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把握的只是，这开始几个月的调子在社会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不但安徽那个闭塞的山区小学的校长，和他手下的那个年轻教师，多半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风雨交加之时，出了一趟远门，虽泥泞路滑，却总有回家换上干衣、喝碗热汤的时候；
就是在党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学，右派学生里，无论是送去门头沟挖煤的，还是留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跟班学习的，心灵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还没有到几乎爆炸的地步。绝大多数人，在为自己不经意间犯了错误而痛苦不迭的同时，也十分经意地相信只要自己承认错误，并在艰苦的劳动里努力去改正错误，“上帝”就不会抛弃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一位当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学生的学者告诉我：
倘若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一旦走上社会，好似灌香肠一样，我们命运的一节节“肠衣”里，得结结实实地填塞进那么多苦难，恐怕在离开学校之前，就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活了下来……
我们还是回到“比例”上来。
写到这里，为了弄清反右斗争时全国划分右派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比例，我又电话采访了一位当年在统战部门工作的老人。他纠正了我在某份资料中见到的以为比例的概念，最早出自于57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的不确。事实在早在26天前，在毛泽东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里，他已经指出：……所谓1%、3%、5%到10%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由此，我们能肯定划分右派的比例，因各地区、各单位的情况不同而有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知晓全国划分右派分子的总的比例，这是一道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能算出来的简单题目：
毛泽东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那篇著名讲话里，提供了一个数字，即在这时全国有包括高小、初中毕业在内的知识分子500万人，又采取官方二十年后统计的全国共划右55万人的数字，两下一除，这比例也达到了10%强。
倘若将高小、初中毕业的小小知识分子剔除在外，又能将那些不见档案材料的“编外”右派，和那些被岁月之河湮灭得无影无踪的“沙粒”，一起统计出来，这10%的比例，即便翻上两倍，恐怕也压不住覆盖了几代人血泪、沉重似荒原大漠的这道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题目……
31风味各异的萝卜干
薄一波在其掏尽几年心血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里总结到：
“《标准》中有一条：‘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却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
要彻底割舍掉历史包袱，对于哪一代人都是痛苦而艰难的。作为亲身经历反右运动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能够作出这样的反思，与某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仍不时在海边忙碌地栽下闪耀极左色彩的太阳伞的人比起来，可谓已经在历史的沙滩上留下了新鲜、勇敢的脚印。
尽管，日后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胡耀邦那样有坚持走下去的勇气，但是薄一波此刻的这一总结，正是当时多数右派罹难的一个重要陷阱。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储安平、王造时、彭文应、陈仁炳等名噪全国的大右派掉进了这个陷阱，此外掉进去的例子，在1957年可谓俯拾即是--
刘海粟，因对苏联著名画家列宾为首的现实主义画派颇有微词，对西方十九世纪印象派风格的作品颇为欣赏，而在上海美术家协会被划为右派；
谢蔚明，嗜戏如命，与梅兰芳、程砚秋等一代宗师交往甚密，北京的戏园子，他几乎没有一家没泡过。眼见解放后一批优秀传统剧目遭禁，舞台上几近只剩“红”、“白”、“花”，即《红娘》、《白蛇传》、《花木兰》三个剧目，以致正值华彩之年的著名演员筱翠花（于连泉）几年来竟无戏可演，他急得丧魂失魄，连篇累牍在《文汇报》上发表《揭开封条》、《为戏曲开放而欢呼》等文章，而在该报驻京办事处被划为右派；
老报人高汾，肃反时做过《大公报》肃反办公室的副主任，不得不得罪了一些同事。开始冷着一个脸，要人家交代问题，以后又陪着一张笑脸，去一个个平反，无论在前面作老子，还是在后面做孙子，她都觉得那不是自己，而是一个提线木偶，实在是窝囊得慌。
一天，她去调查部看一个朋友，此人在肃反中恰是个被整又被宣布弄错了的角色，说起自己的冤枉和被隔离审查的日日夜夜，自然愤懑不平，言辞犀利。高汾如坐针毡，更觉做提线木偶的冤枉，前者的冤枉总有平反之日，而木偶的冤枉只有自己吞了下去……当晚，她将一番感喟写在了日记上。
整风运动初期，她已经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到了报社，反右斗争一开始，又被叫去了党校，说是运动得在党校搞，每个人都得清理自己的言行，交代自己的思想。当过提线木偶的人，循规蹈矩惯了，哪检查得出什么出格的言论？可她不能无动于衷，她得证明自己脑袋里并不那么循规蹈矩，以不辜负党组织对党员教育与帮助的苦口婆心。
于是，她坦然地把日记交上去了，在有关肃反运动感喟的那几页上，自然落满了蝗群般密集、贪婪的目光……
夏衍说过：这是一个自己送上门来的右派；
西北某重点大学的一位历史系讲师，以《管子》、《列子》、《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记载的很多先民的神话为依据，又引证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对周口店猿人的生产工具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得力的狩猎武器应该是木棒和火种，断定出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发展阶段，不仅仅是“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一个“木器时代”。
这是一个拿不出实证的断论，天下找不到过了上万年还不腐朽的木头；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断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论著，以及据此不折不扣制定的教育部下发的教学大纲相抵牾。学校领导像被刨了自家的祖坟，恼怒不已，多次对他发出警告：你这是在散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
他却好似排雾破浪的哥伦布，眼里溢满找到新大陆的兴奋的光芒，写出文章投给报刊之外，上课讲，开会讲，还和领导展开辩论，俨然“木器时代”就是他家的祖坟！
1957年，这场辩论有了结果：他被从“石器时代”的“洞穴”里赶了出来，赶进了“革命时代”的一个麇集牛鬼蛇神的“洞穴”，处境改了，他一副科学工作者的严肃责任感依然不改，59年时，他一边用破搪瓷缸煮着从田里抓来的癞蛤蟆，一边向看得几乎要吐的张贤亮论说此物的丰富营养；
湖南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有一个女生，父亲当过国民党少将军医，49年随部队撤离大陆前，母亲却重病在身，卧床不起，无奈之下，几个哥哥跟父亲走了，她留下来照顾母亲。人生要紧之处，其实就那么几步，这父女分手的一刻，已造就了她此后几十年的历史：
高考成绩，她名列全校第一，录取发榜，第一榜她名落孙山，第二榜她的名字恭忝最后，被录取在邻省的师专。在师专，她活泼的性格很快地消化了心中的积郁，好唱歌，好打球，一千米自由泳的成绩打破了湖南省纪录，再加上各门功课在班上位居前茅，柳叶眉下，长有一对王丹凤式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周围不时投来同性、异性们羡慕或是嫉妒的目光，也招来了班上团支部书记帮她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热情……
他邀她去湖边的假山处谈思想，她谈了自己的家庭，自己是因为出身不好给分来了这里，流露了几分遭政治歧视的不满。其实，这类学校的学生大抵上正由出身好、成绩不好和出身不好、成绩好的两部分人组成，来自湘东一个贫农家庭的书记恰恰是属于前者。
他却在这方面彻底地摆脱了自己的农民性，以一代伟人有的出身于地主、富农，有的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为例，激烈地抨击了这一政治歧视，并慷慨表示一定要在自己手里结束对她的歧视。
谈话很快变得不那么严肃，他拉起她的手，甚至几次不经意间，撞上了她小丘般隆起的胸脯，直至要把他牙齿上沾有韭菜屑的厚嘴唇贴过来……
她明白了团支部书记的热情与假山一样假，从此，她像小时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一样极力躲避他的谈话，却依然躲避不了他关照自己的热情：
一个老贫农来班上作“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的报告，报告完后，每个人得写出感想，她写的被他在班会上斥责为“无动于衷”，简直像一个冷血动物写的！她写了第二遍，他说她认识浅薄，未看见她父亲的双手上，同样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她写完第三遍，他将它贴在了教室的墙上，加上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题签。
全校学生吃忆苦餐，那饭是用野菜、薯根和糠秕做的，大家在食堂里排好队，走到盛饭的大桶前，一人碗里舀上一勺，她盛好正要离开，他跑了过来，几乎用高音喇叭的音量，对厨房师傅喊道：“你得多给她几勺，她是国民党将军的千金小姐”……
57年8月，读了三年专科、人却像老了十岁的她，终于熬到了毕业，被分配去湘潭一所中学当教师，恰逢反右斗争高潮，革命群众离不了广播去倾泻愤怒的心声，原来的广播员喊得声带撕裂了，领导见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便要她暂代这工作。
仅仅代了二天半，上午，她还在麦克风前声讨别人，下午，喇叭里一个男性的声音又在铿锵地宣布学校反右斗争的最新胜利：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直到事隔多年，她在劳改农场里碰到了一个师专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师，才了解到划她右派的材料是由师专转来的，那位团支部书记留校后，正进了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
军内划右也大多如此。
1957年以后，作为右派分子，白桦常常想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一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当你一旦被一个有权威的人指称为“琵琶”（鬼）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和近邻就信以为真，对你群起而攻之，把你当成祸害一切活人的鬼。焚烧你的房屋，有理。打你，杀你，也有理。把你驱逐到“琵琶”（鬼）寨，所有的亲人都和你断绝关系，你立即成为一个行动在阳光下的幽灵。
这样的“鬼”和“幽灵”是怎样制造出来呢？
……我作为一个来自北京、曾经在云南生活过的作家，被邀请参加过省委宣传部的一次作家鸣放会议，我讲过一次话，一次人话。我只是说应该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应该给予文艺工作者起码的创作条件，应该让作家协会成为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不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官方机构。我的发言十分温和，无论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云南的反右运动开展以后，竟会缺席把我指定了一个重要的反派角色。云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谢富治是云南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他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判。虽然我已经是总政治部的创作员而不是他的部下了，但由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谁也不能阻拦……
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出于对自己部下的关爱，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去昆明，也不同意把我划为右派。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却坚决支持谢富治的要求，并坚持要把我划为右派。我只是一个小上尉，当然和谭政大将没有任何个人纠葛，只是因为分工领导军队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是萧华上将，总政创作室揪出的右派愈多，愈说明萧华上将的不称职（最后，总政创作室被划为右派或中右的人几近一半）。我在景山北街萧华上将的寓所求见他，他答应为我说项，但没有结果。我不得不在深秋季节，千里迢迢，远赴昆明，接受批斗……
总政创作室，在我之前已经有公刘、徐光耀、樊斌、何孔德等定为右派。我的问题由于上层意见的不统一，拖到1958年的春天还没定案。创作室主任虞棘在创作室的会议上，吞吞吐吐地希望不要把白桦划为右派，并透露了萧华的态度，同时，也把周扬在某次讲话中的意见说了出来。进入深秋以后，连周扬都感到在全国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有过“是不是可以宽大一些，少打几个”的表示。虞棘的发言，立即遭到创作室副主任魏巍等人的义愤填膺的反对，他们反驳虞棘说：“让萧华、周扬到我们会上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徐光耀已经划成了右派，白桦也应当划成右派。”可见在政治运动中，无论多么左都不会错。而且，即使像萧华、周场那样的高级干部，如果在飞速左转的战车背后助一臂之力，他们的确力大无穷；如果试图去阻挡一下，不仅无能为力，一不当心，自己也会被卷入车轮之下。因为向左转的战车，从来都不会装上刹车装置。创作室的积极份子们突然把矛头指向虞棘，指责他“一贯右倾，姑息养奸，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堕落为右派。”他一直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角色的转换。1958年春天，由军事法庭宣判开除军藉，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此被逐出文学界，逐出公开的社会生活。
--（白桦《如梦岁月》）
白桦先生是名人，还可以举一个非名人的例子。此人叫刘奇峻，他1943年10岁上下参加八路军，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他记不清了，战场上失去一只眼睛，如果不是因为在淮海战场上拣到了一把小提琴，他已经是营长、团长一级的军事干部。他一双使惯了枪杆子的大手，却迷上了这琴，渐渐在琴弦上调理出月光、流水和天籁来，并在全军文艺比赛中获奖，为此，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了四年。
1957年春夏之交，带着大尉肩章的他，回到了北方的一座小城他所在的部队。
刚进军部，首先扑进眼帘的不是欢迎他的战友，而是一片片似渡江战役里风帆压过来的大字报栏，一个个笔墨赫然的标题，像横扫的弹雨一般，射得他一时间竟透不过气来：《要揭盖子，不要再捂盖子！》
《不鸣放，不对头！》
《难道我们这儿就没有官僚主义吗？》
《希望在哪里？--在于改变领导作风》
《“鸣放”之中一小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