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那一年（一九三四年），因带头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并被反动当局通辑从广东逃亡北平（即今北京），路过上海。我是个穷学生，逃亡时家里唯一的财产是养在床底下的一头猪，父亲把猪卖掉了给我作路费。我坐海轮到了上海，住进广东东商人开设的广泰来小旅馆小旅馆在热闹地区，小汽车一辆接着一辆，连过马路都很困难。不要看我在中学带头闹学潮，但在这繁华的上海，我不敢出门。我当时知道半殖民地中国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一怕被扒手光顺，二怕认不得路回来，还是同船的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夜里带我到霓虹灯闪耀的大世界去开一个眼界。
当年，从广东汕头到天津大沾口没有直开的海轮，要上海转船。我在小旅馆里躲了几天，然后才乘海轮出黄浦江。在江海之间，我回头遥望那畸形繁荣的市区，以惊异的感情与大上海告别。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上海的情景。我初次踏上人生的征途，人海茫茫，哪里是指引航向的灯塔？我感到迷惘。
第二次，是一是九四六年。那是抗战畦利后的第二年我走过一段曲折的生道路，已经踏上中年。
我第二次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底一带的一家歇业的商店里。铁栅栏外的汽车、行人，铁栅栏内的墙壁、床铺，一目了然。我和丰村以及几个同样命运的人住在一起，我所占有的只是用破砖头支着木板的一张庆而已。
那时我已经是一个从事写作十多年的作家了，但是身上只有从估衣铺里买来的一套旧西装，口袋里经常没有分文。为了糊口楼适咦介绍我到一所叫做储能中学的学校去讲小说作法每周几个钟头，薪金有限。那学校在南京路先施公司后边的小街陋巷里。每次，我从北四川路底徒步到学校教书。
在上海，我实在混不下去，只好离开。那年初秋，我到上海；同年深秋，我就离去，时间不过两三个月，生活困苦，身世飘零，偌大的上海，却没有我落脚的地方。
一九四七年，我第三次到上海。
我这次到上海，和几个年轻朋友同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即今山阴路）东照里，那时，我纯粹以写作为生，经常在《文艺春秋》、《大公报》的《文艺》和《文汇报》的《笔会》等发表文章，换点稿费维持生活。东照里井没有一棵树，但为了安慰自己，我却把住处起名为绿满楼。
绿满楼时来嘉宾，许杰住在沪西，经常关心地来看我他脚穿布鞋，长褂飘然。和蔼可亲，有长者风度，艾住在浦东每次进上海市区，都要到绿满楼来住几天；艾芜为人忠厚纯朴我敬之如兄长。他睡我的床上，我睡地板。他虽是个老作家，誉满全国却一贫如洗。他的一颗假门牙松了用棉花塞不紧一吃饭就掉下求怛他没有钱去镶牙。已故王鲁彦；的爱人覃英大姐也经常到绿满楼来。她为人端庄正派，落落大万安贫守志，很重友情给了我不少教益相良好的影响，
当然我们都很穷我和几个年轻明友住在一起，他们当中有固报道反饥饿反迫害学生也动而被迫离开报社的记者，有领不到欠薪的中学教员，有失业的小职员。我以一支笔赚来的一点稿费，常常成为大家的生活来源。我们请的-位女工名叫阿妹，心地善良，一次，我的稿费接济不上，她偷偷地把她唯一的金戒指卖掉了，给我们买米买菜。
虽然我们生活在贫穷中，但精神却是富有的，当年袁鹰在上海编报、教书，他有时拉我去给青年讲文学创作，扶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同时，茅盾住在大陆新村，距离东照里很近，我有时去看望他得到他的支持与鼓励尤其是他的夫人孔德止大姐，敦厚、慈蔼，经常给我以温暖和照顾。有一次，我正碰上他家吃螃蟹，德止大姐知道我穷不容易吃到阳澄湖螃蟹，热情地拉我入座，吃螃蟹功夫细，要有耐心，又要剥壳，又要剔肉，我怕麻烦。德止大姐就亲手把蟹黄和蟹肉剔了一碟子，放上姜丝陈醋端给我解馋。
有一天戈宝权忽然通知我到原法租界的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去。下午，西斜的阳光透过法国梧桐树射进窗子里。在旧仕会，上海给我的是贫穷、饥饿的流浪生活，但她本身是苦难的，被蹂躏的。我以一种特殊的感情同情她，爱她。这次我的到来，尽管时间短促，但我却像个游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感到无限温暖。
我一到来，很快就跑到北四川路底去看东照里故居，楼台依然，绿满楼在自己的想象中还留下一个美丽的幻影，而当年荒凉的虹口公园却变得热闹了，那野草荒烟变成了亭台楼阁，花团锦簇。当年曾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的南京路，现在几十里长街变得宽敞明亮，气象非凡……
在这短暂的几天内每天早晚，我都情不自禁地站在衡山宾馆高楼的楼窗前，看上海早晨的日出和夜晚的灯火。早晨，日出东海，把上海照耀得像一幅金丝银线的织锦艳丽辉煌；夜晚，万盏明灯辉映夜空，交织成圆光，像一颗巨大的夜明珠，光洁迷人。
我站在楼窗前，多少往事像大海风涛涌上心头：抚昔思今，能不令我神驰！
原载《文汇报1980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