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陈沂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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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后记

悠悠伯乐情--再记陈沂对我的关怀

著名诗人邵燕祥在《祝贺陈沂同志从事文化新闻工作60周年》诗中写道:

笔阵戎行六十春,白山黑水早知闻。

岂因名姓同元帅,天下谁人不识君。

余生晚也,无缘识君。我出生在反右派的年月,当自己渐渐长大时,陈沂早已消失在白山黑水间。犹如谈虎色变一样,右派这个字样令人不寒而栗,何况是大右派。因而人世间陈沂的踪迹荡然无存。

余开窍晚也,无力识君。高考改革,唤醒了无数个青年,真正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壮景。我亦是醒悟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高考书。此时的陈沂,再次跨关南下,以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课为立足之本,在上海这个舞台导演起威武雄壮的话剧。

余讨教晚也,但有缘识君。茅盾逝世的年月,我已有幸考入九江师专中文系就读那是一个文艺的春天,无数新芽冒尖,无数老树淀芽。师生间,也开展创作竞赛,暗暗地较着劲儿。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不断涌现,不断涌现的冒尖人物成了大家追逐的对象。在这些成果中,李彪教授鲁迅研究的成果引人注目,自然也就影响了我。恰巧此时,大量的有关茅盾的材料问世,使我对茅盾产生敬慕之情,使我萌发了从事茅盾文学研究的念头。在此后的几个年头里,我埋头苦读、埋头苦写,居然也发表了几篇论文。我的兴趣越来越浓,胃口也越来越大,最后完成了《茅盾与中学语文名家名篇》和《茅盾面面观》书稿。这两部书稿命运不佳,屡投屡退。面对一次次退稿,我对自己的作品质量,对自己的研究能力有些怀疑,很想找一位名家给我诊断一下。此时,我记忆中显现出《一代文章万代传》作者陈沂的大名,因为此文对茅公充满感激之情,对茅公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茅公作品如何走向青年作了有力阐述。作者对茅公是情真意切!寻求这样的先辈帮助,定能获益。于是,我发出了求教信。

果然,陈老很快回信索稿,并告之他最新通讯地址。从此,鸿雁往来,我不断地按照陈老的指导,在作品的可读性上下功夫。陈老亲自登《文学报》、《海上文坛》编辑部大门,推荐拙文。当《文学报》总编郦国义告知我这些细节后,我情不自禁挥就《伯乐情--记陈沂对我的关怀》一文,发表在《文学报》上。

1994年,我爱人李平凡先后在静安区、浦东新区和普陀区应聘中学老师,均获得成功,我亦有幸回沪。从此,陈老那幽静的旧居以及后来迁居的新房,成了我经常出入的场所。陈沂为人热情,因而访客很多,但对我异常热情,时常迎送,常有人用羡慕的目光打量我。我知道,他如同鲁迅、茅公那样,对文学后辈寄予厚望。最终,在他的鼎力相助下,修改后合编为一体的拙着《茅盾评说》出版了,连书名也是陈老定的。

余幸运也,全面只君。在与陈老交往的日子里,我渐渐走入到他的历史、他的内心中去。《文艺杂谈》显示了批评家历程,《十年历程》记录了上海滩风云变幻,《白山黑水》再现了东北人民解放战争壮丽史诗,《归来集》抒发了赤子之情,《脚印》折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发展轨迹……

在我研究陈沂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人对陈沂有很高的评价。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高度评价《白山黑水》。刘白羽在其《心灵的历程》中,充满激情地叙述了陈沂夫妇在战争年代帮他治疗腰病的往事。张光年在其散文中,高兴地忆起同陈沂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情景。在上海第二届国际电影节幵幕仪式上,著名演员田华和于蓝远远地跑到陈老面前,著名演员张良紧紧地拥抱陈老,著名作家白桦端着酒杯向陈老走来。当晚上映的影片《九香》主角、影星宋春丽被众多观众围住,她左冲右突叫着老部长!老部长!而来,她也受部队老同志影响,敬重陈沂同志。军旅著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李瑛、徐怀中、彭荆风和张立云均给笔者来信指出:陈沂同志担任总政文化部长时,很备行,也很爱才,办事有魄力。那时候,是部队文艺工作最繁荣的时期。陈沂部长对解放军文艺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沂研究是有价值的。在《文学报》出版1000期大型座谈会上,陈沂谦称自己为业余作者。专程来沪参加会议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立刻打断他的话,并用贵州方言肯定道:不!你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与会的来自新闻、出版、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多人,发出了由衷的笑声。

从1993年以来,我研究陈沂的拙稿陆续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解放日报朝花》、《文汇报笔会》、《党史文苑》、《老人天地》、《影视天地》和《青少年日记》等报刊发表,这对我鼓励很大。我非常感谢这些报刊编辑的厚爱;同时,还要感谢上海的一些名家。上海社科院文研所邱明正所长把拙书稿推荐给市作协叶辛和毛时安同志,请他俩给拙着写序。著名作家叶辛和评论家毛时安出于对老领导和老前辈的敬重,出于对文学学歩者的帮助,在繁忙的工作、写作之中抽出时间阅读拙稿、写序。远在北京的中国文联罗扬、白雪峰同志,为本书的出版鼎力相助,令我十分感动。

《陈沂评说》部分稿件完成于江西九江,那是我生活了23年的第二故乡是我成长的地方。定稿于回沪的几年间,吸收了张贵淮主编的《历史的回答》一些成果。这几年在陌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有诸多不便,但由于结识陈沂,修改此稿和出书进展顺利,倒给我及家人带来了不少安慰和快乐!

1998年6月全书定稿于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