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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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千古浩劫(4)

“1965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12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1966年1月动大手术,又到疗养院休养,直到6月7日才出院。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11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12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1967年3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不是家人不想来,而是来不了,一子一女均被运动给牵扯进去。有病而又未住上院的日子里,原《新民报》的老板陈铭德、邓季惺伉俪,这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不顾年老体衰,不怕受牵连,一个早早去医院替浦熙修挂号,一个去将她接来,看完病后,又送她回家。

虽有一个叫刘嫂的保姆,照料她的生活,但家徒有虚名,多数时候,与世隔绝的她,作伴的唯有大团大团水母般浮动的兰色烟雾,57年以后,她开始吸烟,现在可谓一枝接着一枝,像一头潜在雾谷中的母兽。再有,“文革”时旧帐重提的批斗,妹夫彭德怀的不白之冤……又似一场场鹅毛大雪,压白了她的鬓发。

病情最严重时,大小便都十分困难,她常常痛得整夜不能入睡,几次对来探慰她的一个同龄表姑叹道:要是每天能睡着一个小时有多好啊!一瓶瓶的止痛药,几乎掏空了肠胃,表姑买来往日她爱吃的酱鸭、炒杏仁,好容易咽下一点点,她就吐了。一次,刚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回京的费孝通来看她,她提到好多年前,在费家吃过一回他夫人烹制的红烧肉,真香!次日,夫人做好后,他从西郊骑自行车赶紧送来。离开时,因癌症复发躺在床上的浦熙修,紧紧地牵着费孝通的手,一对1957年的难友,彼此心里都明白,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期间,“民盟中央派王健同志去看望她。当时,她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民盟中央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她为此心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经组织上同意,就把这些信件归还给她,她当时非常感激,使她多年来心灵上的重负,得到了少许的减轻和平衡。”(金若年《我国新闻战线一颗亮星的陨落》见《忆浦熙修》一书)

1970年4月23日,当皑皑雪山下的一对瞳仁,凋落尽生命的最后一丝色彩时,浦熙修和曾是她十年情人八年陌路之人、但始终对其怀有歉疚之心的罗隆基的结局,竟是不谋而合,两人都孤寂凄恻,幽幽而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享年不足60岁。

必须得给未来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不可阙如的史实是--

在这场“革命”中,本已成为“黑五类”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大抵可以去做一只死老虎。在遭受初期的凌辱与暴力后,渐渐成为一道隔夜后取出来的菜,让那些高傲、追逐新鲜而又强刺激的胃口失去兴趣,于是得以苟延残喘,坚韧地等待一身血污的时代之躯爬去历史的河边擦洗自己的面容。

但终有不甘于做死老虎的右派。他们多是血性之人,要赶去时代前边,揭开反右运动那沉重的帷幕,煞有介事地以为1957年该是“刘邓黑线”上的一截;或者,一颗并未沦为水泥地的大脑,在欧洲中世纪般禁锢的思想暗夜里,却自我敲击出一簇簇明丽的火星,对极左政治泡制出的诸多政策、运动,干脆已经有了全面、深刻的怀疑。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活老虎,被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当主政者需要证明革命在红得异常斑烂的同时,又红得何等严峻,比如紧接在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遍及全国的“三查”运动,既有老帐又有新帐的他们,便成了一头现成的祭牲。

“文革”对于他们,只意味着完成了由“右派”到一名死囚犯的阴阳转折。

“文革”谓之惨烈,当表现在即使是跨世纪地到了今天,它对于至少两亿中国人来说,仍是记忆中的一片硕大无朋的停尸场。

人们可以在此寻找到自己伤痕累累的长辈,死不瞑目的亲友。在这片寒烟衰草、暮云鸦噪的所在,到哪里去找寻这些“右派死囚犯”的名字呢?

在苦难的废墟上去清理苦难,多半叫人蹙眉黑脸,恰如去成就的大厦里装潢成就,一定让人神采飞扬……

现在,我能够记录在这里的第一个人,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林昭:

林昭在北京劳教两年多后,因支气管扩张,时常咯血,由母亲接回上海看病。这一期间,她常去复兴公园散步,很快就有“慧眼”们察觉,她并非来这里看凝霞敷锦,赏曲径风荷。她偶尔还去大光明咖啡馆坐坐,到此也不是为着喝咖啡,她与之接触频繁的,是一个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和另一个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

在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定论的荒诞上,在所谓的“大跃进”对国家和人民性命的巨大破坏与巨大摧折上,乃至在将南斯拉夫咄咄逼人地判定为修正主义的对外方针上,三人均有强烈的不平。他们将自己的看法,写成信件寄去了中央有关部门。很快,三人均遭逮捕。

林昭的父亲亲历了公安人员来家搜查的场面,连橱子里的几个罐头也一一撬开,当即变了脸色、口出谵语的他,不到一个月便自杀身亡。林昭被视为“首恶分子”,加上“态度恶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两人各为13年和7年。

在服刑期间,林昭又先后以绝食、写血书、诗歌、日记及呼喊口号等方式表示不服。她曾经这样对同监的难友们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这个黑暗的年代,最终总是要被人民消灭的……”

一次,其妹彭令范去探监时,当探视的与被探视的人都走完了,浑身素缟的林昭才被允许出来,有如昆剧里窦娥的扮相,上穿一件破旧的灰色夹袄,下穿用白被单改成的长裙,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扎在额头上的一方白巾上,写着一个血红的“冤”字(笔者注:据与林昭当年同一监号的丁芸女士回忆,在监狱里有时林昭则手臂上戴一只黑袖套,上面用白棉线绣了一个“冤”字。),妹妹一下明白了为何自己被安排在最后的原因。

在一度保外就医期间,林昭曾告诉妹妹,她曾遭到狱方最重的惩罚,即被连续背铐180天。以后,她将为何背拷一事告诉了张元勋,后者1965年刑满,仍留劳改农场就业。有了有限的一点人身自由后,他马上请假赶到上海,看望林昭--

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

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

“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

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母亲和妹妹都不敢目睹被林昭自称为的“杂技表演”,即在反铐的状态中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妹妹却又远比母亲镇静:

1968年五一节那天,下午二时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令范下楼开门。进来的是一个男人,倘若不是一身警服,你还以为这是上门来收水电费的--

他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

令范什么都没有说,似乎对方就是来收水电费的,她面如素月,清远,从容而又冷漠,上了楼,从抽屉里找出5分钱,又下楼交给他。只是每走一步,全身都像在通过一堵寒意沁骨的冰墙之中。也跟着下楼的母亲,忙问:

“为什么?”

这几个字,一脱口而出,大抵那答案便已如一颗子弹似地击中了她,母亲一下昏厥过去……不久,因为这个冤案,又一次导致了林昭母亲的自杀。姐姐罹难后,我们没有见过判决书,也未看到任何公开审判的贴出像当时一般判死刑犯人的告示。大概半个月后,母亲的一个学生黄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区离提篮桥不远。我去后,他告诉我,在他家附近一条街道的电线杆上,贴着有关林昭的判决。他说,你如果要去看的话,到天黑了带一只电筒去,不过得小心。我又紧张又焦虑地找了许多时候,终于在那不受人注意的电线杆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种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语句,读起来很吃力。在幽暗的电筒光下,我背下了判决书。我的心沉沉的,那夜晚正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彭令范《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据丁芸女士日记记载:林昭是在4月29日经秘密审判后,于当日下午执行死刑。当她被带出监号时,向难友们招手频频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时,她想要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咀,她又嘶喊着:“妈妈,你在哪里?”狱吏们用早已准备好的布条,将她的脑袋给裹了起来……

林昭年仅36岁,仍是处女之身。

我还知道的一个“右派死囚犯”,名字叫沈志锐。

与林昭相比,他留下来的生平便显得简约了,而提供这些给我的,还是他的儿子--现在新闻出版署上海办事处工作的沈阳先生。我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沈志锐”这三个字,可能仅仅成了表示一个人曾经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汉字符号--

他籍贯无锡,从小喜好文艺,擅写会画。上世纪四十年代,来上海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曾在影片《孔子》中饰演过门生子路,此后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沈路。

其妻子的大哥,是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员,因为叛徒告密,转移去了苏南新四军。在他的来信里一片天崩地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美好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将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儿。沈志锐带上弟弟,也去苏南投奔了新四军。

上了一段类似“抗大”性质的军校,他分去了东北,正赶上辽沈战役。沈阳尚记得在童年时自己看过的几张照片,胸前缀有军功章的父亲,站在威猛的坦克车上,方正的脸庞上年青、英俊,爽朗得像东北黑土地上无边的高梁。

大约是在打四平时,我方缴获了国民党大量武器,全部带走有困难,留下来还给敌人更不行,最后堆放一起用炸药炸了,沈志锐被震聋了耳朵。送进医院治疗了一段,所幸是假性的,出院后转业到了沈阳市总工会,以后又去一所中学当校长。1954年经组织上照顾,让他偕妻携子,一家人回了上海,他被安排到北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北郊中学当副校长。

在沈阳的印象里,那是自己唯一美好偏偏又是那么短暂的几年。

家住在卢湾区皋兰路上,旁边是孙中山先生故居,这一带在解放前显然是富庶人家的住宅区,中西合壁、风格多姿的各式楼房,宽敞、幽静的马路,两边是蓊蓊郁郁、高大的法国梧桐,还有夏日时会绽开大团大团象牙白的广玉兰,如同一道将嚣嚣市井声挡在了外面的悠远长堤……

从他所在的教室恰能看到自家的窗口,父亲忙于工作,早出晚归,若有一点空闲,便会进儿子的房间,从窗口父子一道看这夕照中美丽、安谧得令人心醉的校园。他给儿子讲岳母刺字、孔融让梨的故事,唱那秦腔一般高亢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屡屡提醒儿子,在学校里一定不要有优越感,更不能去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

日后长大懂事了,沈阳才明白父亲难过1957年这一劫,几乎是命定的。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像他这样将《满江红》当作人生浩歌来唱的人,怎会去官场上趋炎钻营,违心作态?像他这样不无温情的视线,屡屡萦绕在出身不好的学生身上的干部,怎甘愿出入于一道道斗争与运动的旋转门,并享受到一种整人的快乐?

沈志锐在北郊中学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次年,被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教。家顿时成了秋风中的黄叶,被扫出了洋楼,住进了一间逼仄、潮暗的小屋。随即降临的厄运,好似高速下降的电梯--

去北站给父亲送了几身旧衣服回来便变得缄默少语的母亲,突然得了癫痫,病一发作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还常常发作在小菜场这类地方。可能是精神上的巨大压抑,迸发为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她不停地揪自己,捶自己,将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条条碎布……

刚进金融中专的哥哥,再没有钱读下去,学做木匠,决意要挑起养活家人的重担。一次,正使凿子凿眼,木料很长,另一头有人经过一碰,这一头,凿子便一下戳进了他的大腿……

沈阳还有一个弟弟,叫沈陵。当时,母亲就说这名字不太吉利,唯物主义者的父亲,却执意按此名字,说是为了纪念自己牺牲了的战友,他们都安葬在沈阳的北陵公园。一次,弟弟发高烧,脸烧成了紫茄色,家里却掏不出一个子儿,左邻右舍实在看不下去,凑了几元钱,赶快送去广慈医院。急症室里,护士一针打了下去,弟弟5岁的小命却一下断了气。

这在今天,再升斗小民,也敢将官司打到海牙国际法庭去,可在那时,沈阳、哥哥和母亲,没有一个人敢吱声,仿佛是自己给这世界上添了乱。这不,区卫生防疫站又派了两个人来,戴着厚实的大口罩,在家的里里外外喷了一圈药水……

上课时,沈阳常常神思走马,想看而又怕看的地方,便是以前家居的自己房间的窗口。大概这种倒翻了五味瓶的心情,便如他父亲,西望一片烟水气中的大上海。

劳教时失去了人身自由,结束劳教后,分去合肥市郊的一个砖厂做工人。允许请假了,却又在窑中摔折了腿,等腿治好了,已是“文革”。他回了上海一趟,十几年来,这座东方大都市的金融、商业功能全面萎缩,但革命警觉性之高,几近能分辨出过往蚊蝇的雌雄,他的一举一动,均在有关方面的注意中。

沈阳所在的中学也找了他:你得交代清楚,你父亲回到上海后,对你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我估计,沈志锐的血脉里可能还拍打着《满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