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 ①，一，七
最近三天（一月五日至七日），香港的《工商日报》和《星岛日报》都登出岑学吕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说明他编辑《虚云和尚年谱》的原本及改本的经过，其中颇多责备我的话。此信不是给我的，我不必答他。况且他公开信末段已明说他要我“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我也不必重提了。
《工商日报》此文题关于《虚云和尚年谱》问题--岑学吕的一封公开信，《星岛日报》改题作《向胡适指出--岑学吕的一封公开信》，第一天有小注：“按标题为编者所加。”②
关于《虚云和尚年谱》问题③
自从香港《工商日报》于十二月九日登载了台湾通讯，一篇辩论《虚云和尚年谱》后，香港的各界人士于两旬内，到山居来访问的，有五六十人；我对于无谓的争辩，本不拟答复，但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纷纷投函询问者，亦已积至百余函。本埠诸友好，我可以在口头上简单地说两句，但外埠的诸位关心者，我可没办法用口头答复了！为了答谢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热心者，写这一封公开信。
虚云和尚出家人也。既出家，当守僧行：一、不复游俗家。二、不道自己年龄及身世事。三、口中不说人家我是非得失等等。所以百年来无人知其年龄者，问之亦笑而不答。即学吕于庚寅年所编《云门山志》，亦误记师为一百有六岁（少记五岁），公见之亦不置辩也（后编《年谱》始更正之）。
及云门事变，师以重伤重病生死之际，始略述年龄事迹，侍者笔录时将旧经书一本拆散，书于经页背面，然后照原样装订成书，与凌乱字纸二布袋，艰难辛苦，运来香港，其惊惧情形，可想而知。学吕受命，费一年心力，为之编成《法汇》以及《年谱》二种，以关津多阻，文字滋疑，不获呈师鉴定；复徇同门请，遽尔刊行，此民国四十二癸巳年事也。一纸风行，数月即罄，乃将《年谱》刊行第二版。
当我编制《年谱》时，港中缺乏志书，无可查考，仅将寄来资料整理；其中有师在云南时代之各种文稿、碑志，与鼓山时代弟子所辑之虚云和尚事略，及南华时代照鼓山时代所刻之事略，增编若干，为和尚事迹。以上各项资料中，均有师之父玉堂公为泉州太守漳州府等字样，予遂依之编入《年谱》中，非我个人伪造也；所以云南时代之留偈记亦不更改（我在南华时，知客师唯因正刊刻事迹，我曾问虚云和尚其中有无错误？师答谓：“我向来不阅看关于批评及赞扬我的文字，此次刊刻什么事迹之类，是第十三次了，我不知他们说些什么。”），此师之戒行也。
翌年甲午，我在香港福建友人家，见一本《福建通志》，询之系残本，仅四册，幸尚有一百十卷，内《职官志》载：
泉州府 ①知府黄德峻，广东高要人，进士，道光二十年任。徐耀，顺天宛平人，进士，道光二十七年任。后来又查明泉州府志，永春州志，自乾隆年间修纂之后，未续修过；故此我看《通志》后，乃急驰书询问虚云和尚，经数月后，得其第一书，内言：“云是生在泉州府署，父任何官职，无所了知，出家后，全抛俗事，更不复记”云云。于是我更急委托我在耒阳做客时之好友曾道声君，替我往湘乡一查，访到了虚云和尚的俗家，只妇孺数人，不知清楚；后来又访到乡局的老人，据说，萧玉堂长他二辈，未见过，但知道在外省做衙门的师爷，有一子已出家，数十年不得消息，更不知道虚云名字云云。以此复我。
后来我有旧友，是南京时同事的刘蕃先生，四川巴县人，到过香港，来访我说：“你编的《虚云和尚年谱》，我看过了，似有疑问；因为第一编永春州知州，我外祖父王光锷做过很久，当时我父亲随任，其幕中老夫子是湖南姓萧的，是否虚云和尚的父亲，不得而知了，你查查吧！”我愈堕五里雾中。
因此将第一版《年谱》拆开，分数十份，寄往上海友人，转寄江西，乃得收到。嗣得第二复书，即现影印在三版首页之虚云老人亲笔。我乃将签出处参考更正，遂于丁酉七月印行增订《年谱》第三版；增是增加后来的事迹，订是订正初版误记的一二事。
既有第三版订正本，则第一版的错误旧本，可以取消了；因为我们童时读第一本书所读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亦有新旧本之分；我们所读的是宋朝订正的新本，而错误的旧本，便废而不读了；因为朱注“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次序如左”。可见《大学》一书，原来亦有错误的，现将《年谱》事搁置不谈。
虚云和尚之年岁
次论及虚云和尚之年龄，云门事变以前，无人确知。至事变后，他不隐讳自己说出十九岁出家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为之披剃，二十岁依妙莲和尚受具；是有时有地有人为证明的。后若干年，曾在槟榔屿极乐寺送妙莲回国。其后民十八年己巳，鼓山两序大众，及全省官绅，欢迎他回任鼓山住持；倘使其出家年月，及所拜之师不确实，鼓山大众，未必肯欢迎他的，故此我以为他年岁无甚出入。至于同戒录戒牒等等，还待调查。其实年岁多少，有甚关系，一百二十岁都是要死的，即以释迦牟尼佛论，中国载籍，明明说是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至今应为二千九百余年，后来经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尊者东来，又经玄奘三藏等回国，又经历代祖师以及近代学者如章太炎，都不敢擅自改变；而最近数年，偏偏南方有小乘学者，在锡兰开会，主张“定而不考”，硬说佛历二千五百几年，把释迦老子减了四五百岁，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况虚云和尚之仅一百二十岁耶？（日本以佛教立国，至今仍用旧佛历。）
现在我再录一段《星岛晚报》“浮生夜谈”作者吴怀珍先生一段文，来结束以上二段文。吴先生的题目是：
学者应有新风度
阅报知道上月廿九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所作学术讲演，因其中涉及最近去世的虚云和尚家世及年龄的可疑问题，曾一度引起台北佛教徒和胡适博士在《中央日报》作过一次颇伤风雅的争辩。因而使我想起一个学者在这民主自由时代需要有一种新风度，--治学的重点要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可但求“取信于己”而不惜“伤害于人”。
胡博士为我国当代大学者，那是无疑的，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当然也值得学者钦佩的。不论古今中外，其学问越大，声誉越高，他也越“固执”，甚至也越“武断”--为的是他只知“忠于学理”和“取信于己”；因而他只看见“书本”上学问的一面，而实用上的另一面也是学问，却时常看不见了。
举此次他们争辩的例来说，胡博士从许多典籍上考据，证明《虚云和尚年谱》原版和三版所记载关于虚云和尚家世之不确，那是极有价值的；但他据此从而怀疑虚云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那就未免“固执”，也有些“武断”之嫌了。因为家世不确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确无非因其家人告知虚云时有意或无意地传讹或听错了，而儿子出生的年月，为父母的绝无有意捏造之理，而一个出家人更无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说理的态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说，这唯一的证据（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证人（作者按：乃指虚云和尚本人），也是很可疑的。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岁，是我不能相信的。”这似乎未免过于武断之嫌，也完全是“取信于己”：而此种态度，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因为如果照样论断，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虚云和尚这个人了，岂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这难道也是科学的方法？关于虚云和尚的年龄，我也有一个佐证，当他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时，先君虽非佛教徒，因研究禅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连江县籍举人刘孝恭，都与虚云和尚有往来，刘是我的先师。少时屡听先父先师言及老和尚长他们二十几岁。 ①先君系道光丙寅年生，至今当为九十四岁，而《虚云年谱》所谓道光庚子生，正长先父二十六岁，在我，并没有什么“不能相信”之处。我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奉告所有的学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风度，把治学的重点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时兴趣所至，只管“考据”、“发明”，而不管所考据发明的“伤害于人”。举例说，胡博士在答辩的文中也曾说过这话：“老宗兄，这个问题关系一个人信仰的根据，我认为是人生最神圣的问题，望你不要怪我写这两千多字的长信。”胡博士既然知道这是“神圣的问题”，又是“个人信仰”，何必在公开讲演中有意论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确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龄，使许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伤害呢？我虽非佛教徒，我却愿举胡博士之事，向今后的学者进此一言。
照文内所说，吴先生虽非佛教中人，但持论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
虚云和尚之感化力
举世称为数百年罕见之大德之虚云和尚，在物质上，如建寺庙种种事，现今尚存，已见《年谱》所载。我自从亲近他以来，觉他感化力之深、号召力之广，便细细留心观察他的言语举动；大体上言，与平常人无殊；所奇者，他个子颇高而瘦，从数十丈外远望他，似觉更高，渐行近前，又似觉与平常一样，一奇也。我见他三十年，除倾谈之际，或时有打哈哈之外，他的面容从未有变过色，纵使说话之时，也是双目垂帘，向地面视而不过六尺，从无瞠目视人的，二奇也。他所穿的衣服，不过几件，至少都在十年以上者，有人送他袍衣甚多，他都拿出来与人结缘；三伏暑天，但见他穿一件夹袍；我有一次跟他游山，不过一二里路，他行走如飞，累我满头大汗，气喘力竭，而他着夹衣从容之至，额上无一点汗，内衣当然亦不湿。他洗澡不多，换衣服亦数日一次，而身上并无一点难闻气味，三奇也。除此之外，一切饮食起居如常人，每日只洗脸一次，而洗面需半小时之久，举凡耳孔、鼻孔、发脚、颈项，都擦之甚久。吃饮时向不说话，向不答话，目不视人，吃饭就饭。有时宴客，一侍者坐身边，替客人送菜，他只举箸招呼客人；食时有客大声谈笑者，他只管吃饭，有时问他，他只有把头一点，仍旧吃饭，罢席后，始略作招呼。若在平时他一样过堂吃饭，有时饭冷羹残，他一样吃两大碗，未曾见过他拣饮择食，批评好坏。出家以后，持午年（即过午不食），有病亦然；历来有施主送他的好斋料，他都拿出来供众，向不设私食。
至于他待人接物，向来和颜悦色，平等行慈，见达官贵人、硕士名流、无知妇孺，至其贩夫走卒，都是一样的慈祥。有时闻着不入耳之言，碰着无理取闹之事，他转身向北面而行，不闻不见，绝无一句与人辩论的。至其接见宾客，出家人，或自己弟子，如有向请法者，他必俯首沉吟，说给他一二语，听受者，便终身不忘！
即如我于日寇香江时返内地，过南华谒师座，他起初坚留我长住，我说出湖南先有约，他不语良久，太息曰：“你搅了数十年，得个什么？得个什么？”我当时悚然，至今仍留脑际！渐渐始觉得他的感动力的伟大。所以他数十年来，出家的二众弟子，在家的二众弟子，皈依他的，我少说些，至少亦有五七百万人。在家的二众中，有达官贵人、鸿儒淑女、外国牧师，以至三山五岳、四海英雄、绿林豪杰、偷鸡摸狗的，一切皆有；此五七百万人之中，自皈依他后，一经印证，难保其中无“一宿觉”者，然大多数弟子自见过他后，总是如孺子恋母，时时有个虚云在脑海中，而不能忘者；有些道学更向上，有些改过做好人，有些发起菩提心，而尽力于救人、救国，总之都是向好的一路走：未曾闻过虚云弟子有弑父、弑兄、杀人放火者。昔人所谓佛教能阴翊皇〔度〕，辅助政化，岂虚语哉！
我再补述虚老于云门事变之翌年癸巳，为弟子迎请入北京后，东南人士请他往上海建法会，情形之热烈，世所少见，每日往玉佛寺候见他者数万人，寺内寺外及马路上人如潮涌；每日定下午一时在大殿前见面，万千人望见师出，即伏地顶礼，师为说三皈依及开示数语而已。此次到上海所收皈依弟子，过百万人。八十余岁老居士蒋维乔、高鹤年亲见师，并为文记之。师所收果金时币三亿余万，尽拨送与四大名山、八大名刹及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处为供养资；上海《觉有情》专刊十四卷第一期纪事甚详。此为全国皆知之事。
我对于编《年谱》的宗旨
《虚云和尚年谱》，当然与寻常年谱不同，因为他是和尚，是数百年来罕见之大德高僧！我要注重他出家以后的苦行修持，我要注重他禅功锻炼的经过，我要考究他经历艰险的情形，我要窥测他处常处变事事物物，及至到龙天推出，为世为人；如何以一穷和尚，在云南数年，而得到官民拥护；以后如何能建设大小数十寺院，而举重若轻；如何以湖南口音，而随处弘法，人皆领纳；如何见过他老人家的，如孩儿恋母，永不乖离；如何他的说法开示，能指出佛心人心；如何他能对机而向每一个人说一两句话，即令人终身不忘；如何能教化弟子，使坏人变为好人，而有益于国家社会；凡此皆是年谱中最重要之记载。我以平凡笔墨，能写出再来菩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是心满意足了；因为他是不可思议之人物！其他不关于和尚之“弘法利生”的事，我随随便便，懒于考究了。如其不然，轻重倒置，不去考查和尚弘法利生之事，而去替和尚“查家宅”，替和尚的上代查“爵秩全书”，即使查到虚云和尚不是姓萧的，萧玉堂是卖豆腐的，那有什么关系？倘更有深文些说：一事假则其余皆假，虚云和尚的事迹及年岁都是假的、伪造的、全部书要不得，一把火烧了它罢，那更好极！深合佛旨！昔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说“我未尝说着一字”！又谓“若谓如来有法可说，即为谤佛”。倘真能到此境界，三藏十二部，皆是揩疮脓血纸（如其未到此境界，漫说一言，入地狱如箭射），--敢吗？
我编《虚云和尚年谱》，本来是不敢担任的，但以危难中的师命，不敢不从，费一年心力，勉强成书，错误百出，自知不免，良以关山阻隔，欲考无从，故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出版后，翌年甲午，自己查出错误多端，乃四处奔走，寻求更正资料，乃于一九五五年乙未查出：
一、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均于乾隆年间修纂后，未有续修过。
二、道光二十年，泉州府知府黄德峻，系广东高要人。
三、道光二十七年知府系徐耀。
四、道光二十七年福宁府知府系庄受祺。
五、道光三十年之泉州府知府名字，《福建通志》、《新通志》，俱未列入。
六、永春州知州沈汝瀚，道光十六年任，知州王光锷，系巴县人，任期未详。
我得了以上种种资料，认为宝贵，更加注意蒐寻；迨隔了一年，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夜”，胡适之先生致詹励吾先生函，指出《年谱》错误处，是在美国议院图书馆中觅出漳州府福宁府之前后任人名，并说明未见泉州府志。是胡适之在美国所见者只漳州福宁二府志耳。詹先生接胡先生函后，即于七月廿五日抄胡函给我；我即复詹一函致谢，语甚客气，并请詹为我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实系对能读书人的尊重，及对于已经成名读书人爱护之意，并不曾附带说明我已于一年前查出错处，及所得资料以自矜炫；盖欲学修持人之风度也。后我于一九五七年重订《年谱》为第三版；此次增订出版，并非受到胡适之先生所指示，因我所查出之上列一二三四五六，六条史料，均非适之先生函内所列有者也。
佐治 二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