅将军未及拂去遍身战尘，就派人前往杨公馆看望两位先生。
29日，张澜先生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6月1日，张澜先生即收到复电：
今后工作重在建设，极盼告各方好友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京，极表欢迎。
心向北平，车向北平。
一程程，沐虚怀若谷之风，一站站，浴嘘寒问暖之情--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为张罗一行送行，并派出干部、及医生各一名，以便沿途照料；路过南京，新任南京市副市长的柯庆施设宴迎送；车经济南，时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亲自陪同游览太明湖等风景名胜；抵达天津，天津市市长黄敬接风洗尘；6月24日下午，列车徐徐驶入北平，站台上已是人头攒动。站在最前面的是一身戎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朱德亲自陪同至张罗一行下榻的北京饭店，刚安顿完毕，操持了两天两夜、刚打了一个盹的周恩来又接踵而至；朱德设家宴，为张澜、罗隆基、史良诸先生洗尘；周恩来设家宴，与张澜、罗隆基、史良诸先生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40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在600多位代表中，有来自新闻界的徐铸成和浦熙修。他们一位是名噪遐迩的《文汇报》总编辑，一位是正筹办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
徐铸成四十年后都未忘记在毛泽东的开幕词里，以下的一段话，几乎句句在怀仁堂里腾起了春雷般的掌声--我们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的行列，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幸福。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个被人侮辱的民族。我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从此站立起来了！
徐铸成庆幸自己随一位旷世的巨人，站在了一道光芒四射的历史门槛之上；他更庆幸《文汇报》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一张百折不挠的报纸，1938年1月创刊，发刊词即告“本报本着议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徐铸成先为该报执笔社论，后成为总编辑。1939年5月，因坚持抗战，被敌伪勾结租界当局加以扼杀。1945年9月复刊，因鲜明地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为编辑方针，被读者誉为大雾弥天里一座民主的灯塔。为了倒掉这座灯塔，陈布雷、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多次亲自出马，趁《文汇报》经济困窘之机，提出“由政府投资十亿，扩充设备，提高职工待遇”，遭徐铸成严词拒绝。1947年5月，又被国民党封闭。
这却是一张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纯民间报纸，靠着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扶植了她的成长、壮大。当因国民党施以政治高压和在白报纸配给、银行周转等方面刁难，使报社几近抱恨终天之时，报社公开了自己的危机并征募读者股份。出乎意料的是，尽管这时社会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可在短期内就收足了预定额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是一股、两股的零散户，这说明基本来自生活清贫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的劳动人民……他想，如果说在国民党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文汇报》都能够得以存在的话，那么在一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新时代里，这份民间报纸便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更能以呼应人民的心声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新闻记者不一定是无冕之王，但肩头担负着这一神圣使命的新闻记者一定是无冕之王。
北上的海船上，他萌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想法：除去上海版外，《文汇报》还得办北京版、成都版、长沙版、西安版……以办成一张信息迅捷、丰富，版式活泼、生动的全国性大报。此刻在多少人对未来抱有壮志豪情的怀仁堂里，徐铸成先生的这一想法更加坚定了……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上，刚刚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竟然注意到了一个记者的存在。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又因为自1946年以后，先是在重庆，后是在南京，她都是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新华日报采访部和梅园新村的常客，并把共产党的声音通过自己的笔传达给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周恩来和邓颖超见到她，总是说：“熙修是我们的亲戚。”现在周恩来走到她身边，又亲热地称呼她“熙修”，并问起她在北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朝这里投来的目光。
他当即牵过浦熙修的手，来到毛泽东的身边：“主席，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彭老总的大姨子浦熙修。”
毛泽东的脸上似乎更亮堂了：
“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记者！”
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六千余人向参政会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五二O”血案。浦熙修率领当时她服务的《新民报》的记者采写了事件的全过程，并争取报社负责人的认可，以整版篇幅刊出了这篇揭露事件真相的长篇报道，当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令南京政府如芒在背，如骨鲠喉。不久，《新民报》被勒令停刊。
次年的11月26日深夜，仍留在南京、应香港《文汇报》之邀，决意要把蒋家王朝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给报道于世的浦熙修，遭突然逮捕，临危中她先抢去厕所里，将正写作的稿子撕碎咽下。先关押在南京卫戌总部看守所，继而送宪兵司令部，最后转到国防部保密局特刑厅关押。直至蒋介石佯称下野，李崇仁代总统求和，并以释放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再经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出面保释，浦熙修才重获自由，前后七十天。
她万万没有想到，作为无时无刻不在把握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巨匠，毛泽东竟然知道自己这一段过去的经历。
这是她第二次见毛泽东。
1945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曾组织一批记者访问延安，《新民报》也分到一个名额，那时她就想去见见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再去会会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妹夫。但那时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已岌岌可危，对她思想倾向十分清楚的丈夫，担心她此行将似泥牛入海，一去不回，便去报社加以阻止，结果报社另派了赵超构去，为此她几年里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次年，毛泽东飞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她曾去机场迎接。那次，她大约只是站在远处，看到了那划破山城薄雾的魁梧身影。事后，在给妹妹安修的信中，她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她对这位如雷贯耳的中国革命传奇式英雄的崇仰之情。
此刻，毛泽东就站在她的身边，她紧紧地握住他那双厚实而又温软的大手，在一片兴奋、紧张、激动之中，言语的功能顷刻间萎缩了，惟有泪眼婆娑。她透过晶晶亮亮、溢荡不定的泪影，看到的是一片瑰丽、祥和、遍及人间的金光，她的耳边顿然回响起一支歌来，一支眼下正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2从井冈山到延安
没有没说过谎话的孩子，哪怕他长大了成为人间最诚实的君子。
也没有通体光洁似一个玻璃球的历史，哪怕它是一部世界上最神圣的历史。
历史总在掩盖自己，以一面掩盖另一面。方式是两种：
一种是漫不经心、似有若无的掩盖，这时公开的一面似江河奔腾，而另一面还是溪流汩汩。一种是精心刻意、欲盖弥彰的掩盖，这时公开的一面已经摇摇欲坠，而另一面则生龙活虎。
人类社会曲曲折折的痛苦进程，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悲剧命运，证明了人们大抵能看清楚的只是后者，被忽略的总是前者。
1949年前后，对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抱以巨大热情与无限憧憬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同样不会有着更高的智商。
1927年松涛起伏的井冈山。
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子便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实际初中都未读完，在这些肤色黧黑、手大脚大的劳动者中间，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一公布计票结果，他当选了，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
结果选了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
尽管此后谭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动，特委这边的工作还是陈正人干得多，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道：
“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呵……”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
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纵横700多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都被自己人处决了，全军为之覆没解体。大批地方干部亦惨遭杀害，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AB团”遭错杀的便有189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