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报告文学的兴盛原因
报告文学的兴盛，是近些年来文上上令人十分瞩目的现象。即使在目前，当不少人认为小说、诗歌创作走向低谷，走向冷清的时候，报告文学创作依然生机勃勃，屡屡在读者中引起轰动。因为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的出现和存在，因为报告文学自身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现在，报告文学再也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亚文学”、是“边缘文学”，它已跳出过去多年人们把它视为散文之一种形式的框架，而完全以特殊的性格独立于文坛，成为与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相并列的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了。
自三十年代初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被介绍到我国之后，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进程中，虽然也有过几个小高潮出现，但是，截止“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以前，人们对报告文学这种新型文学形式的认识、理解、把握显然并不是完全充分和适当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报告文学创作无论从题材、内容、形式方面讲，都比较狭窄和单一。五十年代中期，刘宾雁和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严厉批判正是这种狭窄和单一情形的证明。在一个处处受到约束的年月，报告文学的发自然会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角落，自己的个性特征及其作用当然也是无法去实现，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无疑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文革”的结束，使我们的民族一下子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思想理论战线的“解冻”和经济战线的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改革措施，使各个领域一改过去多年保持和存在的那种僵化、呆滞的局面，焕发出一种生命般的活力。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创作也正是伴随着这次民族思维的觉醒和跃进而渐渐地找到自己，走向一个题材多样、内容单富、形式多样的开阔领域中来的。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报告文学新的崛起中无疑是领衔之作。作家在这篇作品中把陈景润这位多年一直被他人视为“白专典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报告的对象，热情地给予赞美，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学创作中都具有一种公正的精神和开创的勇气。它让读者看到了科学的神圣和为科学献身的知识分子的崇高，从而使过去多年轻视知识，忽视或打击知识分子的行为变得丑陋。随之而来，报告文学创作一时间把报告的视点集中转向知识分子，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创作小高潮。理由报告数学家华罗庚事迹的《高山与平原》，报告林巧稚大夫的《她有多少孩子》，黄宗英报告中年科技工作者秦官属及林学家徐凤翔事迹的《大雁情》、《小木屋》，陈祖芬报告科学家王运丰的《祖国高于一切》等等作品，都是这个阶段著名的篇章。报告文学作家作品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这种空前热情，显然是对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基本公正待遇现象的一种声援，也是报告文学在文学创作中寻求自己独立声音和性格努力精神的体现。在艺术的描写上，这些作品不再是机械地报道，十分注重形象性和率郁的感情投入，每每使人得到启发，受到感染。
刘宾雁复出文坛之后，呈献给广大读者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人妖之间》，既是他过去创作风格的延续，也是报告文学思辨色彩及批判功能被接受的实践验证。它的成功不光表明了刘宾雁自己报告文学创作才能，重要的还在于它打开了报告文学批判功能的禁区并有力地促进了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这之后，许多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自觉地举起正义的旗帜，向一切丑恶的思想、势力、行为进击，在民族进步的路途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出现了祖慰的《啊！父老兄弟》、韩少华的《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乔迈的《三门李轶闻）、孟晓云的（胡杨泪》、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李延国、临青的（虎年通缉令》等等。报告文学批判性的强化，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使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更加直接；又由于它的真实性原则而使它填充或弥补了新闻与生活之间的空缺。因之，这类报告文学总是能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并不时地受到欢迎。
“文革”十年，是民族的一场灾难，但是，当这“灾难”结束之时，又是一次全民族思维、思想转变的开端。在这种新思维起步的同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对未来前途的寻找追求与对过去历史的反思认识结合到一起。因之，破除和建设的工作几乎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人的身上发生着。正在延续着的改革活动，就是一种最大的破除和建设工作。这几年来，报告文学始终没有放弃对改革活动的关注，时时把改革带来的喜忧情景通过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报告传递出来，使读者对改革不断地加深认识。柯岩的《船长》、程树榛的《励精图治》、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李士非的《热血男儿》、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钱钢、江永红的《奔涌的潮头》、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等许多作品，就是来自不同时期改革现实中的声音。
自一九八六年始，报告文学创作开始发生了又一次较大的变化和整体性的推移。这就是从宏观全景角度来报告各种社会人生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给报告文学创作带来的新面貌，新格局。这样的作品虽以一九八五年间赵瑜报告晋东南地区交通运输问题的《中国的要害》和沙青报告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北京失去平衡）为先声，但真正成形并得到社会广泛认识的时间当为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八霍达的《万家忧乐》报告独生子女教育、婚姻裂变，中学生心理和消费者利益等问题的作品大量出现的时候。这些作品，以分明的个性区别于此前的报告文学作品。也许它们在其内容上和过去的作品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在表现方式，方法上已大不相同了。这类作品，不再以单一的人或事为报告对象，而把自己在许多社会人生现象中的观察发现，凝聚成的某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报告的对象和中心，然后围绕这一中心铺展开来，进行多方比较参照，提出判断，使读者对这一问题有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并进而参与到问题中来。
因之，它无论在视点或结构形式上，都要比此前那些单一性的作品开阔、丰富得多。全景的观察与多角度、多侧面的报告，大大提高了这些作品的典型性、信息性和覆盖面，所以，每一个重荽问题的提出与报告，几乎都引起了社会的轰动，产生强烈的反响。例如苏晓康、张敏报告中小学教师因待遇低下从而引起教师不安于教学，后继乏人，导致社会伦理道德调节机制崩溃，教育危机发生的《神圣忧思录》，报告法律不健全或得不到切实施行情形的《自由备忘录八胡平、张胜友在井岗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之际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再认识，苒思考的《历史沉思录》、贾鲁生、鲁娃通过对温州乐清县民间金融组织“抬会”兴起、倒台引起动乱情形的解剖对金钱作用认识的《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邓加荣围绕长春君子兰疯狂现象进行考察的《君子兰之谜》、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以及今年以来报告出国潮的《世界大串连》（胡平、张胜友）、报告大龄青年婚恋问题的《轮空，或再一次选择》（胡发云）、报告性问题的（白夜》（麦禾枢）、报告滥肆砍伐林木，破坏生态平衡的《伐木者，醒来！》（徐刚八报告在人工流产面前不同人们不同态度的《人工大流产）（瘦马）、报告中国体育误区的《强国梦》（赵瑜）、报告医务界现状的《红色的十字架》（谢致红、赵京平）、报告中年知识分子因为过分疲惫而早逝现象的《国殇》（霍达报告长江两岸植被严重遭受污染破坏的《只有一条长江》（岳非丘）等，都因为作者及时而深入地涉及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而被读者格外看重。另外，作者还把眼光投向历史，从而使某些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得到比较公正的认识。
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广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王苏红、王玉彬的《中国大空战》等作品，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之作，各以不同的风采惹人眼目，使人发生兴趣。
报告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多采，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它在缩写与报告社会众生相的同时，把自己的性格，把自己的面貌充分地表现到读者的面前，使读者对它的存在无法忽视，对它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
茅盾在谈到报告文学时曾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样式”“关于“报告文学”是的，“匆忙而多变的时代”不光催生着报告文学的产生，还培育着报告文学的持久发展。这些年来，报告文学之所以使众多的作家倾心，使它在广大的读者中受到欢迎，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新的选择关口，新腾飞的时代需要它。这个特定时期民族生活中各种各样矛盾生活现象的存在，对报告文学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所以，近十年中，报告文学之所以能从原本窄小、局限的地方起步并持续不断走向广阖、强盛，走向成熟，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现象，它实际上是社会生活对文学与文学对生活进行相互选择以后的结果。在存在着繁复纷纭矛盾冲突的生活中，人们需要对生活、对社会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自己适应这个现实，并做出进一步发展的选择。这时候，作为虚构的小说和更多情感成份的诗歌，显然难以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和实际生活要求；新闻报道又因其迅捷变化难以深入而不能完全承担起这么沉重的负载；于是，人们选择了既是以真实性为原则基础，又具备文学的形象生动和新闻的时效性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来讲，它因真实性可以使自己直接走到生活矛盾的前沿和斗争的中心，它因自己的文学性而不必像新闻消息那样的简略匆促，无意中放弃或空缺出许多生活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报告文学是文学与新闻之间的相向延伸与交融的产物，它同时得到并发挥了双方的特长。因为报告文学这种特殊性的构成，所以，愈是在复杂多变的时代生活环境中，它就显得愈加活跃。当人们对往昔的生活产生疑惑的时候，报告文学率先对许多具体的冤假错案进行逐一的揭露，指出其是非颠倒的真相；当人们因为习惯了的生活被打破，而新的生活秩序还未能充分显示出优越性使人们迟疑不决的时候，报告文学同样以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辩别，向人们不断地指出今是而昨非的道路。报告文学伴随着整个民族的大思考及其每一个重要的迈步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们看到它的重要价值作用。大的时代生活趋势推动了民族心理，民族生活观念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又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可以相对自由创作的环境，这正是报告文学之所以兴盛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与革新，都不可能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实现的。它必须借助并依赖于时代的力量和读者、观众的支持，在这多重的交叉需求与自我的扬弃中走向新界。近两三年间，诗的萎缩与试验小说遇到的冷清和孤独局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就在于诗和小说创作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忽视及对广大读者的漠视。它们闭门造车，只关心自我内心情绪这块小小的世界，甚至连这小小的世界也不去关心，而把创作看成一种纯艺术，纯技巧的游戏。
于是，苍白的内容及造作的形式使它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远远地疏离于广大的读者，变得无足轻重了。有意思的是，报告文学创作恰恰是在诗与小说（部分）失足的地方，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并有力地走向前去。了解报告文学创作的读者都会发现，报告文学的作家，始终把自己的思索与报告的范围对象，同广大的读者沟通起来，及时而又大胆地表示自己对生活现象的认识与判断，为正义者执言，向邪恶进击，把自己全部的感情投入到广大读者关注、对社会生活的进步有重要影响的报告对象中去表现了一种分明的参与意识和使命感。报告文学这种自觉地与读者的贴近，使广大读者在思想及感情上对报告文学产生出亲近感，从而把它看成不可忽视的文学，看成一种精神和情感的需要，且由此向它投放更强烈的热情。
正因为这样，在许多的情况下，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无形当中被读者视为代言人；视为公正的化身，视为了解和认识生活内情的有效途径。在认识和寻求报告文学兴盛原因时，广大读者对报告文学的这种充分的理解、支持，与欢迎的态度是丝毫也不能忽略的。可以说，这些年来，失去了广大读者的这种理解、支持和欢迎态度，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很难如此长久地保持一种创作激情，不断从事报告文学这种带有“危险”而又非常辛苦的文学形式的创作3报告文学多年来在承担民族痛苦以及寻求摆脱这种痛苦的过程中，在帮助人们丢弃陈旧因袭的负载及引导人们走向清醒与自觉，走向欢欣与富强的历程中，表现了赤诚的心胸和受苦者的形象。因之，它取得丰硕的成果和读者对这些成果的褒奖是理所当然的。来自广大读者的这种褒奖，比起中国作家协会四次评奖中对正好一百篇作品给予的奖励也许更加宝贵。因为，来自广大读者中的嘉奖使报告文学的成功显得更加深入。
似乎可以肯定，报告文学的兴盛，其原因还来自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确立和新的审美价值取向的生成。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延伸，文学的形式及其表现的方式方法变得空前的多样。但是，在这种形式、方法日渐多样化的进程中，因为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介入，使得许多作品带有明显的形式、技巧化倾向。具体到文学创作中，这种技巧、形式化的浸入，在诗、小说创作中就表现得相当突出。
由于不适当地对新形式、新技巧的追求，不光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内容，而且也对不少传统的，然而又是经过多少年积累沉淀之后建立起来并为广大读者习惯接受的文学因素’艺术成份构成排斥之势，从而打破了原有的文学观念，使得文学作品变得神秘而难以认识和把握了。在人们看到不少在形式、技巧上穷尽其力，表现着某种细小的情绪、变态的心理乃至造作虚假的思想及情感的作品时，因为欣赏的疲惫和接受的困难就会非常容易地产生出厌烦情绪。也许不必完全排除形式、技巧在文学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可是，形式、技巧只有服务于内容时它才变得有意义。从本来就起于合理虚构的内容再淡化之后又加以把玩，那么，能给读者的还有什么呢？文学这种严重虚化的结果，促进了崇实文学观念的建立，使纪实性文学被重视和推崇空前明朗和坚定。纪实性文学在全球文学领域中的兴起和盛行，就是文学对这种新的崇实观念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