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12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1966年1月动大手术，又到疗养院休养，直到6月7日才出院。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11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12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1967年3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不是家人不想来，而是来不了，一子一女均被运动给牵扯进去。有病而又未住上院的日子里，原《新民报》的老板陈铭德、邓季惺伉俪，这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不顾年老体衰，不怕受牵连，一个早早去医院替浦熙修挂号，一个去将她接来，看完病后，又送她回家。
虽有一个叫刘嫂的保姆，照料她的生活，但家徒有虚名，多数时候，与世隔绝的她，作伴的唯有大团大团水母般浮动的兰色烟雾，57年以后，她开始吸烟，现在可谓一枝接着一枝，像一头潜在雾谷中的母兽。再有，“文革”时旧帐重提的批斗，妹夫彭德怀的不白之冤……又似一场场鹅毛大雪，压白了她的鬓发。
病情最严重时，大小便都十分困难，她常常痛得整夜不能入睡，几次对来探慰她的一个同龄表姑叹道：要是每天能睡着一个小时有多好啊！一瓶瓶的止痛药，几乎掏空了肠胃，表姑买来往日她爱吃的酱鸭、炒杏仁，好容易咽下一点点，她就吐了。一次，刚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回京的费孝通来看她，她提到好多年前，在费家吃过一回他夫人烹制的红烧肉，真香！次日，夫人做好后，他从西郊骑自行车赶紧送来。离开时，因癌症复发躺在床上的浦熙修，紧紧地牵着费孝通的手，一对1957年的难友，彼此心里都明白，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期间，“民盟中央派王健同志去看望她。当时，她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民盟中央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她为此心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经组织上同意，就把这些信件归还给她，她当时非常感激，使她多年来心灵上的重负，得到了少许的减轻和平衡。”（金若年《我国新闻战线一颗亮星的陨落》见《忆浦熙修》一书）
1970年4月23日，当皑皑雪山下的一对瞳仁，凋落尽生命的最后一丝色彩时，浦熙修和曾是她十年情人八年陌路之人、但始终对其怀有歉疚之心的罗隆基的结局，竟是不谋而合，两人都孤寂凄恻，幽幽而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享年不足60岁。
必须得给未来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不可阙如的史实是--
在这场“革命”中，本已成为“黑五类”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大抵可以去做一只死老虎。在遭受初期的凌辱与暴力后，渐渐成为一道隔夜后取出来的菜，让那些高傲、追逐新鲜而又强刺激的胃口失去兴趣，于是得以苟延残喘，坚韧地等待一身血污的时代之躯爬去历史的河边擦洗自己的面容。
但终有不甘于做死老虎的右派。他们多是血性之人，要赶去时代前边，揭开反右运动那沉重的帷幕，煞有介事地以为1957年该是“刘邓黑线”上的一截；或者，一颗并未沦为水泥地的大脑，在欧洲中世纪般禁锢的思想暗夜里，却自我敲击出一簇簇明丽的火星，对极左政治泡制出的诸多政策、运动，干脆已经有了全面、深刻的怀疑。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活老虎，被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当主政者需要证明革命在红得异常斑烂的同时，又红得何等严峻，比如紧接在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遍及全国的“三查”运动，既有老帐又有新帐的他们，便成了一头现成的祭牲。
“文革”对于他们，只意味着完成了由“右派”到一名死囚犯的阴阳转折。
“文革”谓之惨烈，当表现在即使是跨世纪地到了今天，它对于至少两亿中国人来说，仍是记忆中的一片硕大无朋的停尸场。
人们可以在此寻找到自己伤痕累累的长辈，死不瞑目的亲友。在这片寒烟衰草、暮云鸦噪的所在，到哪里去找寻这些“右派死囚犯”的名字呢？
在苦难的废墟上去清理苦难，多半叫人蹙眉黑脸，恰如去成就的大厦里装潢成就，一定让人神采飞扬……
现在，我能够记录在这里的第一个人，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林昭：
林昭在北京劳教两年多后，因支气管扩张，时常咯血，由母亲接回上海看病。这一期间，她常去复兴公园散步，很快就有“慧眼”们察觉，她并非来这里看凝霞敷锦，赏曲径风荷。她偶尔还去大光明咖啡馆坐坐，到此也不是为着喝咖啡，她与之接触频繁的，是一个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和另一个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
在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定论的荒诞上，在所谓的“大跃进”对国家和人民性命的巨大破坏与巨大摧折上，乃至在将南斯拉夫咄咄逼人地判定为修正主义的对外方针上，三人均有强烈的不平。他们将自己的看法，写成信件寄去了中央有关部门。很快，三人均遭逮捕。
林昭的父亲亲历了公安人员来家搜查的场面，连橱子里的几个罐头也一一撬开，当即变了脸色、口出谵语的他，不到一个月便自杀身亡。林昭被视为“首恶分子”，加上“态度恶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两人各为13年和7年。
在服刑期间，林昭又先后以绝食、写血书、诗歌、日记及呼喊口号等方式表示不服。她曾经这样对同监的难友们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这个黑暗的年代，最终总是要被人民消灭的……”
一次，其妹彭令范去探监时，当探视的与被探视的人都走完了，浑身素缟的林昭才被允许出来，有如昆剧里窦娥的扮相，上穿一件破旧的灰色夹袄，下穿用白被单改成的长裙，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扎在额头上的一方白巾上，写着一个血红的“冤”字(笔者注：据与林昭当年同一监号的丁芸女士回忆，在监狱里有时林昭则手臂上戴一只黑袖套，上面用白棉线绣了一个“冤”字。)，妹妹一下明白了为何自己被安排在最后的原因。
在一度保外就医期间，林昭曾告诉妹妹，她曾遭到狱方最重的惩罚，即被连续背铐180天。以后，她将为何背拷一事告诉了张元勋，后者1965年刑满，仍留劳改农场就业。有了有限的一点人身自由后，他马上请假赶到上海，看望林昭--
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
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
“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
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母亲和妹妹都不敢目睹被林昭自称为的“杂技表演”，即在反铐的状态中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妹妹却又远比母亲镇静：
1968年五一节那天，下午二时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令范下楼开门。进来的是一个男人，倘若不是一身警服，你还以为这是上门来收水电费的--
他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
令范什么都没有说，似乎对方就是来收水电费的，她面如素月，清远，从容而又冷漠，上了楼，从抽屉里找出5分钱，又下楼交给他。只是每走一步，全身都像在通过一堵寒意沁骨的冰墙之中。也跟着下楼的母亲，忙问：
“为什么？”
这几个字，一脱口而出，大抵那答案便已如一颗子弹似地击中了她，母亲一下昏厥过去……不久，因为这个冤案，又一次导致了林昭母亲的自杀。姐姐罹难后，我们没有见过判决书，也未看到任何公开审判的贴出像当时一般判死刑犯人的告示。大概半个月后，母亲的一个学生黄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区离提篮桥不远。我去后，他告诉我，在他家附近一条街道的电线杆上，贴着有关林昭的判决。他说，你如果要去看的话，到天黑了带一只电筒去，不过得小心。我又紧张又焦虑地找了许多时候，终于在那不受人注意的电线杆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种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语句，读起来很吃力。在幽暗的电筒光下，我背下了判决书。我的心沉沉的，那夜晚正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彭令范《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据丁芸女士日记记载：林昭是在4月29日经秘密审判后，于当日下午执行死刑。当她被带出监号时，向难友们招手频频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时，她想要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咀，她又嘶喊着：“妈妈，你在哪里？”狱吏们用早已准备好的布条，将她的脑袋给裹了起来……
林昭年仅36岁，仍是处女之身。
我还知道的一个“右派死囚犯”，名字叫沈志锐。
与林昭相比，他留下来的生平便显得简约了，而提供这些给我的，还是他的儿子--现在新闻出版署上海办事处工作的沈阳先生。我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沈志锐”这三个字，可能仅仅成了表示一个人曾经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汉字符号--
他籍贯无锡，从小喜好文艺，擅写会画。上世纪四十年代，来上海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曾在影片《孔子》中饰演过门生子路，此后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沈路。
其妻子的大哥，是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员，因为叛徒告密，转移去了苏南新四军。在他的来信里一片天崩地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美好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将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儿。沈志锐带上弟弟，也去苏南投奔了新四军。
上了一段类似“抗大”性质的军校，他分去了东北，正赶上辽沈战役。沈阳尚记得在童年时自己看过的几张照片，胸前缀有军功章的父亲，站在威猛的坦克车上，方正的脸庞上年青、英俊，爽朗得像东北黑土地上无边的高梁。
大约是在打四平时，我方缴获了国民党大量武器，全部带走有困难，留下来还给敌人更不行，最后堆放一起用炸药炸了，沈志锐被震聋了耳朵。送进医院治疗了一段，所幸是假性的，出院后转业到了沈阳市总工会，以后又去一所中学当校长。1954年经组织上照顾，让他偕妻携子，一家人回了上海，他被安排到北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北郊中学当副校长。
在沈阳的印象里，那是自己唯一美好偏偏又是那么短暂的几年。
家住在卢湾区皋兰路上，旁边是孙中山先生故居，这一带在解放前显然是富庶人家的住宅区，中西合壁、风格多姿的各式楼房，宽敞、幽静的马路，两边是蓊蓊郁郁、高大的法国梧桐，还有夏日时会绽开大团大团象牙白的广玉兰，如同一道将嚣嚣市井声挡在了外面的悠远长堤……
从他所在的教室恰能看到自家的窗口，父亲忙于工作，早出晚归，若有一点空闲，便会进儿子的房间，从窗口父子一道看这夕照中美丽、安谧得令人心醉的校园。他给儿子讲岳母刺字、孔融让梨的故事，唱那秦腔一般高亢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屡屡提醒儿子，在学校里一定不要有优越感，更不能去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
日后长大懂事了，沈阳才明白父亲难过1957年这一劫，几乎是命定的。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像他这样将《满江红》当作人生浩歌来唱的人，怎会去官场上趋炎钻营，违心作态？像他这样不无温情的视线，屡屡萦绕在出身不好的学生身上的干部，怎甘愿出入于一道道斗争与运动的旋转门，并享受到一种整人的快乐？
沈志锐在北郊中学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次年，被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教。家顿时成了秋风中的黄叶，被扫出了洋楼，住进了一间逼仄、潮暗的小屋。随即降临的厄运，好似高速下降的电梯--
去北站给父亲送了几身旧衣服回来便变得缄默少语的母亲，突然得了癫痫，病一发作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还常常发作在小菜场这类地方。可能是精神上的巨大压抑，迸发为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她不停地揪自己，捶自己，将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条条碎布……
刚进金融中专的哥哥，再没有钱读下去，学做木匠，决意要挑起养活家人的重担。一次，正使凿子凿眼，木料很长，另一头有人经过一碰，这一头，凿子便一下戳进了他的大腿……
沈阳还有一个弟弟，叫沈陵。当时，母亲就说这名字不太吉利，唯物主义者的父亲，却执意按此名字，说是为了纪念自己牺牲了的战友，他们都安葬在沈阳的北陵公园。一次，弟弟发高烧，脸烧成了紫茄色，家里却掏不出一个子儿，左邻右舍实在看不下去，凑了几元钱，赶快送去广慈医院。急症室里，护士一针打了下去，弟弟5岁的小命却一下断了气。
这在今天，再升斗小民，也敢将官司打到海牙国际法庭去，可在那时，沈阳、哥哥和母亲，没有一个人敢吱声，仿佛是自己给这世界上添了乱。这不，区卫生防疫站又派了两个人来，戴着厚实的大口罩，在家的里里外外喷了一圈药水……
上课时，沈阳常常神思走马，想看而又怕看的地方，便是以前家居的自己房间的窗口。大概这种倒翻了五味瓶的心情，便如他父亲，西望一片烟水气中的大上海。
劳教时失去了人身自由，结束劳教后，分去合肥市郊的一个砖厂做工人。允许请假了，却又在窑中摔折了腿，等腿治好了，已是“文革”。他回了上海一趟，十几年来，这座东方大都市的金融、商业功能全面萎缩，但革命警觉性之高，几近能分辨出过往蚊蝇的雌雄，他的一举一动，均在有关方面的注意中。
沈阳所在的中学也找了他：你得交代清楚，你父亲回到上海后，对你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我估计，沈志锐的血脉里可能还拍打着《满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