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斯堡，慕尼黑
一八九八年二月十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诞生于德国的奥格斯堡的一个殷实之家。这个德国作家中最坚定的资产阶级批判者不仅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而且他生长的城市也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发祥地之一。
布莱希特的家园古朴、静谧，一片田园风光，但也不无几分荒凉；他的家在护城河旁，河的一边是栗树林荫道，另一边是旧城墙的断垣残壁。天鹅在水塘里游嬉，栗树飘落片片枯叶？
布莱希特对自己出生的家庭没有好感，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叛逆的种子，他晚年的一首小诗便是印证：
我是个富人家的宠儿，父母将我的衣领扣得紧紧，娇生惯养，让人伺候，还教我如何去发号施令。
待我长大成人，举目四顾，上流社会芸芸众生，不能赢得我的欢心，不愿让人伺候，发号施令。
我背离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却愿和卑贱者相依为命。
童年，布莱希特的父母亲昵地称小欧根·贝托尔特为艾京，他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逸的家庭里。父亲工作顺利，进项可观，事业上一帆风顺，很快从一个造纸厂的推销员晋升为商务代理人，一九一四年成了该厂的经理。因为他经常出门在外，孩子们的教育全由母亲承担。小欧根还有一个弟弟，但母亲却把母爱全都倾注在大儿子身上，天天送体弱多病的艾京去幼儿园，以后连上学也要送去。母亲的溺爱引起了小伙伴们的嘲笑，却又不敢对他放肆，因为他乖觉、活泼，是个小机灵鬼，常出些坏点子，在玩耍的时候，他总是充当“小首领”。
布莱希特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叛逆行为”。他的祖母晚年和一个鞋匠十分投契，又常和一个女厨子一起出入剧院，策马遣兴。有身分的人认为这样做有失体统，称她为“不名誉的老婆子”，惟独小孙子布莱希特敬仰祖母，佩服她在风烛残年时终于敢向旧的传统观念挑战了。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受的宗教影响都不深。父亲只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布莱希特对学校里的课程感到趣味索然，惟独对牧师的《圣经》
课兴趣十足。吸引他的并不是《圣经》带来的福音，而是《圣经》故事中精采的描写以及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所用的华丽词藻和“规范”的德语。
布莱希特对《圣经》非常感兴趣，视如珍宝。因而，当十五岁的布莱希特写出题为《圣经》的剧本时，周围的人并不十分纳罕，倒好像早在意料之中。
布莱希特于一九○八年秋开始求学于奥格斯堡皇家文科高中，他在学校成绩平平，只有写作文感到得心应手，十六岁就能写出相当出色的诗歌。他善于思索，不把师道尊严放在眼里。一次，他和一个同学都没有通过期终考试；眼看就要留级，那个同学用橡皮擦去几处错误，要老师重新打分。作弊行为露了馅，那位同学未能如愿。布莱希特别出心裁，尖酸刻薄地把几处批改错的地方用红笔重重地划了几下，然后去找老师问个究竟，老师只得亲自擦去自己原来错的更正。于是，总分提高了，布莱希特如愿以偿。
布莱希特最初的文学作品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以贝托尔特·欧根的笔名发表在校刊《收获》上，其中有诗歌《燃烧的树》和他的第一个剧本习作《圣经》。《圣经》是一个独幕剧，讲的是天主教徒侵占了一座城市，城里的居民笃信新教，并为之奋战，不惜以身殉教，最后城毁人亡。布莱希特把这视作无谓的牺牲，在他这个中学生看来，人的生命高于宗教信条。毕竟是习作，“剧本”比较粗糙，但是，它的批判倾向却是难能可贵的。
剧本《圣经》的作者感到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和艺术家，他深信自己具有这样的禀赋。于是，他开始勤奋练笔，博览群书，关心时事。在学校，他和几个佼佼者颇为引人注目，他成了一个独往独来的小天才。母亲的感情是细腻的，她最了解儿子，常说：“他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和所有师生一样，热血沸腾，决心为祖国而战，写了不少歌颂皇上，赞扬帝国的文章。一九一五年以后，他才从战争狂热中清醒过来，与战争受害者同命运，共呼吸。在一篇作文里，他对“英勇献身”作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评价：“为祖国而死无尚荣光，其乐无穷。
这种说法只是恶意的煽动。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在战场上，死亡总是痛苦和难受的，对韶光正美的青年人更是如此。只有傻瓜才会一味追求虚荣？”教师们对爱国主义者贝托尔特·欧根的一反常态甚是惊讶，特别是语文老师十分恼火。这件事在学校里引起了小小的风波，学校准备开除他。多亏有一位教师出来为他说情，他才得以开脱，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以后，他在学校变得狡黠谨慎多了。
布莱希特在学生时代就显露出了集体创作的才干，并善于发现人才。他时常和学校里的文学爱好者聚集在自己的小阁楼里或者草坪上，各自朗诵自己的诗文习作。布莱希特是理所当然的魁首，总是对其他人的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取其精华为己所用。朋友们也是“合作者”，布莱希特很尊重他们的意见。
一九一七年，布莱希特勉强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从此中学教育算是结束了。他在步入社会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认识了人的本质”，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如何用政治头脑进行思考，他还没有学会，还得在社会上摔打磨练。
高中毕业后布莱希特起初并不急于离开父母和奥格斯堡。儿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去谋求固定的职业，这使父亲深感惋惜，但父子间并没有因此而不和睦。布莱希特和朋友一起恣意妄为，父亲也容忍了。但四邻八舍的背后议论却使母亲感到不是滋味，布莱希特的言语也叫她受不了。而他却大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势，母亲忧虑的目光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对他毫无影响。他成了一个落拓不羁的小伙子。在这段时间里，他还结交了许多女友，他成了一群少女崇拜的偶像。他的恋爱观真是独特：如果和某个姑娘的恋爱有助于他的文学创作，给他带来灵感，那么他就保持这种关系；反之，他就避而远之。布莱希特视恋爱为创作的能源和兴奋剂。
高中毕业以后，布莱希特把确立自己的作家地位看作是首要任务，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短诗、叙事诗、歌词和剧本。遗憾的是，除了朋友，对他的作品谁都不感兴趣。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在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学习。他压根就没准备好好听课，只是想借此机会涉猎群书。后来他曾写道：“我先大量阅读，囫囵吞枣，然后在部队里消化。”
一九一八年，他不得不辍学入伍，在奥格斯堡的一个战地传染病院当救护员。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名言：有人在撬棺掘尸。也许正是这句名言给了他启发，使他写下了着名的反战诗歌《死兵的传说》。诗中叙述了军国主义分子如何将一个战死的士兵挖出墓穴，给他戴上钢盔，在尸身上浇上易燃的油，让牧师在月光下为他祈祷，说他还有战斗力，要他再一次为国捐躯。这是一首阴郁可怕的叙事诗，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布莱希特亲自在酒馆里为老兵们朗诵这首诗。他在战地医院耳闻目睹了残废军人的苦难，这使他刻骨铭心；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坚定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并且始终不渝。
一九一八年，德国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迷梦彻底破产了。德国人民从战争灾祸中认识到容克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本质；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德国发生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工人起义，士兵反战，各大城市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革命群众曾一度掌握了国家的局势。但由于工人阶级缺少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叛卖，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布莱希特第一批戏剧试作就是产生于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巴尔》（1918 年创作，1923 年上演）、《夜半鼓声》 （1919 年创作，1922 年上演并获克莱斯特奖金》、 《城市丛林》 （1921年至 1922 年创作，1923 年上演）等剧本就反映出小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旁徨动摇和失望的苦闷；战后回来的人们怀着急切的思乡之情，可是见到的却是故乡的千疮百孔；想得到安宁，迎面而来的却是龌龊酒馆里传来的喧嚣；对忠贞不渝的爱情的美好幻想被淹没在淫欲横流的现实之中。
《夜半鼓声》展示了年轻剧作家的创作天才，博得了许多评论家的好评，获克莱斯特奖。着名文艺评论家赫伯特、耶林对剧作家给了很高的评价：一夜之间，二十四岁的作家贝·布莱希特给德国文坛又增添了光彩。布莱希特以《巴尔》和《夜半鼓声》崭露头角，确定了自己的剧作家地位。
布莱希特在剧坛初露锋芒以后，一九二三年，他被聘任慕尼黑小剧院的剧评兼导演。他在这里执导了莎士比亚的《英国爱德华二世的生平》，这是他在剧院第一次独立做导演工作。在导演过程中，布莱希特一反德国舞台上莎士比亚戏剧的传统，用新的现实主义方法来处理古典名剧。然而，由于人们一时习惯不了他的表现手法，所以该剧在慕尼黑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过，他在导演时所采用的集体创作的方法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他以后工作时的显着特征。他邀奥格斯堡的朋友来作助理。他和学友卡斯帕尔·内尔的合作极为成功。内尔是他以后大多数剧作上演时的布景设计师。还有格奥格尔·普凡策特、H·O·明斯特雷尔和米勒艾泽特都是他的莫逆之交，在布莱希特的文学活动中，他们都曾给他以启迪和帮助。
在剧院工作期间，他完成了一九二一年开始涉笔的剧本《城市丛林》。
剧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芝加哥为背景，以富有的木材商人施林克和书店职员加尔加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为线索，再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丛林”中，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的现实。在《城市丛林》中布莱希特第一次用生动的形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行动准则和相互关系完全取决于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当然，像布莱希特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当时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战争、服役及战后的亲身经历对布莱希特早期作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然而，那只是对生活的直觉的简单的反映，他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那时我的政治知识十分贫乏，但我已知道人们的社会生活笼罩着巨大的不安，我认为不应该对自己感受到的社会不和谐与对立保持形式上的中立态度。”
这表明布莱希特敏锐地察觉到许多社会问题，并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巴尔》、《夜半鼓声》和《城市丛林》的思想倾向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但他的思想感情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他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只能揭露一些社会弊端，不能指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一般地说，青年布莱希特是在表现派文学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的，但他的作品比表现派文学具有更多的批判现实的因素。
一九二○年以前，布莱希特一直作为学生来往于奥格斯堡和慕尼黑之间。一九二○年五月一日，他的母亲去世了。此后，他在慕尼黑租了一间小屋，和奥格斯堡的女演员玛丽安妮·措夫同居。玛丽安妮颀长，苗条，扑闪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维也纳女郎。
青年布莱希特在奥格斯堡剧院出人头地，叱咤风云，但他觉得有些大材小用。在一个省份“飞黄腾达”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我才二十二岁，生长在勒希河畔的小城奥格斯堡，还涉世很浅；除了草原，就是这个绿树成荫的城市和其他几个市镇。但是，近来我怀有一个愿望，要让世界毫无保留地奉献予我，愿万物归我所持，乃至支配动物世界。我所以如此企求，是因为我只存在一次。”布莱希特年少气盛，自命不凡，他的成功也许就在于他的自信和他懂得自己的“价值”。至此，他在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尽量避免参加一些文艺团体，他不想巴结那些文学家和出版商，他要独辟蹊径，到柏林去。
当时柏林是欧洲戏剧中心之一。
在柏林
一九二○年二月，布莱希特第一次试图在柏林找到立脚之地，他要在那里寻求机会。然而，他没有如愿以偿，和柏林德意志剧院关于上演《巴尔》
的谈判毫无结果。他只是耐着性子参加一些招待会和艺术家联欢会。化装舞会他可是照例不会错过的。为了不虚此行，当然不乏风流韵事。
一九二一年秋，布莱希特重游柏林。他觉得这次机会相当不错，他已经小有名气了。他的一些作品使他赢得了一些出版商的青睐。人们对《巴尔》
虽评价不一，但对他的作者却颇感兴趣，都想见一见他，欣赏一下他的吉他弹奏。布莱希特走到哪里，哪里便成了议论他的中心；他总是强烈地吸引着听众，使他们着魔，然后引导他们参加一场争论。没几个星期工夫，他已经赢得了大批朋友，交际甚广；其他人用几年时间也难得认识这么多人。他的衣袋里还没有一张合同，但是他已经和一些名演员商定，他们将届时为他的剧本登台献技。他差不多结识了所有的戏剧家，几个着名文学家也和他有所交往。至少有三个出版社，从经理到最年轻的女秘书，无不对他笑脸相迎，待为上客。布莱希特一开始就打算在第一流的剧院里让着名演员来演自己的剧本。他不愿让人小瞧自己，和人谈判的时候举止从容，使人觉得他并不强求出版或上演自己的作品。他会提出种种要求和相应的报酬，因为他毕竟是靠写作为生的。
在柏林，布莱希特住在一个朋友那里。他几乎是两手空空来到柏林，手头很是拮据。他节衣缩食，吸的是劣等香烟。有时朋友邀他共进晚餐，这在他看来是一件大事，是一种享受。当然，父亲有时也会寄些钱供他开销。由于稿酬微薄，进项可怜，布莱希特无法在柏林久留，只得回慕尼黑继续奋斗。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他和玛丽安妮·措夫举行了婚礼，因为她又一次怀孕了。
一九二三年秋，布莱希特通过戏剧家、他的好友阿诺尔特·布龙内认识了女演员海伦娜·韦格尔。她初次登台时年仅十八岁，受聘于国立剧院，柏林的许多其他剧院也常能见到她的身影，她多半以可怜的少女或贫穷的妇女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布龙内以前曾在布莱希特面前赞扬过她关于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远见卓识。她自己有一间工作室，热情好客，她的维也纳烹调术是有口皆碑的。不久，布莱希特就完全被她迷上了。
一九二四年，柏林德意志剧院经理、着名导演马克斯·莱茵哈特聘请布莱希特任艺术顾问。布莱希特接受了邀请，移居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