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岛国去”
伊凡·谢尔盖也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俄国姆岑斯克城附近的一座豪华的庄园里。他七、八岁时，总跟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在一起。他们从小就有家庭教师教课。课后，他俩特别喜欢一种游戏，就是“上岛国去”。兄弟两人各占一“岛”，自称国王。两岛之间发生了战争，互相攻击，各有胜负。他们甚至还绘制出一幅岛屿地图。伊凡从小就表现了写作才能，被委托编写两岛的历史，他真的把一个厚厚的练习本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战斗的时候，兄弟俩常常真的互相打得伤痕累累；一停战，又互相小心地用海绵擦去对方脸上的血迹。
但是，他们的游戏常常遭到母亲野蛮的干涉。
屠格涅夫的母亲瓦尔瓦拉，是拥有五千个农奴的地主。父亲谢尔盖依·尼古拉耶维奇曾在沙皇军队里任上校军官，一八二一年退职，不大过问家事。
母亲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这座庞大的庄园是她的财产。瓦尔瓦拉像一头狂暴的母狮，离了发号施令，就不能生活。她在家里配了三百多个仆役，仆役们穿着都很讲究，但只要稍不遂她的意，就要遭到严惩。瓦尔瓦拉可以为一次桌子未擦干净，将打扫房间的女仆，弄得抛夫弃子，赶到遥远的农村去养牲口；只要偶尔发现一朵花被人摘了，她就可以下令把全体园丁抓到马厩鞭打。
家庭医生每天早上必须给她检查身体，并写报告表送到莫斯科请大夫审核。
当霍乱流行的时候，她就坐着带有玻璃罩的轿子，去巡视庄园。她简直是这座庄园的暴君。
她依照沙皇专制政府的机构，在家里建立了一套特别的秩序。她有“宫廷”、“大臣”和“警察”。管家--宫廷大臣--必须按时到她的宫廷去汇报；汇报前先得站在门口静候，然后才报告。家里一切事情都得按一定的时间进行，甚至瓦尔瓦拉喂的鸽子也知道时间：正午十二点，钟铃一响，便“扑嗤”飞到一块儿啄食。
瓦尔瓦拉也像喂养鸽子一样，给小伊凡们规定了生活时间表。每天早上十点整，她派秘书给家庭教师送去“手令”，对孩子们的学习时间作了严格的规定，教师不敢有丝毫变动。一切事情都瞒不了她，她有自己的“秘密警察”；一个整天摇头晃脑的老妇人，就是秘密警察的首领。孩子们对她又怕又恨；只要她挑唆一句，母亲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责打孩子。
有一次她责打小伊凡，伊凡苦苦哀求，要她说明为什么打自己，可是母亲只是反复地说：“你自己知道！”伊凡怎么也想不出自己的过失。第二天他又被打，母亲还说一直要打到他认罪为止。在争夺岛国“战争”中的勇士小伊凡，在母亲的暴虐下，并没变成循规蹈矩的鸽子。他咬了咬牙，决心真的逃到“岛国”去，脱离这牢笼。好容易挨到深夜，他悄悄地穿好衣服，摸着从走廊走向前厅。这时，家庭教师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拦住了他。伊凡放声大哭，说实在不愿在这个家里呆了。教师设法安慰孩子，并保证他不会再挨打了。
不过伊凡不久又挨了打。当时著名的寓言作家德米特里耶夫到屠格涅夫家作客。伊凡平日喜欢朗诵诗歌，母亲叫他朗诵一首德米特里耶夫的寓言。
伊凡十分生动地朗诵了这篇寓言，接着他大胆地说：“您的寓言很好，但克雷洛夫的寓言更好。”德米特里耶夫大笑起来，母亲十分尴尬。客人走后，母亲把他痛打了一顿。
小伊凡虽然没能真的逃到岛国去，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屠格涅夫家的住宅，规模宏大，四十来间有圆柱装饰的房子，掩映在花木之中。这里有高大的藏书楼和剧院，还有一座很讲究的花园。这个花园，也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一样，曾是小伊凡的乐园。他和老仆人费陀尔交上了朋友，他们常常瞒着大家溜到花园里去。只要费陀尔做一个手势，或向花园点点头，小伊凡总能找到借口跑出来。他们在花园里有几处心爱的隐秘的地方，树林和灌木丛掩护他躲开了整个世界。花园里各种小鸟都在歌唱；每一片树叶，每一片芦苇，也都在低声吟唱。小伊凡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心想，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他了。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欢乐的“岛国”。
他们并排坐着，一边听着大自然的乐章，一面讲着古代英雄的故事。老仆人记得许多古代优美的诗歌，他特别喜欢俄国古典作家赫拉斯科夫的长诗“俄罗斯亚特”，不只一次给伊凡朗诵。老仆人真会朗诵，诗的清泉，从老人的口里，潺潺流入小伊凡的心田；小伊凡被这些诗句迷住了，也经常朗诵这些诗，甚至还试着要写诗了。然而在屠格涅夫家里，对于诗，特别是俄国诗，大家都抱着鄙视的态度。小伊凡不得不瞒着母亲，不让她知道自己对诗的爱好和与老仆的友谊。老仆人是他真正的启蒙教师，为他以后踏上文学道路播下了良种。
伊凡九岁那年，家里决定让孩子们到莫斯科去正式上学。他们家也从老家斯巴斯基搬到了莫斯科。伊凡和哥哥尼古拉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
孩子们以前一直很少离开家乡，到了莫斯科自然感到新鲜和兴奋。但伊凡又很想念斯巴斯基，想念那里的花园和他在农村的朋友，尤其是老仆人费陀尔。
农村每年两次把食物--黄油、面粉、宰好了的飞禽--用雪撬运来。又冻又饿的车夫卸掉贡物就钻进厨房，不慌不忙地，唉声叹气地谈着农村的新闻。
伊凡时时偷偷地溜进厨房里去，兴致勃勃地倾听他们的谈话；在心里重温着他在农村的生活。
母亲曾在小伊凡的心灵上投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而老仆人却用自己的智慧将小伊凡带到一个诗的境界里。这两种不同的教育，对屠格涅夫以后的生活道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会开枪的”
屠格涅夫在寄宿学校上学的时间不长。到十一岁，家里就把他叫回去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十五岁那年，他以出色的成绩考进了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这时，幼年时矮小瘦弱的伊凡已经长高了，像成年人一样，两肩长得很宽大，显得很结实。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大学只学了一年，一八三四年秋天，他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历史系。
他家这时也迁居到彼得堡。父亲在晚年经常生病，搬家以后不久就逝世了。屠格涅夫很少在家；新的朋友，新的大学生活，把他的全副精神都吸引过去了。
在大学里他喜欢同一些小官吏、职员和平民的子弟接近。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大学生的集会：在城郊的某一个地方，在木房的顶楼上，几个青年人围着蜡烛争论。先进的学生纷纷结成小组，讨论着俄国社会发生的问题和祖国的未来。这些小组的领袖，有不少后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当时在青年中影响极大。与他们的交往，开拓了屠格涅夫的眼界，使他吸取了新的精神营养。
在屠格涅夫上大学期间，母亲每到初春，总要回到斯巴斯基去。过后不久，屠格涅夫也回去度假期。母亲照常大抖她地主的威风。屠格涅夫经常带着自己的一条狗出去打猎，往往从清晨到深夜，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和草原上奔跑。这不仅使他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人民的生活。他用在大学汲取的思想，来对照农村的现实，“怎么生活？”--这个问题就愈来愈频繁地困扰着他，他越发不能容忍母亲的暴行。
夏天，有一次他陪几个客人在房里谈话。母亲在隔壁书房里听取秘书洛巴诺夫的报告。突然，书房里传出母亲愤怒的尖叫声。屠格涅夫站起，从敞开的门口，看见母亲扬起摆在桌子上的马鞭，抽打洛巴诺夫。洛巴诺夫一闪，从她手中抢过马鞭扔到墙角去了。瓦尔瓦拉吃了一惊，愣了一阵之后，她按铃叫人把洛巴诺夫抓了出去。一会儿，洛巴诺夫又被带回来，已经换了灰色的农民服装和树皮鞋。对他的判决是：放逐到最遥远的乡村，妻子和三个孩子留在斯巴斯基。
这是多么残忍的判决啊！屠格涅夫冲上前去，百般劝解，却毫无结果。
眼看着在这里操劳多年的洛巴诺夫就这样被赶走了，屠格涅夫浑身都要爆炸了，他双手抱着脑袋，“天啊，多惨呀！”他边跑边喊冲出了房间。
寒假回家，他又听说母亲要卖掉一个年轻的女仆路莎。他马上对母亲说，买卖奴隶是野蛮行为，他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把这位姑娘藏到一个可靠的农民家里。买主控告屠格涅夫煽动农民“谋反”。为了平定“谋反”，县警察局长纠集了一些人，叫他们每人拿一根粗棍，去搜抢那个姑娘。屠格涅夫没有被他们吓倒，他站在房子的台阶上，拿枪迎向他们，坚决地说：“我会开枪的！”
“我会开枪的！”象一声惊雷，震响在这农奴主的领地上。那些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了，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世袭贵族地主的后代会喊出这样的话，他们倒退了；路莎没有被卖掉。但是，等到屠格涅夫一离家，母亲又任意摧残虐待这个姑娘，报复她不听话的行为。
这件事使屠格涅夫非常痛心，他当时发誓永远不当地主，永远不管治农民。但这有什么用呢？像瓦尔瓦拉这样的地主在俄国还不到处都是吗？他决心寻求这罪恶的根源。
屠格涅夫的时代，是俄罗斯社会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野蛮的农奴制是罪恶的根源。在屠格涅夫八岁那年，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沙皇政府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了。起义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但它揭开了与农奴制斗争的序幕。屠格涅夫一八三七年大学毕业。一年之后，刚满二十岁的屠格涅夫出国到柏林大学深造。一八四一年回国后，他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深刻地认识了俄罗斯社会的症结，他由当初厌恶母亲的暴行，发展到仇视整个农奴制度。没有正义，没有真理的俄罗斯社会，使屠格涅夫感到窒息，他越来越感到无法和他所憎恶的社会垃圾生活在一块
他又一次决定出国。他后来回忆起一八五七年初他出国前的心情说：“我一定要离开我的敌人，为的是能从最远的地方更猛烈地攻击它。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敌人已经具有鲜明的形状，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名字，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在这个名字下，我搜集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东西，我立誓永远下妥协这是我的‘汉尼巴誓言’，当时这样立誓的并不止我一个人。”
找出自己的道路
要同农奴制度决战到底。屠格涅夫立下了这样的钢铁誓言。他用来攻击这个敌人的武器，并不是他曾用来保卫过女奴的枪，而是手中的笔；他以文学作为武器。然而，屠格涅夫走上文学道路，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的。
“怎么生活？”这是屠格涅夫多少年来一直思索着的问题。上大学的时候，他同许多青年人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幻想：他一会儿打算做教育家，做教授；一会儿又准备从事科学研究他的历史、古代语言，特别是哲学，学得非常出色。一八四一年他从柏林回来，就躲在莫斯科住宅的楼上，着手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但当时莫斯科大学没有哲学教授，没人主考。他就动身到彼得堡大学，在那里通过了学位考试。也许教授、学者的桂冠就在前面等待着这位有为的青年。但是不久，他对科学工作就越来越冷淡了。
学位考试后，他在母亲一再坚持下，也到官场去作了一次尝试。但很不成功，不久上级“劝告”他辞职。他带着轻松的苦笑离开了衙门。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惋借，他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进官场。
他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这当然与他从小就热爱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在童年时代就从老仆人那里接受过民间文学和诗歌的熏陶。在大学里，他阅读和谈论普希金、果戈理的作品。有时深夜他从什么集会回到家里，悄悄地走进卧室，却不忙着上床睡觉。蜡烛在黄铜烛台上淌油，窗口已透进曙光，但他仍坐在桌旁写诗或剧本。有一次，他将自己写的一个剧本，送给俄罗斯语言文学教授普列特涅夫看。教授对他的剧本很冷淡，并在课堂上不点名地狠狠地批评了这个剧本。可是当天放学的时候，教授在街上碰见屠格涅夫却又说，不管怎样，作者“还有点儿小才气”。这句话鼓起了作者的勇气，于是又交了几首诗给教授看，教授挑出了两篇，一年以后发表在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以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几乎都与这个杂志联系在一起。
促使屠格涅夫坚定地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引路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
屠格涅夫在大学时，就如饥似渴地读过别林斯基的文学论文；他们相识是在四十年代初。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的叙事诗《巴拉莎》出版了。他动身从彼得堡下乡的那天，到别林斯基家里去了一趟，留下一册自己的作品交给他的仆人，并没有说明自己是谁就走了。他在乡下呆了近两个月，一天忽然收到一份五月号的《祖国纪事》杂志，其中有别林斯基对《巴拉莎》中肯评价的长文。屠格涅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的朋友来祝贺他时，他连连摇手，一口咬定那不是他的作品。回到彼得堡后，他抑止不住自己，于是立即去拜访别林斯基。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这对屠格涅夫的整个一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晚年回忆说：“当时我有过许多打算不久我认识了别林斯基动手写诗，过后写散文，至于全部哲学，以及当教育家的计划和打算，就都被搁在一边了：我全心全意献身于俄罗斯文学。”
别林斯基在当时最进步的《祖国纪事》杂志社工作，几乎所有进步的俄罗斯作家，都同他有着亲密的关系。屠格涅夫几乎每天都到别林斯基家去，就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作家。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变得更加严肃、朴实。几年内他写出了被别林斯基称赞为有才华的好作品《地主》（叙事诗）等。但这个时期，屠格涅夫的作品还没有摆脱模仿普希金、果戈理的痕迹，他常常怀疑自己的创作才能，一度想放弃文学工作。
一八四七年初，屠格涅夫在去巴黎的前夕，曾给《现代人》杂志留了一篇故事：《霍尔和卡里内奇》，作为向文艺界的最后献礼。编辑给它加了个副题：“猎人笔记之一”，放在“杂拌”栏中刊出。这篇小说以热情而真实的笔调描写了在农奴制度压迫下的农民的优美品德和超人才干。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描写过农奴制度下的农民。
屠格涅夫在国外收到了刊载他这个短篇的《现代人》杂志（复刊第一号）；不久又收到别林斯基的来信：“您自己还没有了解，‘霍尔和卡里内奇’到底是篇什么样的东西，根据‘霍尔’来看，您的写作前程无量
找出自己的道路，了解自己的地位--对一个人来说，这就是一切，这就是说他掌握了自己的未来。”
“找出自己的道路”，这是屠格涅夫长期探索的问题；现在别林斯基从他的步履下看到了这条路，并及时揭示给他。他相信别林斯基杰出的眼光，这个人只根据作家走上文坛的最初的步伐，就能大致无讹地观察和预测他的前途。于是屠格涅夫又满怀信心地回到了文坛；最后的献礼，成了他扬帆远航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