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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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阴错阳差(4)

彭文应比罗隆基晚一年报考专门培养留美人才的清华学校,这一年清华在全国共招150人,而在江西报考人数便近二千。出身于书香门第、时年13岁的彭文应,以江西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录取。

恍若三个人是一个命运的模子里倒出来的,1925年,彭文应与之前的罗隆基、之后的王造时一样,又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学成归国,他也来到上海,被聘为上海法学院和光华大学教授。

倘若有一天有人写起这三个老表的关系来,那便是现代的“桃园三结义”,或是中国版的“三剑客”了。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上,这三人发动了一次次的言论“暴乱”,似乎在“气焰嚣张”和“居心叵测”上,没有谁比谁更逊色。

在1933年4月15日出版的《自由言论》一卷六期上,有彭文应的《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内称:

“剿匪,剿匪,剿匪。几年来倾政府的全力,集全国的精锐,调兵数十万,转战数百里。兵力总不可算不厚。飞机,大炮,兵舰,凡是杀人的利器无不用;直捣,横攻,包围,封锁,凡是作战的方法无不行。器械和方法总不可算不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军长临阵,总座亲征。计划不可算不周,决心不可算不坚。一次,二次,三次,一年,二年,三年。时间不可算不长,机会不可算不多……

“当然,政府号召的是剿匪。匪是人类的公敌。匪难道可以不剿?剿匪又谁能反对?不过我恐怕政府诸公认错了题目,因此作错了文。打家劫舍,绑票掳人,鼠窃狗偷,这是普通的盗匪。如果三五成群,国家自可用军队或警察去捉捕剿灭……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

这真是一席不折不扣的“通匪”文字,这真是一件远比“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更能让世人同情、理解红色苏区、并贴在太平洋西岸的长篇标语!

加上本节前面引用的,这类文字看多了,不但是我,大概谁都会不禁萌生一个深深的疑惑:

到底是比起日后月晕而知风、础润而悉雨的毛泽东来,蒋介石对于意识形态的管制掉以轻心了,从而表现得“一手硬,一手软”;

还是如浩浩汪洋,防不胜防,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面积地喷射理性、崛起风骨上,有着史无前例的辉煌?

彭文应不但在文字上“通匪”,在行动上也“通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的潘大逵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的文章,里面提到这样一件事:

彭文应由美回国不久的一天,去看一个朋友。突然朋友家进来一位相貌堂堂却不苟言笑的不速之客,与朋友在过道里私语几句后,朋友匆忙进了卧室,一、二分钟过去,复疾步回客厅--

“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

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的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如果说这是彭文应凭着朋友间的义气被迫“通匪”,那么下面这件事则表明,他主动“通匪”的兴趣也很浓。据曾任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的梅蒸棣回忆:

“大约在1948年,孙大雨先生主动提议,说他有一个朋友,很有钱,同情学生运动,准备捐助一些款子。于是孙先生带我到宝安路去,会见彭文应先生。当时彭先生捐助给我一笔钱,具体数目现记不清楚了。彭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这件事,对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是一个支持。我那时是复旦学生,是复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以上引言均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准确地说,彭文应自己便是“匪域”之人。在感觉人的色彩上,与日后或是平反不断、昭雪不断,或是在某人仓皇出逃之后上下一片震惊的共产党比起来,当年的国民党倒敏锐得接近于毕加索。1949年5月初,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了这样一条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此时前者为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后者是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倘若像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这样,此刻仍其言不善者,必是这个政权眼里下一辈子也不会放过的死敌。汤司令要埋葬彭文应于黎明前黑暗的决心,与彭先生自己要拥抱新世界朝霞的决心,两者之间相距有多远呢?

当特务们赶到彭文应藏身的申江医院时,一摸他睡过的床,那被子里还有温热……

新中国成立后,彭文应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他还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此外,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仍未改一口浓酽乡音的他,饶有兴趣地做了上海江西中学的校长。

彭文应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8日上海市政协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及18日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材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能胜任挑八十斤的人,不要他挑五十斤,也不要他挑一百斤。国家如此要求,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否则对国家和自己都不利。如果做到人得其所、事得其人,从国家到个人都要安排妥当,大家的积极性就可以发挥了。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导,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17其实都是左派(之二)

除了上节必须介绍的六位代表人物以外,在本节里,我还得不惜篇幅地推出五个人,他们是:储安平、浦熙修、葛佩琦、孙大雨、吴祖光。

前两位因为在鸣放期间忧党之所忧,急党之所急,后来被毛泽东视为“章罗联盟”里两员唯恐天下不乱的干将。

葛佩琦,解放后本该是属于有车阶层的大人物,由于某种偶然、或者是必然的原因,他成了小人物。犹如疲软的个股股票,经庄家们暗箱操作,不久后扶摇直上,风头劲健,他经政治炒家们一再捣腾出的一句话:“要杀尽共产党人”,顿然举国皆惊,风云变色,自然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位置。

孙大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链里是十分独特的一个,为避遗珠之憾,似有记述下来的必要。而吴祖光,无党派民主人士,又来自文艺界,则是另一类文化人的代表……

储安平建国前的经历,前面已有所涉猎。

这里需强调的是,这位英国留学生,一定多次去过海德公园,宛如他身上的那股绅士味回国后总未能去掉,一个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的原则,也深深地融汇进他的血脉里。在办《观察》时是这样,在派出一批批“战斗机”终于组织起《光明日报》上蔚为壮观的鸣放“火网”时,他也没有忽视另一种“火炮”的声音,诸如马寅初的“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当”一类重要的反驳言论,他同样照登不误。

他不会限制别人,更不会限制自己,尤其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劝说大家给自己这个“老和尚”提意见之后,他似乎都未起过这样的念头:面对自己就要送出去的一块颇为烫手的洋山芋,是不是要等它稍稍冷却,再加上个漂亮的包装……

储安平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6月1日由中央统战部召开、已近于尾声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他发言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这篇后来被粗暴地以“党天下”三个字概括的发言,在次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文汇报》上,均予以全文刊载--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日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经常使自己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情情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恶化。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位置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起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章诒和先生评论道: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他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当时她的父亲章伯钧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对她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是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浦熙修,籍贯江苏省嘉定县(今划归上海市)。父亲浦友梧,南京商业专科学堂毕业,只身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当会计科里的一名小职员。1917年因生计所迫,举家迁往北平。

其实,这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大海里,犹如巨大海藻一样饱吸了那喧嚣不定的海水、最能体现这政治的特色也最具某种悲壮性的家庭。

但浦友梧当年不会有这样的眼力,他乐呵呵地查了四回《康熙辞典》,洁修的“洁”,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熙修的“熙”,光明与和乐。安修的“安”,温润平和。再一个,便是通修了。

除浦熙修本人外,她妹妹安修,上高中时已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一进大学就加入了共产党。芦沟桥头残阳如血,即经山西去延安,一别八年姐妹再重逢于重庆时,身边已带来一位脸膛黧黑、好似烙满各次英勇战役烽烟的丈夫。解放后先在轻工业部工作,又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受彭德怀冤案牵连,“文革”中关进监狱,屡遭批斗,饱经磨难。

三姐妹里惟一默默演绎着在中国“平安便是幸福”这条真理的,是离政治有相当距离的姐姐洁修,北师大化学系毕业后,与未婚夫同去德国深造五年,解放后丈夫在工业皮革研究所工作,她曾被推选为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八十年代当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浦熙修也是一块读书的料子,小学、初中成绩门门优秀,数学在班上更是独占鳌头。因家里经济拮据,读完高一,便体谅父母的苦衷,自力于社会,先是在小学当了几年代课教师,继而靠自己积攒下来的学费,考入女师大中文系。

也许悲剧的种子,此刻就开始埋下了,她若不弃理从文,日后何至于会当记者并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旋涡之中,又何至于拜倒在从泸水之畔走来的那个江西老表横溢的才华之下?不学文,她便会似姐姐一样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起码也能做个循规蹈矩、风平浪静的贤妻良母。不仅仅是在那个年代,文科真不啻是一个既给人思想又给人痛苦、既带来憧憬又带来灾难的魔鬼……

在女师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饶有名气的女作家陆晶清,与她同系不同班。她却还是给前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浦熙修“不属于‘闺秀派’,也不是‘活动家’,她的同班同学有的称她为‘名士’,因她不讲究穿着,不好打扮。她没有脾气,脸上的一对酒窝特别显得善良与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