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趁吐蕃内乱之机，率汉族及各族人民起事，收复了沙州，很快又收复了瓜州。收复沙、瓜二州之后，张议潮派遣高进达等人奉表入京，以取得与唐政府的联系。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唐政府设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其兄张议潭担任了沙州刺史。大中七年（853），张议潭人质京师，由子淮深继任沙州刺史之位，此即P．2913《张淮深墓志铭》中所载的：“府君禄伯，大中七载便任敦煌太守。”咸通八年（867）二月，张议潮入京，由于其子尚幼，所以暂时把归义军的军政事务委托给侄男淮深。之后，因为张议潮再也没有回到沙州，所以张淮深在大顺元年（890）二月被杀之前，一直掌握着归义军的实际权力。
张淮深实际统治归义军长达20余年，是归义军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其的研究一直是归义军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以往学者的研究，把主要的目光集中于张淮深被杀的原因上及其的对外关系上，而没有对其对内统治本身予以足够的重视。张淮深死于因请节不获而爆发的内讧，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对于为何张淮深能在得不到唐政府授节的情况之下，长期统治归义军，以往的研究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张淮深掌权之后，在政治、经济、思想、对外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而其对宗教，尤其是佛教的政策，确实推动了佛教等各种宗教活动的发展，这对维持归义军政权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笔者不敏，期望能对此有所阐述，谬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张淮深对佛教所采取的措施
有唐一代，河西的佛教十分兴盛；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虽为吐蕃所占，但由于吐蕃统治者也笃信佛教，所以崇佛的风气并没有减退。归义军统治时期，历任归义军统治者都非常注意借助佛教来维护统治，张淮深也不例外。他采取了一系列尊崇佛教的做法，以拉近同僧团和普通僧侣、信众之间的距离。
首先，他注意搞好同僧界尤其是与上层的关系，以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及号召力为自己服务，以巩固统治，其中尤以与唐悟真的关系为代表。唐悟真是晚唐敦煌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僧人之一。大中年间，悟真作为河西地区僧界的代表几次入京奏事，为归义军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另据P．3770《敕河西节度使牒》中称悟真“非为继绍真师，亦军务要害”，可知悟真在归义军收复河西的战争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P．3720《悟真文集》中的告身，悟真大中五年五月任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十年（856）四月任沙州都僧录，咸通三年（862）六月任河西副僧统。咸通十年（869）八月，时任河西都僧统的翟法荣病故，咸通十年十二月悟真通过张淮深奏请，被唐政府授予都僧统，而在此之前由悟真所撰的P．4660《河西后都僧统故翟和尚邈真赞》中，悟真已经自称“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都僧录兼教谕归化大法师赐紫沙门”。虽然按照惯例，悟真应由副僧统接任都僧统，但在中央政府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境内自称，这没有张淮深的支持是不可能的。P．3720《悟真告身》载：“右河西道沙州诸军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张淮深奏：‘臣当道先有敕授河西管内都僧统赐紫僧法荣，前件僧去八月十四日染疾身死，悟真见在当州，切以河西风俗，人皆臻敬空王，僧众累阡（仟），大行经教，悟真深开阐谕，洞佴微言，劝导戎夷，实凭海辩。今请替亡僧法荣，便充河西都僧统，裨臣弊政’”，张淮深在奏文盛赞悟真，请求唐政府同意悟真充任河西都僧统，目的就是希望悟真能“裨臣弊政”，帮助他维护在归义军境内的统治。
P．3126颜之推所撰《还冤记》上端页边，有与写本内容无关的小字题记一行：“中和二年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以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晚，兼赏设僧统以下四人，兼置鞍马缣细，故记于纸。”其中提到的三女夫，当指张议潮的女婿索勋、李明振及另一人，尚书即指张淮深，僧统即时任河西都僧统的悟真，所镌之碑很可能就是《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以下简称《张淮深碑》）。张淮深为了宣扬自己的“乾符之政”，除了改建北大像、开凿莫高窟第94窟之外，还由当时归义军第一文笔悟真捉笔撰写了德政碑。镌碑完毕之后，在与索勋、李明振等政界高层欢聚之余，张淮深对僧界的头面人物也没有丝毫的懈怠，除了在作为归义军节度使使衙的西衙招待他们外，还给予他们“鞍马缣细”的赏赐，可见张淮深对其的重视。
张淮深一方面极力拉拢僧界高层，同时对于依附于前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僧团势力则给予压制，其中以恒安最具代表性。恒安，据P．4660号唐悟真撰《都知兵马使康通信邈真赞》后题“从弟释门法师恒安书”，知其俗姓康。他跟曹法镜一样都是吴法成的弟子，恒安曾与唐悟真、惠菀、张球、苏晕等归义军初期第一流的名僧文士联手写作邈真赞，足见他在敦煌的影响力之大。他同张议潮的关系比较密切，据S．6405《僧恒安谢司空状》，敦煌县令宋智乐出使归来之后，奉张议潮之命赐予恒安匹段等物。从文书中“敦煌县令宋智岳使回，伏奉委曲兼匹段等，跪授（受）惊惕”、“伏蒙司空……，远寄缣缃”、“限以变阻，不获随状陈谢，谨录状上”等语句看，此时张议潮已身在长安。因此此状应作于咸通八年至咸通十三年（872）之间。从P．4660《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集》恒安的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恒安的地位还不是很高：咸通八年恒安与惠菀联手撰写《宋志贞彩真赞》末题“弟子比丘恒安记”；成通十年与张球联手所写的《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末题：“法学弟子恒安书”；与无名氏写《伊州刺史临淄左公邈真赞》题：“法师恒安书”；同年与唐悟真写《都法律索义辨和尚邈真赞》题：“沙州释门法师恒安题”。那么为什么张议潮要给一个地位并不是太高的僧人“远寄缣缃”呢？这很可能因为恒安是张议潮的心腹，所以张议潮远在长安的情况下，还对身在敦煌的恒安进行赏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张淮深当政期间，恒安受到压制，始终得不到提升。成通十年，恒安为沙州释门法师，而根据P．4660《邈真赞集》中恒安与悟真所写的《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直至中和三年（883），恒安的僧官仍然只是“听法门徒敦煌释门法师”。在近15年的时间里，像恒安这样的名僧一直得不到提升，很可能是受到了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压制。
另外，张淮深还通过开凿洞窟、重修佛像、重修寺院等各种方式。以示对佛教的虔诚。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收复凉州，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开凿了莫高窟第156窟。第156窟除了绘有多幅经变之外，主室南壁经变画还绘有张议潮出行图，图中题名：“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口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北壁绘有“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这两幅出行图的价值特别高，特别是《张议潮出行图》，是研究唐代节度使礼仪制度以及归义军历史的重要史料。窟中甬道南壁供养人西向第二身为张淮深的供养像，题名为：“侄男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大将军使持节诸军事……赐紫金鱼袋淮深一心供养”。据贺世哲先生研究，第156窟前室和甬道是由张淮深主持修建的。咸通八年，张淮深父张议潭在长安病死。据P．3425《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称：“清信弟子使持节沙州刺史充归义军兵马留后当管营田等使守左骁卫大将军赐紫金鱼袋清河张厶乙，龆龀慕道，钦崇释门，知□□之荣，源查无为之智仁，善无日益，惠性时增。今者所丹绘前件功德，奉为亡考常侍，唯愿承兹法棹，生就莲宫。”张淮深请工匠“丹绘”金光明变相一铺，为其父做功德。除此之外，还由归义军的大手笔张球撰写铭文和序文。另外，张淮深还亲自主持对北大像的改建和莫高窟第94窟的营建。北大像即今莫高窟第96窟，俗称九层楼。据P．3720v和第156窟前室北壁《莫高窟记》，北大像最初建于武周延载二年（695）。窟前建有四层楼阁，到张淮深执政期间，楼阁经历了近二百年的风雨，已破败不堪，即《张淮深碑》所称的：“乃见宕泉北大像，建立多年，栋梁摧毁。”张淮深为了庆祝自己的“乾符之政”，决定对其进行重修。《张淮深碑》中对修建的过程有详细的描述：“于是杼匠治材而朴□，郢人兴役以施功。先竖四墙，后随缔构。……旧阁乃重飞四级，靡称金身；新增而横敞五层，高低得所。”把北大像外的楼阁由原来的四层扩建为五层。新修之五层佛殿，“玉豪扬采，与旭日而连晖；结脊双鵄，对危峰而争耸”，十分壮观。改建过的五层楼气势恢宏，被称为“五阁仙层”。此外，文书中对第94窟的开窟过程记载的也十分详细：“更欲镌龛一所，踌躇瞻眺，余所竞无，唯此一岑，嵯峨可劈。匪限耗广，务取工成。情专穿石之殷，志切移山之重。于是稽天神于上，激地祗于下。……是用宏开虚洞，三载功充，廓落精华，正当显敞。”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也称：“时因景泰，五稼丰登。深募良缘，克诚建福。”“遂于北大像之北，欲建龙龛。……日往月来，俄成广宇。连云耸出，不异鹫岭之风；崤状烟霞，有似育王之室。”窟内除了塑有释迦主尊、侍从一铺外，还绘有规模宏大的壁画，四壁绘有各种经变画一十六铺。其中有药师经变和报恩经变等。在第94窟完工之时，张淮深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窟设斋，数千人供”，从“榆杨庆设，斋会无遮”等描写看，招待的对象中有很多僧侣。
张淮深重修寺院的记载见于上举《张淮深碑》：“爰因搜练之暇，善业遍修，处处施功，笔书难尽。……又见龙兴大寺（下残）。”从上下文的关系看，下文应该是介绍张淮深重修龙兴寺的具体情况，惜文书残缺。尽管如此，张淮深曾经重修过龙兴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张淮深所重修的龙兴寺是唐中宗重新即位后诏令天下修建的寺院，位于沙州城的东北隅。由于此寺由中宗诏建，而且以“龙兴”为名，而张氏一直以渥洼龙种自誉，所以张淮深重修寺院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向世人宣布自己的正统地位，是在宗教行为掩盖之下的政治行动。同时张淮深重修佛像、开凿石窟等活动，更多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和利益。尽管如此，但这些深层次的实用性目的在表面上必须通过崇敬佛法的功德形式出现，这就不可避免的推动了敦煌地区的崇佛风气和民众的开窟、修寺的积极性。另外，据P．3770《张族庆寺文》，张淮深还带领敦煌的张氏家族重修张氏家寺。
最后，我们从张淮深时期度僧尼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其对佛教的态度。归义军时期，沙州地区度僧尼是由方等道场司主持的。方等道场是为置方等戒坛而设的道场，沙州方等道场司主持的方等戒坛的授戒对象是沙弥、沙弥尼和式叉尼，所授戒法是具足戒。S．2575《天成四年（929年）三月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置方等戒坛膀》云：“况且香坛净法，自古历代难逢。若不值国泰民安，戒坛无期制作。”S．8583《天福八年（943）河西应管内外都僧徒为方等道场请诸司勾当分配膀》亦云：“乃见边方安泰，法眼重兴，道俗倾心，上下虔诚。自从司徒秉政，别建福门，许设方等。”这表明只有在沙州没有战事，社会比较安定的时候，归义军政权才会允许置方等道场。一是因为置方等道场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条件只有在和平年代才能给予满足；二是因为，只有在社会比较安定的和平年代，人口才会大量的增长，也只有在总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僧尼人数的增长才不会威胁到世俗政权的统治。张淮深统治时期，沙州曾多次设置方等道场，这也可以看出其对佛教的支持。其中有确切时间记载的有两次：据P．3486背，一次设置于乾符二年（875）三月，设置的地点和所授戒的对象不明；据Дх．1287、Дх．1324，另一次设置于中和四年（884）四月，地点在灵图寺，所授戒的对象是沙弥。据《张淮深碑》载：“剃度僧尼，传灯鹿苑”，另据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记》载：“庆（度）僧荐福，以报国恩”，我们推测张淮深在第94窟建成之后，曾设置过方等道场剃度僧尼，以示庆祝。从方等道场的特点及其设置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张淮深统治时期，至少在乾符年间和中和年间，沙州的社会比较稳定，归义军的统治也是比较稳固的。
二、张淮深时期敦煌佛教的状况
由于在张淮深统治时期，沙州多次设置方等道场，广度僧尼，所以沙州地区的僧尼数目得到很大的增长，这也是在此时期佛教发展的最直接的表现。在唐代中期，敦煌僧尼的数量就已经很大。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精锐被调离平叛，吐蕃趁虚而入，陆续占领了河西诸州。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僧尼数量在在吐蕃占领时已有大幅度的下降，据S．2729《吐蕃辰年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记载：“都计上牌子僧尼三百一十人，内一百卅九僧，一百七十一尼。”但是由于吐蕃统治者信仰佛教，对各种佛教事业给以大力支持，所以敦煌僧尼的数量在蕃占时期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而张淮深时期，僧尼的数量更是增长迅速。据S．2669《年代未详（865～870）沙州诸寺尼籍》，865～870年间，即成通六年至咸通十一年之间，大乘寺有尼209人、圣光寺有尼79人。而据S．2614v《年代不明（895）沙州诸寺僧尼名簿》，大乘寺有尼173人，圣光寺有尼49人，比865～870年间都有所减少，而此时的僧尼总数为1140人，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在865～870年间，即张淮深统治初期，沙州僧尼的数量应多于895年诸寺僧尼数量，即应在1100人以上。据郝春文先生考证，乾宁二年（895）三月，沙州在安国寺设置过方等道场司，所度的对象是安国寺的沙弥尼和式叉尼。但据上举文书，安国寺当时仍有相当数量的沙弥尼和式叉尼，所以此件僧尼名簿应制于乾宁二年三月之前。而且名簿的制成年代与张淮深的统治末期相隔不远，所以在除去新度的沙弥、沙弥尼和式叉尼之后。应与张淮深统治后期的僧尼数目相接近。文书中新旧沙弥、式叉尼、沙弥尼共200人左右，所以张淮深统治末期，沙州的僧尼数量大约维持在1000人左右。而在张淮深统治最为鼎盛的乾符年间，僧尼的数量应更为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