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应比罗隆基晚一年报考专门培养留美人才的清华学校，这一年清华在全国共招150人，而在江西报考人数便近二千。出身于书香门第、时年13岁的彭文应，以江西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录取。
恍若三个人是一个命运的模子里倒出来的，1925年，彭文应与之前的罗隆基、之后的王造时一样，又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学成归国，他也来到上海，被聘为上海法学院和光华大学教授。
倘若有一天有人写起这三个老表的关系来，那便是现代的“桃园三结义”，或是中国版的“三剑客”了。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上，这三人发动了一次次的言论“暴乱”，似乎在“气焰嚣张”和“居心叵测”上，没有谁比谁更逊色。
在1933年4月15日出版的《自由言论》一卷六期上，有彭文应的《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内称：
“剿匪，剿匪，剿匪。几年来倾政府的全力，集全国的精锐，调兵数十万，转战数百里。兵力总不可算不厚。飞机，大炮，兵舰，凡是杀人的利器无不用；直捣，横攻，包围，封锁，凡是作战的方法无不行。器械和方法总不可算不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军长临阵，总座亲征。计划不可算不周，决心不可算不坚。一次，二次，三次，一年，二年，三年。时间不可算不长，机会不可算不多……
“当然，政府号召的是剿匪。匪是人类的公敌。匪难道可以不剿？剿匪又谁能反对？不过我恐怕政府诸公认错了题目，因此作错了文。打家劫舍，绑票掳人，鼠窃狗偷，这是普通的盗匪。如果三五成群，国家自可用军队或警察去捉捕剿灭……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
这真是一席不折不扣的“通匪”文字，这真是一件远比“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更能让世人同情、理解红色苏区、并贴在太平洋西岸的长篇标语！
加上本节前面引用的，这类文字看多了，不但是我，大概谁都会不禁萌生一个深深的疑惑：
到底是比起日后月晕而知风、础润而悉雨的毛泽东来，蒋介石对于意识形态的管制掉以轻心了，从而表现得“一手硬，一手软”；
还是如浩浩汪洋，防不胜防，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面积地喷射理性、崛起风骨上，有着史无前例的辉煌？
彭文应不但在文字上“通匪”，在行动上也“通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的潘大逵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的文章，里面提到这样一件事：
彭文应由美回国不久的一天，去看一个朋友。突然朋友家进来一位相貌堂堂却不苟言笑的不速之客，与朋友在过道里私语几句后，朋友匆忙进了卧室，一、二分钟过去，复疾步回客厅--
“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
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的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如果说这是彭文应凭着朋友间的义气被迫“通匪”，那么下面这件事则表明，他主动“通匪”的兴趣也很浓。据曾任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的梅蒸棣回忆：
“大约在1948年，孙大雨先生主动提议，说他有一个朋友，很有钱，同情学生运动，准备捐助一些款子。于是孙先生带我到宝安路去，会见彭文应先生。当时彭先生捐助给我一笔钱，具体数目现记不清楚了。彭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这件事，对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是一个支持。我那时是复旦学生，是复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以上引言均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准确地说，彭文应自己便是“匪域”之人。在感觉人的色彩上，与日后或是平反不断、昭雪不断，或是在某人仓皇出逃之后上下一片震惊的共产党比起来，当年的国民党倒敏锐得接近于毕加索。1949年5月初，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了这样一条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此时前者为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后者是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倘若像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这样，此刻仍其言不善者，必是这个政权眼里下一辈子也不会放过的死敌。汤司令要埋葬彭文应于黎明前黑暗的决心，与彭先生自己要拥抱新世界朝霞的决心，两者之间相距有多远呢？
当特务们赶到彭文应藏身的申江医院时，一摸他睡过的床，那被子里还有温热……
新中国成立后，彭文应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他还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此外，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仍未改一口浓酽乡音的他，饶有兴趣地做了上海江西中学的校长。
彭文应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8日上海市政协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及18日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材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能胜任挑八十斤的人，不要他挑五十斤，也不要他挑一百斤。国家如此要求，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否则对国家和自己都不利。如果做到人得其所、事得其人，从国家到个人都要安排妥当，大家的积极性就可以发挥了。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导，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17其实都是左派（之二）
除了上节必须介绍的六位代表人物以外，在本节里，我还得不惜篇幅地推出五个人，他们是：储安平、浦熙修、葛佩琦、孙大雨、吴祖光。
前两位因为在鸣放期间忧党之所忧，急党之所急，后来被毛泽东视为“章罗联盟”里两员唯恐天下不乱的干将。
葛佩琦，解放后本该是属于有车阶层的大人物，由于某种偶然、或者是必然的原因，他成了小人物。犹如疲软的个股股票，经庄家们暗箱操作，不久后扶摇直上，风头劲健，他经政治炒家们一再捣腾出的一句话：“要杀尽共产党人”，顿然举国皆惊，风云变色，自然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位置。
孙大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链里是十分独特的一个，为避遗珠之憾，似有记述下来的必要。而吴祖光，无党派民主人士，又来自文艺界，则是另一类文化人的代表……
储安平建国前的经历，前面已有所涉猎。
这里需强调的是，这位英国留学生，一定多次去过海德公园，宛如他身上的那股绅士味回国后总未能去掉，一个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的原则，也深深地融汇进他的血脉里。在办《观察》时是这样，在派出一批批“战斗机”终于组织起《光明日报》上蔚为壮观的鸣放“火网”时，他也没有忽视另一种“火炮”的声音，诸如马寅初的“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当”一类重要的反驳言论，他同样照登不误。
他不会限制别人，更不会限制自己，尤其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劝说大家给自己这个“老和尚”提意见之后，他似乎都未起过这样的念头：面对自己就要送出去的一块颇为烫手的洋山芋，是不是要等它稍稍冷却，再加上个漂亮的包装……
储安平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6月1日由中央统战部召开、已近于尾声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他发言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这篇后来被粗暴地以“党天下”三个字概括的发言，在次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文汇报》上，均予以全文刊载--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经常使自己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情情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恶化。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位置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起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章诒和先生评论道：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他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当时她的父亲章伯钧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对她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是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浦熙修，籍贯江苏省嘉定县（今划归上海市）。父亲浦友梧，南京商业专科学堂毕业，只身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当会计科里的一名小职员。1917年因生计所迫，举家迁往北平。
其实，这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大海里，犹如巨大海藻一样饱吸了那喧嚣不定的海水、最能体现这政治的特色也最具某种悲壮性的家庭。
但浦友梧当年不会有这样的眼力，他乐呵呵地查了四回《康熙辞典》，洁修的“洁”，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熙修的“熙”，光明与和乐。安修的“安”，温润平和。再一个，便是通修了。
除浦熙修本人外，她妹妹安修，上高中时已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一进大学就加入了共产党。芦沟桥头残阳如血，即经山西去延安，一别八年姐妹再重逢于重庆时，身边已带来一位脸膛黧黑、好似烙满各次英勇战役烽烟的丈夫。解放后先在轻工业部工作，又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受彭德怀冤案牵连，“文革”中关进监狱，屡遭批斗，饱经磨难。
三姐妹里惟一默默演绎着在中国“平安便是幸福”这条真理的，是离政治有相当距离的姐姐洁修，北师大化学系毕业后，与未婚夫同去德国深造五年，解放后丈夫在工业皮革研究所工作，她曾被推选为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八十年代当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浦熙修也是一块读书的料子，小学、初中成绩门门优秀，数学在班上更是独占鳌头。因家里经济拮据，读完高一，便体谅父母的苦衷，自力于社会，先是在小学当了几年代课教师，继而靠自己积攒下来的学费，考入女师大中文系。
也许悲剧的种子，此刻就开始埋下了，她若不弃理从文，日后何至于会当记者并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旋涡之中，又何至于拜倒在从泸水之畔走来的那个江西老表横溢的才华之下？不学文，她便会似姐姐一样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起码也能做个循规蹈矩、风平浪静的贤妻良母。不仅仅是在那个年代，文科真不啻是一个既给人思想又给人痛苦、既带来憧憬又带来灾难的魔鬼……
在女师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饶有名气的女作家陆晶清，与她同系不同班。她却还是给前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浦熙修“不属于‘闺秀派’，也不是‘活动家’，她的同班同学有的称她为‘名士’，因她不讲究穿着，不好打扮。她没有脾气，脸上的一对酒窝特别显得善良与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