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至此已两度蜜月矣。其初办时，亦无非想占便宜，自己生子，自己接生，无庸乞怜于编辑之门。校样来时，又可从容大刀阔斧加以修正，实为一快事。及蜜月初度，外稿纷来，信箱拥挤，邮使喊冤，编辑抽屉，又改为大皮箱，于是撰稿之外，又平添阅稿工作，前之所谓育子，今又专为他人接生。我们顾到读者的利益、作者的热心，不敢不细阅一番，以免埋没天才，甚或有从纸篓中重复救济出来的。看到好稿时，拿起剪刀，挖起浆糊，作接生工作，固然快乐；一无足取之稿，阅后断然送入纸篓，也不怨悔；惟有在可取与不可取之中的稿件，在将弃未弃之际，倒令人生出一种悲哀。将文人精力构成的文字，送入纸篓，于心总有点不忍。
此时将为接生乎，将为打胎乎，倒成一问题。但是《论语》
篇幅到底有限，不能不斟酌去取，所以接生一次，总也须打胎十数次，忍心害埋，暴殄天物。这真不是我们初办本刊时所梦想得到的工作。
我们所希望可以补过者，在盼望各位在本刊格调未成之时，互相勖励，继续努力，标准放高一点。如一位通信者所说，提倡潇洒、伟大、雄浑、涵蓄、优美、爽利、深沉、慷慨、健全的嘻笑，勿陷入浮浅、纤巧、哀郁、卑劣、俏皮、刻薄、尖酸、衰弱的呻吟。
哀梁作友梁作友就是阿Q，即使不是阿Q，也已备尝阿Q的悲哀了。
梁捐款之有无，计划之虚实姑勿论。然假定其虚其无，在要人赏菊，名流吃蟹之时，梁以一匹夫毅然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俨然世人皆醉我独醒，想出一条收回东北计划，急人之所缓，缓人之所急，其愚一。欲以三千万元之空言，“感化”沪上百万富翁，其愚二。遍访要人，游说他人所认为并不重要之事项，其愚三，因此梁乃不得不失败，及其失败，世人遂肆意讪笑、詈骂、奚落、驱逐，几致使无藏身之地。梁乃愕然在众手所指之下，抱头鼠窜，离京返里。我们不愿以成败论人，只有觉得梁作友固然热昏，然使中国多出几位发热昏的梁作友也不妨事吧？况且梁氏所发的是救国热昏，在理无妨让他发发。中国人向来吃聪明之亏，聪明达观，世事便无一可办。故若张学良之聪明，保全实力，放弃河山，国人可以谅解。若汤玉麟之镇静，保存日本银行存款，仰事异族，国人可以原谅。独梁作友之疯狂，乃不得报上一点“其愚诚可悯，其诚亦可哀”的批评。阿Q固然不了解中国，中国又何尝了解阿Q？我们不难想象，梁氏在归途中，是如何的惊愕、愤慨、失望、悲哀；到了家乡，踯躅街上，又要如何遭村妇的指摘，村童的投石，亲友的白眼，旁人的奚落。这是阿Q一类人在聪明的中国同胞中的命运，无可挽回。但是我们究竟不能不问，谁在发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