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现代文体学至少有以下一些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可以吸收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关于文体学研究的成果，可以发展和完备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以改变重内容轻形式的旧格局，可以改变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培养一种新的理解与阅读方式。总之，现代文体学的建设既可以让人们的关注点回归到文学本身，发展和完备文艺理论建设，又可以改变人们的审美思维方式，其理论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对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中看出文体学建设的理论意义。我国古代文论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但多属片断性的、感悟性的，缺乏系统的理论形态方面的总结，而建国四十余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古代文论研究，则多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意境、情感的阐述上，始终没有重视文体的研究，这就给我们留下繁重的研究任务。我们如果以现代文体学的理论去整理和发掘古代文论遗产，去研究古典文学中的文体问题，诸如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和诗歌的文体发展过程以及对当代小说、当代戏剧和新诗在文体上的影响，等等，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再次，现代文体学的建设对当前文学创作也有它的指导意义。历史新时期开始以来的十余年中，文学创作一改过去陈陈相因的旧模式，代之以大量新的探索。除了内容上的变化之外，形式上即文体上的变化与更新虽然是渐进的却是明显的。在新的文学实践中，各种文体大体都发生了变异。例如，叙述作品在叙述视角、叙述模式、叙述语体、叙述时间诸方面的变化，使叙述作品的面貌发出新的光彩；而抒情作品在抒情方式、抒情语言、抒情结构诸方面的变化，又使人们获得新的感受方式。其中，如寻根文学的语言特色，新浪漫主义的意象跳跃，新写实主义的叙述态度，新潮小说的文本策略等等，都给创作思维和创作理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一方面为我们的文体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实践依据，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作出积极的响应，以便丰富理论研究，并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
二、近年来文体批评以及文体研究概况
近年来，由于作家、批评家、理论家文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在文学创作上出现的一些新的文体现象需要理论批评的回答，于是在文体批评和文体研究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出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为建设我国现代文体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文体研究方面最初的工作，是关于西方文论二十世纪中文体学研究成果的引进、吸收和消化。在这方面，人们的目光首先注意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教程》一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文学语言的新观点。一些在髙校执教的青年学者如夏中义、王一川、孙文宪等在作为文体学重要构成要素的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他们既吸收索绪尔语言学一些基本观点，又结合我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对文学语言的性质和规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或已问世，或即将问世。这对建设中国现代文体学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引进、吸收和消化西方二十世纪文体学研究成果方面，另一重要的项目是对叙述学（叙事学）的介绍和研究。“叙事学”一词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托多洛夫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提出的，后来叙事学（叙述学）在法国成了一门新的热门的学科。巴尔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布雷蒙、热奈特等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从叙述结构、叙述话语等方面为叙事学框架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前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叙述学研究》一书，这本论文集是对法国叙事学研究成果一个比较集中的展示。此外，该出版社又出版了法国学者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一书的中译本，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的凯南的《虚构叙事作品》一书的中译本。关于叙述学（叙事学）的这些研究成果的介绍，也促进了我国关于叙事学的研究，并用之于文学批评的文体批评之中。这方面，江西师大青年学者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一文学叙述学论》一书，华中师大的青年学者胡亚敏即将问世的《叙事学》一书即是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文体研究中的对西方二十世纪文论中文体学研究成果的借鉴涉及面颇宽，除了上述关于索绪尔语言学以及叙事学的介绍外，关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介绍，关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英美新批评派理论的介绍，也都是建设中国文体学的重要的参照系。
在文体学研究逐步开展起来的同时，文学批评中的文体批评也越来越被文学批评家们所重视。他们尝试运用文体学的理论去关照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文体变异现象，进行科学的扫描的分析。在这方面，小说文体批评无疑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果。山西的评论家李国涛同志在小说文体批评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汪曾祺文体描述》等文体批评论文，以及关于山西青年作家李锐的文体描述，都是影响极大的文体批评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了《小说文体研究》一书，收集了数十篇关于小说文体批评的文章，并附有该书编者白烨关于近年来小说文体批评综述的一篇文字。这是展示近年来小说文体批评成果的一本重要的书，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体学建设的一块重要的奠基石。在文体批评方面，值得一说的还有安徽青年评论家唐跃、谭学纯关于文学语言的研究和批评，他们把西方有关文学语言新的理论引进，但不止于介绍这些语言学理论，而是以它们为参照、为武器，去剖析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各种新的语言现象。他们的系列论文在全国一些刊物推出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毫无疑问，唐跃、谭学纯的合作是有意义的，他们的初步成果值得重视。
三、关于“文体学丛书”的简介
《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是作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第六部文学评论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者的一部文学评论选集。这部文学评论选集，也可以看作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从事文学评论活动的一个小结，一个小小的展示。 收入这部评论集的四十三篇文章，一半选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五部评论集之中，一半则选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发表的长长短短的上百篇文学评论。按文章的评论对象和性质，分为四辑：第一辑，是关于文学思潮的论文或某一专题的评论。这方面写得不多，只收入七篇，聊供参阅；第二辑，是关于文体学研究与文体批评的文字；第三辑，是关于长篇小说的评论；第四辑，是关于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或青年作家创作活动的评论。
在近年来文体学研究与文体批评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推动文体学研究和文体批评，建设中国的现代文体学，一套“文体学丛书”正在孕育，即将诞生。这套丛书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牵头，组织北京、武汉等地的学者和评论家一起来担任撰稿任务的，它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艺部主任杨仲录和笔者共同主编，成立了有十几位中青年学者文学评论家参加的编委会。第一次编委会和编写会议不久前已在北京召开，讨论了整套丛书的指导思想、应有特色和第一辑十部书稿的写作提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套丛书第一辑的十部专著将同广大读者见面，一门比较系统科学的中国的现代文体学即将诞生。
经过编委会充分的讨论，不仅给文体、文体学以比较科学明晰的界定，也明确了这套丛书将是在吸收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文体学的成果和整理发掘我国古代文论中文体学的遗产的基础上联系文学创作中的文体变异现象，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力求体现以下三个特点，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希望能从理论上回答创作上在文体探索与创造中提出的种种问题，阐述种种新的文体现象；中外文体学研究成果的结合，把吸收西方现代文体学的研究成果同发掘我国古代文论中文体学的遗产结合起来；科学性与可读性结合，力争体现深入浅出的文风。
这套丛书第一辑十部书的选题是：《文体创造：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童庆炳）、《语言乌托邦》（王一川）、《文学的言说结构》（孙文宪）、《叙述理论与技巧》（罗纲）、《文体变异的策略》（陶东风）、《小说文体的文化机制》（白烨）、《长篇小说文体》（何镇邦）、《戏剧文学文体》（王富仁）、《新诗文体》（於可训）、《文学批评文体》（潘凯雄、蒋原伦）。
我们期待着“文体学丛书”能顺利地出版，期待着文体学研究和文体批评的深人开展，期待着中国的现代文体学的建设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1991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