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巨》中的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法官略布金--加布金、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邮政局长施别金、假钦差大臣赫列斯达可夫等，都是喜剧性的人物。但是，在这些“城市老爷们”统辖之下的百姓们的生活却是悲剧性的；他们平时被敲诈勒索和鞭挞蹂躏，“钦差大臣”来后虽苦苦申诉，可是无济于事，反而引火烧身，增加了许多新的灾难。正由于作者把生活中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巧妙地展示了出来，所以在这里，“喜剧唤起的已经不是轻松的和愉快的、而是痛苦和悲哀的笑了”（别林斯基语）。由此可见，喜剧和悲剧不仅是相互对立的两个美学范畴，同时也可以通过作家思想倾向的能动作用，使之发生转化，而达到辩证的统一。果戈理创作中由讽刺所引起的“含泪的笑”虽然属于喜剧的美学范畴，但它却又具有悲剧的因素。当它嘲笑的对象是普通人物时，它显得可笑而又可怜，喜剧和悲剧因素明显地同时并存。当它嘲笑的对象是“生活的主人”时，情况就要复杂些了：对“生活的主人”来说，他们的滑稽是可笑而又恐怖的，这是一种恐怖的喜剧，对他们的受害者来说，这种喜剧里又包含着悲剧的成分。按照传统的说法，喜剧的笑声一般是诱发嘲笑者的优越感，但果戈理创作中的“含泪的笑”却有所不同，它往往是一种自我嘲笑，或者是意识到自己被无情的力量所压倒而发出无可奈何的解嘲。所以“含泪的笑”的美学功能是介乎喜剧和悲剧之间的。它造成震动，使你对现实的丑恶和荒谬得到认识，产生反感，发出笑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喜剧所特有的矫正作用。正如梅叶朱琦夫斯基在《果戈理论》中所说，“作为艺术家的郭果尔（即果戈理--引者注），藉着笑之光，探寻着这种神秘的实体（丑恶）的本质；作为人的郭果尔，藉着笑之武器，与这个现实的存在战斗着。郭果尔的笑--那是人类与丑魔（丑恶）的斗争。”
如果说，“含泪的笑”是果戈理的讽刺的主要特色，那么，真实地再现现实则是他的讽刺的基本原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城乡的社会生活中，官僚地主发号施令，支配一切，俨然以“生活的主人”自居。但他们卑污自私，不讲公德，生活腐化，精神堕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果戈理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了可笑的素材，通过巧妙的艺术加工，把官吏、地主塑造成名不符实、表里背谬的讽刺形象。他们地位高贵而品德卑劣，权势无限而精神空虚，外表堂皇而内心丑恶，貌似优雅文明而实则鄙俗不堪正由于这些矛盾现象的畸形共处，鲜明对照，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讽刺效果。密尔格拉得地方法院的法官好酒贪杯，带头受贿，养尊处优，吃得又白又胖，但他却草菅人命，开庭办案时，不是打瞌睡，就是谈养画眉，呈文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就拿起笔来签字。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城镇的市长，因为制服上掉了一颗纽扣，命令村长们和市区管理员整整找了两年尚未罢休。地方的官员们如此昏庸腐朽，高级法院的官吏们也只不过是一丘之貉。乞乞科夫收买“死魂灵”的事情被揭发后，N省省会的官场风波四起，震惊不解，成了他们蹙眉搔首的难题；堂堂省府官员，对乞乞科夫这样明显的投机交易，尚且如此感到困惑，这便充分表露了沙俄官吏们的愚蠢无能、脱离现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权能殊异，名实不符，品位相违的矛盾，在这里形成了辛辣的讽刺力量。玛尼罗夫以人类文明和美德的楷模自居，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蠢类，梭巴开维支满心鄙视地将别人都看作骗子、恶棍和强盗，而他自己却正是他所鄙弃的那种人；泼留希金己完全淹没在极度贪婪吝啬的、卑劣渺小的感情之中，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感情行为的合理性由于人物的主观感受与客观实际完全背离，在形象上形成鲜明而极不协调的对照，幽默和讽刺的艺术魅力便从中而生。
夸张是一切文艺形式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但在讽刺文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果戈理经常给人物性格中某一主要特征，作为人物心理和行为描写的基础，集中笔墨对它加以淋漓尽致的描绘，形成夸张的形象，来揭示其隐藏的本质。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的吃喝，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的贪污，赫列斯达可夫的说谎，玛尼罗夫的幻想，罗士特来夫的吹牛，泼留希金的悭吝都是实例。
果戈理的夸张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一般不把形象夸张到怪诞的程度，而是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进行现实主义的描写。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做贼心虚，当他听说赫列斯达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之后，他虽然作了周密的部署，可是内心仍然十分恐慌：本来是吩咐警察每人拿一把扫帚，将通向赫列斯达可夫所住旅馆的那条街打扫一下，结果竟说成了“每人拿一条街”当他动身到旋馆里去拜见赫列斯达可夫时，本来是取礼帽，却把帽盒当礼帽戴在头上；到旅馆里同赫列斯达可夫见面时，他“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伸直两手”，站在这位付不起房租饭钱，同样“睁大眼睛”的吃惊者的面前，而且按照既定的思维方式，从赫列斯达可夫说明自己困窘处境的真实言谈中，听出了弦外之音，进一步加深了他的错觉。之后，他更使尽了全身解数，低声下气，阿谀献媚，乘机拿出四百卢布当作两百卢布塞进赫列斯达可夫手里，还花言巧语地将这个“贵宾”邀请到自己的公馆做客，为女儿跟“钦差大臣”订婚创造了条件。事态的发展，确实是愈来愈显得荒唐可笑，但却又是那样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而且越是深究细品，就越能显示出其对宫场黑暗、社会恶习的深刻的讽刺力量。像这样的例子，在长篇小说《死魂灵》中就更多了。比如玛尼罗夫和乞乞科夫在城里相遇时，“两个人互相拥抱”，足足“过了五分钟”，“互相接吻，很有劲，很热烈，至于后来门牙都痛了一整天”。这些细节的描写，无疑是夸张的，但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二者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运用描写对象的高尚语言和卑鄙目的，谈话时的严肃态度和谈话中所体现的无聊内容之间的矛盾，以及把一些互不相干的现象，任意地联系起来，造成逻辑上的异变和混乱，也是果戈理在他的创作中常用的讽刺手法。描写乞乞科夫同五个地主进行“死魂灵”的肮脏交易时，就基本上是采用这种手法。其中乞乞科夫跟玛尼罗夫夫妇告别时所谈的一番话和关于擤鼻涕擤得很响而“得到了侍者们的大尊敬”一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明眼人一看便知，乞乞科夫是想用甜言蜜语讨好玛尼罗夫夫妇，然后从他们家里无偿地获得一批“死魂灵”。至于把鼻涕擤得很响，跟受到别人的尊敬，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正是通过这样两种互不相干的现象的凑合，却强调地指出了“这位绅士”的喜剧性特征，从而引起读者对他的鄙夷和憎恶。
此外，以生动而形象化的比喻，将否定人物的某种抽象感情或常见行为，使之物质化或动物化，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特异的情绪反应，情不自禁地发出幽默讽刺的笑声，这也是果戈理在自己的创作中，特别是《死魂灵》中运用得极其纯熟的讽刺手法。诸如将玛尼罗夫迎接乞乞科夫的笑脸比作“尽量地加了糟汁的药水”，把梭巴开维支的身材比作“中等大小的熊”，将“上流社会”那些穿着黑燕尾服参加知事家舞会的人比作一群“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把投机交易被揭发而身败名裂后的乞乞科夫比作见物必抓的”雄猫”，等等。作者藉助这些比喻，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正义立场以及对嘲讽对象的鄙弃感情和美学评价。
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对果戈理创作的讽刺特色作了精辟的评论：“他的小说，当你读的时候，是可笑的，当你读完之后，是悲哀的。他不是漫画式地、而是真实地表现着事物。”这完全可以作为果戈理讽刺艺术特点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