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你可以在心里称其为“引蛇出洞”的韬晦，或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现代翻版，可你无法阻挡的是，随着《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推出的不容置辩的口气和君临一切的气势，毛泽东口袋里的那只民粹主义鸟儿，终于能在躁动不已、忍耐多年之后，陡然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风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尽兴地滚过大地……
新中国揭开了自己不到八年的历史上的第七次斗争。
中国现代史上驶动了第一场全面围剿知识分子、征伐现代文明的进军。
6月9日至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五篇社论，同时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声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消息，也汪洋恣肆般遍及国内大小报纸。
中国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乍看上去无不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逻辑，无不有五岳磨拳、四海呼应的坦荡；反右运动，一开始也很注意了自身的群众性。
眼下，人民群众虽还未享受到六十年代后糟践自己的“自由”，可在批判他人的“自由”上，已经可以小试牛刀了。之所以说是小试，而不是大试，一来是犹如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一样，人们只有通过日后不断深入的运动，才能感知只需泯灭良知，这事其实是再容易不过、也再时髦不过的了；二来，显然是因为文化素养的高低不同，与某些左派知识分子熟稔地运用这一“自由”比起来，工农大众运用得还比较本分、单纯。
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孟泰、王崇伦，以及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黄德茂，就是这一“本分”、“单纯”的典型。6月18日晚，似乎决意要跟上新形势的浦熙修，将孟泰、王崇伦等人邀来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在聆听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广播后，劳模们当即举行了座谈--
王崇伦发言：葛佩琦说工人生活没有提高，我们工人很生气。国民党统治时，一面袋的钱只能换一袋高粱米，而我们今天能吃肉、大米和白面。鞍钢的工人们现在有四所业余中学、一所业余大学，146个浴室及许多幼儿园。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叫我们警惕，现在不能睡太平觉……
孟泰以亲眼见到的例子，驳斥葛佩琦所说只有过去穿破鞋的党员干部生活有提高的谬论。
有一个星期天，他去鞍山市委一个领导干部家里作客，主人请他吃韭菜鸡蛋包的饺子。他问：“怎么没有肉？”主人回答：“买不到了，跟大家一样。”孟泰打听后，才知道这位领导也和普通工人一样，除过节半斤肉外，并无例外增加，这使他感到很难过。（笔者按：何等本分、单纯得可爱的批判啊。前面，王崇伦刚说工人今天能吃上肉、大米和白面，这里孟泰则说一个市委领导家里吃不上肉。倘若是左派知识分子们的批判，是决不会露出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大窟窿的。）
孟泰说：“领导干部过去流血流汗，今天负的责任又重，他们生活多受到一些照顾，我们工人决不反对。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工人一样。如有人问：‘猪肉少，谁吃了？’我说，是因为我们工人和劳动群众大家吃了，因为大家生活都好了么！葛佩琦说只有党员干部生活提高，我认为他是糊着两眼说瞎话”
座谈一直进行到午夜十二时许，临别时劳模们还一再叮嘱记者，要其转告全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并以增产节约、促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日来临的实际行动，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的猖狂进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愿付出生命和他们作斗争！
黄德茂，则在鞍山市有着一千二百多名职工参加的声讨右派分子的集会上发言：
葛佩琦等右派分子企图抹煞共产党的成绩，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我们请他们睁开眼睛来看看鞍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但恢复了鞍钢，而且钢铁产量早就超过了日本法西斯侵占时期的最高水平……
还有龙云，他极力破坏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得叫他来鞍钢看看。在建设鞍钢时，我们没有经验，不懂技术，苏联派来了专家教我们；我们不能制造的设备是苏联供应的；我们不能设计苏联帮助我们；还帮助我们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请问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给予我们这样多的帮助？说苏联这不好那不妙的人，真是坏了良心，该天打五雷轰……
工人阶级义愤填膺了，劳动人民同仇敌忾了。那种顺者昌、逆者亡的气势，逼迫得民革、民盟、农工、民进、九三学社……一个个像来不及多想的饺子，急匆匆地投去那口咕嘟、咕嘟冒着气泡的大锅里，左右翻腾，上下旋舞。例如民盟，几天之内，全国有24个省、市的民盟地方组织致电民盟中央，要求民盟中央公开表示立场态度；民盟的许多基层组织也纷纷举行座谈会，责问民盟中央要把民盟引往何处？那份急迫，还有其措辞的强硬，颇有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
6月18日下午，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紧急扩大会议，向民盟成员和全国人民郑重声明，民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通过了在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和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
在反右运动迅疾地有了广泛的群众性之后，它很快在走向自己的纵深性、目的性。毛泽东显然不满足让“葛佩琦”这一时家喻户晓的名字，从六亿人水波般滚动的嘴唇里滚上一遍，而后像一块嚼了几次便味道寡淡的口香糖，给吐了出去。如同他认为右派分子们在抽去中国革命的肋骨，他要的是抽走他们身上的“肋骨”，而要让他们永远似软体动物一样，陷于政治沼泽地里爬不出来的最佳选择，就是将他们打成集团！
唯有集团，才有组织、纲领和路线，才能冠之以“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这类阴森、恐怖的字眼，从而最大程度地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唤起全党上下的警惕；
唯有集团，才能施展抻面条的政治艺术，根据需要，要小可仅涉及几个人，要大，可从中央一直抻到基层，罗织成千乃至上万人，从而最大程度地震慑异己的力量；
唯有集团，才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让对方好似一筐沉甸甸压在一起的螃蟹，为了求生的欲望，而彼此血淋淋的撕咬，即使得以逃生了，也让你带着个永远残缺的灵魂……
建国二十多年间，上上下下、林林总总的“集团”，大约多似相声大师侯宝林身上的喜剧细胞：“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三家村”、“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党集团”
几乎每挖出一个“集团”，人民就得神经亢奋、手忙脚乱一阵，国家就得虚脱昏迷、伤筋动骨一回。可其中有几个“集团”大概像那么回事，从而能经得住历史风云的叩问呢？但毛泽东不管这个，他“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好似少男少女们在无风的晴空下抛掷一只只飞碟，他抛掷起“集团”的飞碟来，同样轻松而又迅捷……
眼下，毛泽东仅仅走了两步，便扔出了手上的又一只“飞碟”--
第一步，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该文章指出：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两家在过去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的报纸，何以会在一个短时期内，突然窜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上呢？
而且，这一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一是民间性质的报纸，何以会配合默契、南北呼应地发表“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呢？
这答案，即使对于只有中学生的政治智商水平的人，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犹如救生圈对于溺水者一样，又是对方必须接受的。
希冀不至于被彻底淹没的民盟，立马就接受了这答案。
中国搞市场经济是这十几年间的事，可政治上的市场化早有年头了，只要斗争需要，一批批优质的“揭发”便很快地从流水线下来上了市：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根据社长章伯钧的授意办报，于是民盟内揭出了第一条纵的反党之链“章伯钧--储安平--《光明日报》”。
《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对罗隆基言听计从，于是民盟内又揭开了第二条纵的反党之链“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
这两条纵链有没有横向的联系呢？
用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叙伦先生在那次紧急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来说：“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的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毛泽东的第二步是，他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7月1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锋芒料峭，字字千钧：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由此，钦点之下，“章罗同盟”被盖棺论定了。随即，“明火执仗”的“杀人犯”葛佩琦恍若点火的媒子，火点着后被暂置一边；而这个“同盟”及其从中央到遍及各省的成员，则纷纷被架进反右斗争的烈火狂焰里烧烤……
26最懂方块字的人们
6月21日，罗隆基由锡兰首都科伦坡飞回昆明。
几天之前他还徜徉在科伦坡街头的商店，情趣盎然地给女友，还有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他此生颇有女人缘，早年结过两次婚，离婚后也一直没有断过女朋友。圈内皆知的是浦熙修，可在浦之前，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史良亦对他频频放电，目送秋波。只是在罗、浦热恋之后，她才毅然分手，匆匆找了一个年龄比她小、资质比她低的律师结婚。罗隆基的女友，还不只这两位，当然其中有的只是彼此形而上的吸引。据说他的家中，一口箱子里专放他情感方面的日记和女人们的情书、丝发，反右斗争开始后被抄走。
章伯钧曾对女儿评价道：“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发泄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像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一抵达昆明下榻的饭店，罗隆基的头一件事，就是找来自他3日出国后这半个多月的报纸。
此次出行，他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宣传部长，随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
在这个椰林鼓风、棕榈涌绿、宛如印度洋中一块碧玉的岛国，年过花甲的他，穿一身纯白的西装，结一条绛色的领带，再加上他会内会外那妙语横生、和汉语一般流畅的英语，总让不同肤色的各国代表联想起他的祖国：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她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信心和风度比起来，她的沉重的历史、曾经历的巨大磨难，便像雪泥鸿爪一样变得渺小无力……
在他和各国代表一起切磋如何在这颗星球上以橄榄枝战胜炮火之时，他决不会想到放他出国多半也是一根橄榄枝，并遮掩着一场朝他越逼越近的炮火。从6月初关于他的报道里可以看出，他的心境正舒适得好似几天后他在天水一色、细沙软浪的岛国海滨漫步：
“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里，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笔者注：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饭店恍若一片树叶在秋风中簌簌摇晃，可红土高原上的昆明并没有发生地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一张张报纸，都像是被打红了炮膛的火炮，是报纸上蚁阵一般涌动的一篇篇关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指控与揭发，将他打得灰头土脸，炸得心壁摇晃。
他尤其惊悸于新华社6月18日发出的一则长篇通稿，它报道了这天下午由民盟中央举行的紧急扩大会议，副主席之一的马叙伦在会上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凭罗隆基在解放后的政治经验，这“联合”一词，不啻于毁灭民盟，更是毁灭他和章伯钧政治性命的一颗“重磅炸弹”。正是这“联合”，进一步演绎成了7月1日以后的“章罗同盟”、“章罗联盟”。
这则通稿，提到章伯钧出席了这个会议，却没有发言；可从罗隆基即将要打出的三个长途电话里，我们可以断定，在这后两天里，章伯钧也被迫接受了“联合”的指控。因所寻旧报纸有限，我手边没有这后两天里章伯钧的有关检讨，但在7月4日的《文汇报》上，我读到了前一天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联合”一说所作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