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会议的是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虽说校长是吴玉章，但吴老基本上只是挂个名，学校主事的还是胡书记。对于一般的师生来说，这也是一个大抵平日只能透过小车的玻璃窗才能见到的人物，可在今天，他一脸的皱折里都溢满了亲切和平易，在宣讲了党发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后，他强调：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毛主席反复讲过的，请大家打消所有顾虑，踊跃地向我们党和人大的各级党组织提出意见。
在一些人的发言之后，葛佩琦也发言了。次日的《北京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会议，其中，单为他的发言归纳在一个小标题下--“葛佩琦谈党群关系”。一个多星期后，《人民日报》亦作了摘载。现在看来，归纳者、转载者的思路，无疑风谲云诡，曲径通幽。现依据几方面的途径，将他的意见大致恢复如下--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而是作为一名党员、一名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新中国的成立快八年了，我的组织关系还没能得到恢复，对于这个问题，我自然感到焦急，但按理党组织应该比我更焦急，因为我们都是党的儿女。可人大党委不焦急，今天当着胡书记的面，我说一句：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把流过血汗的同志，长期关在党的大门之外，冷若冰霜。
外行还是不要领导内行，你非要领导，那就会闹出许多笑话。我是教物理的，在编物理学讲义时，按力学、电学、热学、声学、光学五大部分来编。学校有位领导则说，声学、光学，玄而又玄，有什么用？你们只要讲力学、电学、热学就行了。物理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有自己的系统性、严密性，拿掉哪一部分，我这课都没有办法上。后来亏得苏联专家支持了我们的意见，这讲义才编得下去。在这里，领导不是尊重了知识，而是在尊重苏联的国籍，仿佛苏联的国籍就是要比中国的国籍高明，这样发展下去，离开了苏联专家，我很难设想人民大学该怎么办？
我们学校不是没有人才，教师里不少人过去当过校长、院长或是系主任，但领导不重视他们，有时反而还要去表现得比他们高明，怎么个高明法呢？如果你教授上课迟到了五分钟，就要通告批评，将你的名字贴到布告牌上，让全校广而知之，这是在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羞辱呢……
现在的党群关系是不如从前了。解放前干部常常和群众在一张桌上喝小米粥，同一个炕头上睡觉。我做过十几年的地下工作，能够有惊无险地活到革命胜利，主要也得力于群众的保护……现在进城了，坐上小汽车，穿上呢子服，草鞋给了博物馆，脚下是油亮的皮鞋了。但是离群众也越来越远了，老百姓进城来有几个还能见到当年的同床人？过去在学校搞地下党时，我们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团结广大的师生；现在呢？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都是可疑的，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更是几近坏人了。这一套，和“朕即国家”有多大的区别呢？
看到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我不但感到生气，也还有点担忧：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再发生对敌斗争的形势，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便难再保护我们，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被敌人杀掉……
孙大雨，祖籍山东，六朝五胡乱华时，祖上避难至浙江诸暨，父亲为清代翰林。
小时在家读私塾，9岁便随堂表兄学习英文，在上海一教会学校读完中学，喜爱诗歌，在《少年中国》上发表处女作《海船》时，只有15岁。1922年，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与朱湘、饶孟侃、杨事恩等四人，被称作新诗坛的“清华四子”。
毕业后，被清华保送到美国达达穆斯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兼攻西欧哲学史和美术史，获该院高级荣誉称号毕业。又进耶鲁大学研究院插班两年，再攻英国文学，从此对莎士比亚一往情深，心中也自命为中国深得莎翁真髓的第一人。
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英国文学，30岁做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时，学生中有一位叫胡鼎新的，即后来大名鼎鼎的胡乔木，直至风烛残年，他还念念有词：这个学生当年最为用功，上课时问题不断，且穷追猛打，没几个老师不感到头痛，但他从未问倒过我……欣赏之意中，又有几分自得之情。
抗战时期，孙大雨应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邀请，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外国教育系任教，并经孙科、梁寒操介绍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即来上海，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
几十年后，孙大雨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青年时，是个相当胡涂的知识分子，虽然早在1930年回国后，就对蒋政权起了憎恶，在抗战前已对他不时痛骂，在重庆的四年中，深感非打倒那个统治，国家就没有希望；但决心走出象牙塔，参与实际的革命工作（动笔杆、口头、煽动、跑脚），还有不少的成分是李、闻的被杀激起来的……”
他讲的是大实话。而在他一旦觉醒了之后，1946年即经罗隆基介绍，参加了民盟，次年春天，又由彭文应介绍，担任了“上海市大教联”临时召集人和干事，他的所作所为无不表现了他是个实干家：
同年5月20日，在南京、上海，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孙大雨等人立即起草了大学教授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一一“跑脚”，征集到76位教授的签名，除在《文汇报》、《大公报》发表外，英文本还在香港的《子林西报》、《密勒斯评论报》及美国的《民主周刊》、《新共和》等报刊上刊载，将这一血案向全世界作了曝光。
26日下午，他还和复旦张之让、邱汉生、卢于道等教授，会同交大、暨南大学等校教授，前往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交涉，迫使对方在当晚释放了被捕的同学。
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以魏德迈特使为首的考察团来中国调查，以听取公众舆论，决定对华政策的走向。魏德迈先到南京、又赴各战区考察后，8月15日到达上海。经“大教联”策划，孙大雨“动笔杆”，用英文写了一份七千字的备忘录，对蒋介石及其家族的封建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揭露，并要求美国政府：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促进中国国内和平，协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民权实施，推动民主政治。随备忘录附上的还有67件硬得可以去当铁打的原始材料。
在获得中共地下党的认同后，他与张子让、宦乡等人以民主人士的名义，去会见了魏德迈。他以流利的英语向后者阐述了备忘录的内容，以及中国人民唾弃蒋介石政权的不可更改的意愿，并多次批驳后者对该政权的不实之语。
显然通过这次会见，魏德迈对眼前这位口若悬河、心连广宇的大学教授，与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及中国春汛般泛滥开来的民意，留下了同样鲜明的印象。结束会见时，魏德迈将在备忘录后面他签了名的地方撕了下来，放进裤子口袋，眼睛向他眨了眨，泛出一股孩子般调皮的光芒……
魏德迈离开中国前，对中外记者发表了一次一定让宋美龄脸上的脂粉扑簌簌往下掉的谈话，正是去年靠着她在美国国会走廊里绽开的三春桃李般的绚烂笑容，才使她的“大令”在源源不断美元的垫脚之上，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将中国江山尽纳囊中的良好感觉；而魏德迈这次及回国后再次在国会批评蒋介石政权五、六点的谈话，却如冷雨一样，让那三春桃李纷纷败落于国会山上。孙大雨颇为激动地注意到，这五、六点的批评，基本上都是备忘录里所概括的……
1949年4月，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将在巴黎、布拉格两城市同时召开。民盟中央决定由孙大雨、张光亚等人起草拥护世界和平宣言。他在宣言里又一次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本质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经年不息的战争灾难。文稿经陈仁炳、孟宪章修改后，他将其译成英文，又亲自打字油印，分发收集签名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征集到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文化界、工商界共229位著名人士的签名。
他又一一分送上海各报社和外国驻沪通讯社，结果在这个大会召开期间，《大公报》发表了宣言的中文本，《密勒斯评论报》刊载了宣言的英文本，塔斯社上海分社将宣言发往莫斯科，并转巴黎、布拉格，中国代表团的许广平女士得以在大会上全文宣读这个宣言，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地反响。
作为一个不曾闻过硝烟的文人，他却又一次感觉到大将军般“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酣畅，他视这是自己在东方既白之前向敌人放的最后一发重炮……孙大雨万万没有想到，东方刚刚既白，他却挨了一发“重炮”。
5月27日，上海“大教联”举行由地下走到地上的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在他这个干事会主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后了解到也未经联系“大教联”的中共方面领导人的同意，有人动议对干事会进行改选。结果，其势似风卷残云，按影响本该是重量级的他，此时却不比一块橘子皮重多少，一下被抛出了干事会，仅选上了个候补干事。
他愤懑不平，百思不得其解：在上面这几件沪上知识界几乎无人不知的事情之外，还有在民盟被迫转向地下斗争时，好几个支部都停止活动了，而自己领导的大学教授这个支部一直在坚持斗争；还有蒋介石想起他来，牙床一定像硌着了石子似的剧痛，仅仅一个多月前，国民党特务还在全市到处搜捕他，只是躲藏在姐姐家才得以逃脱……
他可以找到几十上百条事例，来证明自己是一位革命功臣，而寻不到一条理由自己应该成为“橘子皮”！
换上其他一位知识分子，也会愤懑不平，但在这之后，便有可能“一日三省”自己是不是俨然一副功臣模样，而使众人感到咄咄逼人了呢？或者是因为自己有过一段参加国民党的历史，而让人觉得难以放心了呢？
乃至想得更深沉一些，在东方既白之日，你一个口头上革命、而且成串的英文句子动辄便像唾沫一样冒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要求和那些玩真刀真枪、浑身枪疤宛如梅花般怒放的工农大众，享有一样的权利呢？
这么一想，心境便会淡泊下来，犹如在应试教育中孩子放了爆竹、领了压岁钱、欢天喜地过完年，还得去当书虫子，在一本本教材教辅中去爬爬不完的路；知识分子不就是回书斋吗，何况在你的书斋里，莎士比亚正从高得挨近天花板的西洋书里，伸出个漂亮的脑袋，向你发出悠长、期待的微笑……
孙大雨没这么想。
他的祖上在山东时也上过梁山，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水泊的因子：
他从美国回来，先到的是武汉。一天他乘黄包车上街，一个洋人开的小汽车碰了他的车一下，他从车上翻了下来。洋人没道个歉，却咧咧大咀，便要离开。他马上跳起来，一把将洋人从车里揪出来，接着几拳，电闪雷劈地揍过去，洋人一定以为自己碰上了中国的“霍元甲”，弃车就跑。他紧跟在后面追，洋人跑到附近的码头，他追到码头。洋人上了一条船，他也上这条船。在船上，他又是大气磅礴地几拳，洋人被打落到江上，剧痛得好似滚着个绞肉机的脑袋，以为这场噩梦总算做完了之时，岂料他也跳到水里，似乎今天非把这脑袋砸成个柿饼不可……
或许，可以称这是一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但细加琢磨，在这与中国士大夫“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信条项背的嚯嚯拳头下，也表露了孙大雨的几分桀骜，几分狷介，乃至心理逻辑的某种单向性。
这时，在他怒涛翻滚的脑海里，这种单向性的心理逻辑，便似黑黝黝的礁岩一样升起了：自己既然是彻头彻尾的革命，那么那些打击、排斥我的人，还有那些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从1949年8月至1957年整风，他先后多次致函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中央和上海市的领导，状告上海市存在一个涉及党内外数十人的反革命集团。全国政协、高教部和上海市委，包括陈毅本人，多次对此进行调查与调处，在承认“大教联”改选不妥、对他安排不当的同时，也明确了这是一场“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并希冀双方改善关系，增进团结。但孙大雨不为所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在复旦被连整八个小时的遭际，更使他觉得这个“反革命集团”魔鬼般地无所不能，无处不在……
继56年2月给民盟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送上一份长达八万多字的材料、同年12月在市政协全体会议、市人大小组会上发言，坚持作出相同的指控后，57年6月7日，在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他又作了长篇发言，除了列举自己在外文系主任任上与系党总支书记相处的种种困难、困惑之处，并以对方长着一副“法西斯面孔”作了总结外，主要的内容让人听起来，依然是他好似唐吉柯德，骑着瘦马，手执长矛，在和一个风车般巨大的魔鬼进行殊死的斗争……
次日，《解放日报》终于承认了他的重量级地位，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他的发言。标题也赫然醒目：《孙大雨指控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等人是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
吴祖光，祖籍江苏武进（即今常州市），从小在北京长大。
他父亲吴景洲是一位著名的古文物鉴赏家，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之一，擅长绘画、金石、诗词及书法。他本人的中小学是在一所十年一贯制的名牌学校--北京孔德学校就读的，校长为蔡元培，鲁迅、刘半农、杨晦、冯至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后面二位还担任过他的语文教师。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如果不能培养出日后的吴祖光来，那就像凤凰窝里爬出只麻雀一样令人感到唐突了……
孔德学校毕业后，他升入为输送留法学生而创办的中法大学文科。只读了一年多，因家庭突遭不测风云，他离京辗转半年后，去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当上校长秘书。本想工作一段再回京继续学业，岂料“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火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北上无望，还得随校南下，由湖南而至四川。他转而搞教学，先后教授过国语、文艺概论、中国戏剧史，其时或其后不久，曹禺、张骏祥、黄佐临、马彦祥、应云卫等星辰般闪烁的名字，也出现在教师的花名册上，一时间，该校银河漫过，成为了大后方的戏剧中心。
正是在这俊彩星驰的艺术氛围里，刚刚20岁的吴祖光，依据东北义勇军的素材，一气呵成了处女作《凤凰城》，这个四幕话剧本当即被搬上舞台，连演百场，盛况空前，轰动了乃至香港在内的大后方……
人最怕找不到自己，或者是找到自己后，又恍若一根荒草丢失于泥沼，将自己丢失于社会妖媚的诱惑之中。他找到了自己，自己不就是那个经常从孔德学校里溜出来，跑到天桥的戏园子里一泡就是一天的小男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