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初入缅甸，英军虽不能抵日军之锐，却文不乐意中国插手；中国既然旅重兵前去抗击，却又不想做“挡箭牌”，因为政治上分歧和行动上的词床异梦，尽管第二百邮在戴安澜将军统帅下英勇奋战，虽获同古一战之胜利，最终却主动撤离6中英盟军在本可以大败日军：扼其北进的时候退缩自守，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导致败统。这首战的失败，绝不是军力的不支，而在于盟军指挥者的自守短视。在石军重兵侵犯，缅甸危在廷夕的时候，英国呔却还杯抱着老殖民主义者的心态时时考虑自己在缅甸的势力和利益，对中国人心怀疑虑，更企囪以牺牲中茵军队来维护缅甸的安全。这种倚大而又是小人的行径出现于反法西斯战场上，着实不能表现出英国绅士的教养和智慧；但以大国代表自居的蒋介石先生，在英缅军避敌不战，试：图以中国远征军为御敌前锋，自己坐收胜利成果的时候，就该在蔑视之余，为了大画的声誉，为了自身实在的利益，调重兵给日军以迎头痛击，着：实表现出大国的精神和风范来。可错蒋介石先生并没有这么做。他自私不前，丢弃了大好的战机。他短视图存，樯矛小计，却又因为战机的失去而陷入被动，结果步步失利，图存艰难。中国远征军反而道受了最大的苦难和损失。“大国之魂”，“魂”在何处？“魂”就在作者透过远征军在緬甸的表现，着到左右这支大军的蒋介石先生那强烈的政治家欲望和行为上的狡黠多变而让人感到的小家子气……
除去作者对滇缅印战区战事变化进程了解叙述的翔实生动外，最令人感典趣的：还在于，作者在追踪中茵远征军行动的同时，对于隐藏在这军事行动之后的“大国”人的灵魂的探视。蒋介石先生其时被认为是中国的代表。因之，在他的身上自然有他个人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无疑影响着他的行为乃至中国的行为。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蒋介石又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习惯道德的影响。所以，他的某些性格特点又在不少中国人的身上相似的表现出来。故此，作者借助外在的军亨行为描述兼及对“魂”的探视，这是从极佳的角度和深层次上认识这一战争，评判成败得失的有效途径。如果说同古大战的失利和战机的丢弃让我们看‘到蒋介石先生的短视自私和狡黯，看到“国魂”对他构成的某些影响的话；那么，此后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就非常强烈，淸楚地让我们看到“大国之魂”中那些看似庄严实则虚浮苛笑的部分是怎样导致了国家民族的灾雄，导致了大量忠贞爱国将士鲜血生命的牺牲。
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外和心离及不断发生的激烈冲突；对厲镝印战区的影响十分重大。史迪威从美国来亚洲就任盟军参谋长，意在协谪各国关系，直接参与指挥这里的战争。然而他却进土了蒋介石这倥并不满足于挂名，却总是躲在幕后的盟军统帅。史迪威有职无权，谋动虽善却无法落实，因为谁也不听他的指挥。蒋介石重权在握，可他却不认真地对待战争，实际上只把远征军的行动看成-种政治和利益的筹钨，随其利害而动作。钼之，他们二人之向的不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自然有他们二人性格的喊因，伹更多的表现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的人的文化差异。蒋介石依附大国，身为委员长，自视神成不容冒犯。因之，在他的心目中；史迪威根本不是一个合作者，而不过是一个听差而已。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为其政治首领造就的一种意识和习惯。可是，史迪威生活于西方的文化环境中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会景下政治首领釣这种意识和习愤他艾更多的作为一不将军从窜事行动及其胜败上看向题，忽略；了这军事行动背后的复杂政治问题。结果，他非但对委员长不屈从，还不时的提出播责和抱怨，这怎么可能不使冲突愈演愈烈呢。最后，还是以政治性的手段解决问题，贸斯福总统考虑到蒋介石当时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从大局着眼，撤换了史迪威9蒋公虽然军事上遭受重创，可政治上的胜利使他窃喜。在这窃喜的笑容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令人愉悦的形象，而是叫人蔑视的作态。表现在蒋介石先生身上的这种貌似庄严、独立，不轻易为人所用的行为方式，实质上是中国文化中那种看重虚荣；妄自尊大，自视高明等消极部分的体现。当这些东西像魂灵广般依在人们身上的时候，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于他，服从于他。蒋介石先生在与史迪威的冲突中，就充分的表现了中国君主那种独断专行，龙颜难犯的情形。然而，当这些“魂灵”延及其他一些人时，就又表现出另外一种形态。例如杜聿明，当一位英军上尉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军官抽高级香烟，而你们的兵却只能穿草鞋打仗”时，他把这在西方军队中简直算不上什么事的小事看得特别严重，以为这是对他威严的侵犯，是对他形象的一种伤害，多日耿耿于怀。可是，当他面对蒋介石时，他的威严全都荡然无存，表现出彻底的服从与忠诚。他把中国远征军看成“委员长的精锐部队”；他简直不可思议自己要去呷从史迪威的指挥。直到多年手；他还对史迪威试图指挥他面露愠色。然而，正是这样-个处处顾及威严，对委员长无条件服从的将罕在入缅作战失利之后，为了一个虚浮的14要把部队撖回祖画”，看来鮮乎对国赤诚的目的，置史迪成的多次警吿于不顾，把十几万大军带进缅北“野人”山，以致遭受极其慘重的苦难，几万官兵4命毁灭，戴安澜将军丧生，连他自己也差一点命没野山之中杜举明柞出北上决断不只是一般的指挥失而是那看不见的“旦却极有力量的“国魂”左右了他。他并不曷不知道撤退到緬北山区的危险性。但是，他借口英军首领亚里山大所说中届远征军退入印度将作为难民对待的无耻态度，更因为自己的尊严禅及潜寒于他心中的那个-祖国”的尊严矣到了伤害，致使他宁愿冒死，也不愿会避印度、等待桃备皮攻回来。更值得注意的癌，社将军的这二错误的决定，得到了除孙立人一人之外的戴安澜等许多高级军官的支持，可这个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恰恰是从小受着酋方教育，生长、生活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这就更容易看到两种文化传统对人的不同影响制约的情形了。孙立人当然不会甘愿作为“难民”去让英国人收容；也不是乐意“听洋人使唤”，而是他看到继续北退进绵绵大山，部队就会不击自败，甚至毁灭。在这紧急的关头，他决然与杜聿明等人分手，选择了去印度的路线。结果，自己并未做“难民”，随人调遣，而杜统帅的十几万大军却历尽生死劫难，在丧失了儿万人生命之后，又不得不退到印度来。在十几万人的生死关头，为了维护虚浮的“爱国精神”，为了自己心灵中那个自私而又脆弱的自身尊严，可以不计利害，独断专行，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下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怪现象。有意思的还在于，杜聿明失职如此，蒋介石对他虽有不满，此后却仍然视为心腹予以重用；可孙立人尽管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西方人器重，誉为中国的蒙哥马利，可他反而得不到蒋的看重，直至后来蒋仍借口陷害，削去他的军职，多年囿禁。从这种反常的现象，又可以看到“大国之魂”的一个侧面。
然而，大国毕竟是有力量的。在蒋介石怀着复杂的心机，与史迪威，与美国政府进行这样那样的周旋、交易的同时，确实也有几十万中国的官兵在滇缅印战区与日寇进行着惨烈的血战。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反抗侵略的正义精神，体现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这一切，自然也是中国之“魂”的重要部分，应当受到充分的推崇与肯定。尽管这些国魂、民族魂更富有价值和力量，但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它却要受蒋介石代表的那种灰色的“国魂”的制约，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剧。
历史是可以翻过去的，可“国魂”却是不易摆脱的。邓贤打开了历史，使我们见识到昔日那些明净光亮和污浊灰色的“国魂”。我以为他对于“国魂”的这种检视，正是他作品典“灵魂”，有了这个“灵魂”，才使他所报告的历史具备了：历卑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一部鮮祷的琬卖历史报告
--评张建伟《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
历史是过去生活的存在。后人或许永远也无法还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自。历史学家总是以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认哄评价历史。因之，在某些历史学的著作中，历史生活的客观性就时时地受到澎晌，历史的面貌有时也变得扑朔迷离了。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到底谁能够更加接近历史的本原“史德”的高下和“史识”能力的大小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对于不讲“史德”的人，对于“史识”短浅酌人来说，可能他整白地在史料中打滚儿可或许他永远还是个历史的门外游客，是进不到历史的厅堂的。张建伟是一棱有作为的新闻记者。可是，近几年间，他却突然对晚淸的历史生活有了浓厚的兴趣。在波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资科和研究书作之后，他竟然不能自抑地写出亇这部历史的报告文学大清壬朝的最后变革》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走向了历史的领域。克罗齐瞥以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规点自有其合理性。所谓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恐怕与此观点也不无相通之处。而报告文学，及生就有着规实性的要求。所以，历史的报告也性疰是规实报告的别二表现。张建伟的著作在报告文学与历史生活之间实现了对接，其实也是现实思考判断与历由的沟通。因之，它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中华文学选利》慧眼识珠，破例把这样一部尚未被人们充分注意到的作品全文给予选载；确实表现了编选者的眼力和气魄。此举对读者5疑是一次十吩有益的派送：
伏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把清王朝晚宇的那次“立宪”变革作为审视和报告的对象，真实生动而又深刻形象地描迷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活动及其矛盾斗争状况，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上那翻云覆雨的一页。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心理的生动形象性使作品有很强的阅读快感。而作家在拨理了多种历史的尘垢与后人芜杂的误识之后，对历史及历史人物所作出的真实描述和公正准确判断，更使这部作品以其新颖独到并不乏深刻的见识引人重视，给人启发。我以为这是一部对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人们对于历史的误识往往来源于对历史复杂择把握衿识的不足，来源于主观的功利性和学术研究上的请怠因袭作风。张建伟的成功正在于他摆脱了历史研究中的某些弊病。所以，他在面对历史时就显得敏锐而凌厉8大清王朝晚年，内忧外患，各种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复杂多变。要认清并準确地把握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以这次“立宪”变革来说，在光绪皇帝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骨干的戊戍变法运动，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而被慈禧太后残酷地镇压下未之后，刚过了五六年的时间，面对国势日衰的局面，慈禧自己却有了变革的念头。而首先捕捉到慈樁这神心理的恰恰又是袁世凯这位此前变革运动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