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长篇小说中常见的无节制的议论是过多的议论插笔，这种议论插笔是作家在描述某一事物、某一生活场面或刻画某一人物形象时随意发挥的，作为家本身对事物的评论插入或由此引申开去进行一番议论，因此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某些议论插笔具有“画龙点睛”的点题作用，但就总体而言，这种议论插笔往往破坏了人们艺术欣赏的兴趣，损害了作品的艺术质量，或者由于议论的不准确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例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初版本，就有相当多的议论插笔，或借题发挥，或尖锐抨击时弊，或调佤讽喻，读来是相当痛快的。但是，这些议论插笔，或由于同形象割裂、游离于作品的情节之外，过于直白，而损害了作品的审美效应；或由于过于尖锐不够准确而招来政治上的麻烦。当然，有人仅仅摘录作品中一百多处议论插笔就判定它的政治倾向的错误，未免有断章取义，抓辫子，打棍子之嫌；但是为这些议论插笔辩护，认为修订版中不应删改的看法也未免偏激片面。我认为作家听取了善意的批评在修订版中对这些议论插笔所做的修改是值得赞许的，这多少表现出一种艺术的节制和精益求精的精神。
还有这么一种情形，议论是借作品中的人物发出的，但未必就能融会于艺术形象之终极，尤其是一些长篇大论者，仍然不足为训。例如《沉重的翅膀》初版本中郑子云关于行为科学的长达一万字的报告，张贤亮的《男人风格》中陈抱帖到I市就职发表演说的“城市白皮书”，朱春雨的《橄榄》中以“我的发言”为题，所插进的小说主人公杜季壮在“关于人类未来设计和未来世界设计的学术讨论会”上所做的长篇学术报告，虽然有的学术性颇强，或议论过于冗长，同作品的情节和形象相游离，读来仍然缺乏艺术魅力。这也表明不讲究节制的主观随意性在创作中的不可取。再如贾平凹反响颇为强烈的长篇小说佳作《浮躁》，其中有一段作者借州河考察人之口所发的关于当今改革中“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形成了目前的普遍的浮躁情结”的一段议论，的确是“画龙点睛”之笔，也有独到的深刻的见解，不能不说是相当精彩的。但由于这位州河考察人的形象是虚幻的，他的议论实际上是作者夫子自道，而作者所发表的关于生活的见解，所要阐发的作品的主题同作品中着力刻画比较成功的如小水等人的形象又不能达到的水乳交融的地步，因此仍然让人感到思想同形象有不同程度的割裂之感。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不少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追求一种哲理性，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生活认识深化的表现，但是在表现这种哲理意味的时候，却未必都是成功的，其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思想与形象的割裂，因此，某些哲理性的议论仍然带有较强随意性。此外，一些哲理性的议论也不见得有多么深刻的见解，却给人一种故作高深的感觉，读《钟鼓楼》终卷处关于时间、空间、历史命运的议论，读《夜与昼》终卷处借写景山上万春亭“中国大趋势与我们怎么办”讨论会时阐述的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的见解，还有读《橄榄》中关于人类未来的哲学性的思考，都有这种感觉。
还要提及的是：某些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现代化，也是创作中主观随意性的表现，也是一种理念化的创新倾向。有些历史小说作家，不按照作品所写的历史时代的历史氛围来创造作品的艺术氛围，不按照历史人物的性格逻辑来刻画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而是按照以历史人物影射某些现代人物的主观意图，来编造历史人物的语言的行动。这种主观随意编造的结果则是反历史，也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即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主观随意性在创作中的危害。
长篇小说应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在长篇小说中，既要有时代风云的展现，也应有各种风俗画的描写，还应该有各种民俗知识以及文化知识的融入，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更能烘托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也才能具有更髙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自称“风俗史家”、“社会学博士”，说他的名著《人间喜剧》是“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风俗史”。我国现代文学的巨匠茅盾则认为“地方色彩、风土人情，与环境描写有关”。当代不少作家强调文学作品的历史记载作用，也即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以便让人们回过头去更形象更具体地认识历史和正在进行的生活，以描写民俗见长的著名作家汪曾祺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以上这些论述，都阐明风俗画描写在文学创作中，尤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特殊的位置，在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特殊的位置。在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出现诸如在“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下刻意描绘八十年代北京市民新风俗画的《钟鼓楼》（刘心武\寓政治风云于俗画描写之中的《芙蓉镇》（古华），着意描写黄泛区民俗画卷，作为一幅新的“流民图”来写的《黄河东流去》（李準），还有土家族中年作家孙健忠描写土家农村改革风情画的《醉乡》，回族女作家霍达描绘一家开玉器作坊的回族艺人的命运、展示回族风情画的《穆斯林的葬礼》，等等，都有相当动人、新鲜、成功的各具特色的风俗画描写，这些作品，为探讨长篇小说中风俗画描写积累了可贵的艺术经验。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不少作家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或者把风俗画描写作为一种艺术的作料，因此把风俗画描写游离于作品的人物与情节之外，显得琐碎、枝枝蔓蔓，表现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倾向。即使像上面提及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在风俗画描写上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主观随意性。例如《钟鼓楼》，对于北京市八十年代新民俗的描写，是找到了新的角度，并有所发现的，但是作品中也还存在不少游离于作品人物、情节和主题之外的风俗描写，例如关于北京四合院沿革的介绍，比起关于丐帮历史的描述来，就同作品的情节人物结合得不那么紧，至少可以说还未能融合在一起，因此就有一种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或为显示作者的多闻多识而写风俗之嫌；而这种游离于作品人物情节之外的风俗描写，往往成为作品中的枝蒌和累赞之处。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也有同感。这部尚未引起广大读者注意的长篇小说新作，是一部很有特色，可读性很强的佳作，这同这位回族女作家善于用细腻的笔调描绘回回民族，尤其是北京牛街一带的回回民族富于民俗色彩的生活和作品中主人公传奇般的生活遭际有关。但是在这部作品中，由于作者也同样缺乏艺术节制，在民俗描写上存在主观随意性，写得过于多而琐碎，且有一些回民习俗和宗教生活的描写，又同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相游离，因此成为作品的枝蔓。这也是值得吸取的一种经验教训。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有些长篇小说作家，喜欢夸耀自己博学多闻的知识，喜欢掉书袋。他们或许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作品的文化色彩，殊不知适得其反，有些知识的炫耀与堆砌令人读之生厌。因为它们不是作品的有机部分，而是作家主观随意的“佤大山”，而且“侃”得又不怎么样动听，这当然也是不足取的。优秀的长篇小说应是百科全书，要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但作家必须是真正的博学多闻的学者，而且必须把各种知识有机地融入作品之中。像《红楼梦》那样，丰富的知识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才是读者百读不厌的。
近一两年来，长篇小说创作引起了文学理论和文学评价界更多人的关注，不少报刊上开展关于长篇小说创作与理论的笔谈或讨论，试图加深对长篇小说文体美规范的认识，总结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寻找提高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突破口。且不说这些笔谈或讨论的收效如何，这些笔谈或讨论的本身就说明长篇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有了一个新的局面。我以为，提髙长篇小说创作水平应该面对创作实际进行扎实的理论研究，那么，本文所论及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所存在的作家的主观随意性正是影响长篇小说创作水平提高的一个因素，是值得注意的。这个问题的存在，告诉我们在长篇小说文体的美学规范与作家创作时的主观随意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克服主观随意性，讲点艺术节制，认识和遵守长篇小说文体的美学规范，乃是提髙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不注意艺术节制、主观随意性强的种种表现，固然是由于作家对长篇小说文体美学规范认识的不足，夸大创作中主观随意性的作用，难以找到主客观的契合点所造成的。但细细追究起来，原因还是多方面的，比如，议论的随意性往往是由于作家还来不及把对生活的评价化为艺术形象所造成；结构上的缺乏力度，缺乏整体性，则是由于作家对生活素材认识不深，缺乏艺术概括力和艺术提炼能力所致；风俗画描写和卖弄知识方面的随意性则有更复杂的因索，克服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主观随意性，要求作家在创作中讲点艺术节制，决不是讲点长篇小说文体知识所能奏效的，除了解决作家对创作中主客体辩证关系的认识，加深对长篇小说文体美学规范的认识外，还要求作家在生活和艺术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生活的认识，提髙艺术表现水平。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创作中主观随意性的问题，不断提高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198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