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鳄鱼大而阔的嘴巴
青岛，这个建筑多为异国风味的精巧小城是幸福的。
她朝朝夕夕俯首在蜿蜒的海岸线上，痴迷于色彩的流动：早晨是橘红，月夜是银灰。白日离岸稍远处是靛蓝，似一方硕大无朋的蓝宝石；近海岸的地方则碧绿，像看一眼也叫人心醉的青梅名酒；而海水拍岸时，大海又镶上了一条闪光的白色花边……
七月，当岛外的世界一片流火，她的空气却清新、洁净、宜人，一走进她的怀抱便像喝了一杯冰镇的橙汁，片刻间能掏尽你的五脏六腑。气温宜人到如此程度：再高一度，便微觉燥热，再低一度，又略生凉意……
1957年的7月，这座幸福的城市对于新中国文明的进程却是灾难性的。
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最后决定了被一场政治酷暑煎熬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
海上姿态万千的浪花，彻底洗去了毛泽东政治上颇为微妙的困境，他一定感觉自己的思绪像青岛的空气一样澄明，他一气呵成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并发给与会者阅读。文章认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借着“1957年夏季的形势”，他又重提了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受阻的形势，并将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拎到了同一个严峻的大背景下，他指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他提议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毛泽东总是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衬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个汹涌的潮头，他总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的形象。
然而，眼下离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那番“周公吐哺”式的讲话，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对中国国情和主要矛盾的战略分析，便作出了如此天霄地壤的判断！
青岛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在此之前，“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6月29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仅仅过了十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这次会议，大约正是为着将全国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划分与处理右派分子的相关政策--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
指示指出，深入揭发右派的斗争，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城市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要把在报纸上批判极右分子的人数，增加到右派中极右分子的20-50%，以利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分化右派。
指示中首次并列使用了极右派、普通右派、中间偏右分子三个概念，要求准确地鉴定这三种人。指示还要求对党内团内的右派分子要同党外团外的一样看待，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犹如当今同性恋的广泛出现，叫中国的执法机关不知如何是好一样；当年“右派分子”的问世，也给中国的法律出了一大难题。
在装潢精美的法律文件里，并没有关于“言论罪”或是“思想罪”的条文，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家法院，能用法律的手段对右派分子们进行惩处。以上的这个决定，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该决定表明将对四类人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他们是：
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参加劳动或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四、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活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的。
四条里没有一条提到“右派分子”，但从“不务正业”到“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从“妨碍公共秩序”到“不断地无理取闹”，四条里又没有一条不在“关照”右派分子，让他们或许还会赖以挣扎的最后一点文明感，肥皂泡似地破灭，并在世人面前与鸡鸣狗盗之徒、青皮泼赖之辈为伍……
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通知说：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一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
如走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后来人将得以充分感叹中国人在给中国人发明并贴上政治标签方面，具有多么高涨的才情和积极性啊，而且稍不留神，犹如“三寸金莲”上层迭的裹脚布，身上已经贴了一条的，又会被再贴上当今最时行的一条。
这个通知，显然在剪去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的积极分子海草般漫长的斗争激情，它无疑在强调：虽然在道德评价上，右派分子堪与鸡鸣狗盗之徒、青皮泼赖之辈为伍，但引车卖浆者流问题再大，也进不了右派分子的序列，这顶帽子是为知识分子准备的……
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仔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更加细致，区别对待。
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
由此，可以证明，“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又多半是为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准备的。
埃德加·斯诺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其《在河流那边》一书里写道：在反右派运动的过程中，对于公开指责的知识分子，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这当中，只有很少--即使有的话--高级科学家或学部委员，实际上没有任何有很高造诣的科学家或工程师。
斯诺说得太绝对了，倘若著名的大右派钱伟长也算是没有很高造诣的科学家，那么中国的科学界就真成了一片武大郎了；但斯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宛如怀里抱着一个宋代的瓷瓶，毛泽东在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态度上，的确是小心翼翼。
有这么一个例子，鸣放时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分两次在化学系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并被中宣部主办的“仅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看中，刊发在该刊5月12日出版的那一期的头条上--党和党外知识分子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一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
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冯德新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傅先生的这番高论，显然会让某些人听了大动肝火，好似跳华尔兹时脚板上突然顶起了鸡眼，吃清水大闸蟹时调料里落进了苍蝇。倘若办得到的话，他们一定会叫时光倒转，然后去开封府里借来那把寒光凛凛的虎头铡，再把傅先生押来，一刀铡去他后脑勺上的那块反骨……
可以这样说，傅先生提前近三十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闯进了政治领域里一个敏感的雷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而且脚已经触到了地雷。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对罗隆基大动肝火的毛泽东，对傅鹰却平和似一川秋水，他称这样的批评是“善良的”，“基本上是诚恳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改善关系”，虽用语尖刻，但至多是“中间偏右的典型”。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提起一管狼毫，一下便勾去了那地雷上的引信，使傅鹰先生一条已陷入“右派”泥潭的腿，得以赶快抽上岸来……(参见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百年潮》1997年第一期)。
薄一波回忆到：
“毛主席在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但还代替不了划分右派的具体界限和具体标准。7月11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在六条的标准的基础上加以解释，虽然具体了些，但仍较空泛，不便于掌握。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届三中全会才定出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10月15日下发。”（《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好似尸横遍野，弃甲如山，在鹰鹫的低空盘旋中硝烟已渐渐散去，一张极力精确到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才送到已大碗饮上了庆功酒的将军幕帐，同时，送交的还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黑色幽默……
尽管这是一张迟来的“军事地图”，但它对于1957年的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党一贯视政策和策略为自己的生命，它也无例外地强调了正确划分右派分子的政策和策略。可犹如在一辆隆隆疾驶的战车上是绘不出一张精确的军事地图来的；我们将会看到在一块天空上正涌动灼热气流的土地上，再用心良苦的政策和策略，真正执行起来，也像漂亮的气球，一遇这灼热的气流便爆炸了，化为了满地纷纷的碎屑……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二十一年后的全国“右派改正”的工作里，它依然是“右派分子”们自视能否爬出苦难泥潭和被恩准爬出苦难泥潭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为此，我们得一字不删地留给历史--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
自反右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的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致于多划了一些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们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可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也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的右派分子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央
1957年10月15日
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