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黄军装来通知我说，部队十分满意我的情况，但既属中途调动，还要取得报社人事处的同意。我同他一起去人事处，人事处长满口应承，说李硕儒同志能去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锻炼，我们自然是十分支持的。情形似乎是只等最后办调离与接收手续了。我这才明白，所谓内蒙古的工作需要纯属是要发配我的遁词和伪词。我真不明白，一个权力能左右上千人命运前途的党报机关在对付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时，又何必以伪善的面孔伪善的词句遮遮掩掩？可不管怎么说，我与黄军装还是高兴而别，只待他通知后即奔赴兰州。
我一面整理服装衣物与书籍，一面陪父母弟弟妹妹向北京的亲友告别，-面等待启程。奇怪的是，此番离别前的等待少了些眷恋与凄凉，似乎更多了些向往与期待。
大约4月底，黄军装来通知我说，江青请他们看了电影《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之后，发表了林彪委托她讲的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讲话，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是史无前例的，也将翻天覆地，今后谁将到哪里去都说不准，我的调动自然只能搁浅了。
果然，那些日子的社会气氛就颇怪异，似乎人人都很兴奋也很凄惶，人人都急急地上班很晚才下班，学校里很晚都不放学，直到晚上九十点钟，还从学校里传出一阵阵狂躁的口号声……大有山雨欲来的架式。
运动真的要来了，父亲吸了口香烟，忧思重重也希望重重，我跟报社交涉一下，看能不能不走了，就在报社参加运动。
能这样就好了，母亲这些天很少说话，总是暗暗地边擦眼泪，边为我收拾衣物和衣箱那你明天就去？
不用了，沉默很久，我对爸爸说我不愿爸爸为我去乞求他们。
这也不是乞求，同他们陈述一下做父母的心情，我总有这权利吧？父亲有些激动。
爸，他们不懂这权利，也不会尊重这权利……
父亲点点头，-脸愁苦。由于他在旧社会的一些经历，他太懂得在那些年代里人的权利的分量了。
第二天晚饭时，父亲说还是准备去内蒙古吧……没希望了。
我望着他，父亲额上的皱纹更深了。我知道他还是去了报社，做了他认为父亲必须为儿子去做的陈述和乞求。我的心一阵疼痛，正想说些什么，母亲的目光制止了我。我受不了那悲悯、那无奈，尽管我知道这是我的父母独有的爱、独有的情，我珍惜它，我以它为生命的根、生命的水、生命的空气，可我受不了，我决定尽快买车票尽快去内蒙古这个他人为我划定的生存空间。
正要准备买票启程，接到一封字迹熟悉的西安来信。我的手不由地麵抖起来……颤抖着，我开启了那封盼望已久的信。这信再没有以往的踡跹与哀愁，似乎是急急写就的，充满了焦灼和愧疚，说她是从她妹妹处得到我要下放的消息，不用问，这下放自然与她有牵连。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两安。说她已通过关系找到《西安晚报》的总编辑，介绍了我的简况和我们的关系，那总编十分慷慨，欢迎我去编文艺版……她一再嘱我，要是愿意这个安排，就尽快寄去简历和代表作……绝处逢生，我自然不会放过，于是延缓行期，第二天就寄去她要的东西，之后就是等待。
社会空气更加紧张，听说学校里已出现了学生斗老师、打老师的事情。二十几天后她的回信来了，说总编辑已被关进牛棚，工宣队进人报社。所幸工宣队长颇通达，听了她的阐述后已初步表示研究研究再作决定。她让我别急，做些启程的准备，再多同父母、弟妹团聚团聚……那些小夜曲式的浪漫远去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关爱和体贴已经渗入我的心中，我于飘来飘去的阴影中窥见一缕温馨的光……可又近一个月后，她凝满了绝望的信来了。说工宣队又已撤离，报社被军管了。军管会的人说此后人事冻结，报社将全力投入运动……她几乎是在呐喊着哀叹命运，说我们大概此生难再相聚，你还是去内蒙古吧……又一次亮起的光熄灭了，我只好再次整理行装。
那一天细雨霏霏。细雨霏霏的日子总洒给人无垠的惆怅无垠的伤感，何况我是拖着衣箱、拖着行李远行，何况我是告别已近老年的父母和大大小小的弟妹。我不愿任何人送我，尤其不愿父母送站，因为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这不是远赴重任而是发配边塞。百般推拒，父母和最小的妹妹还是送我到了北京站。我们急匆匆托运行李，急匆匆检票进站，待到一切停当一家人站在一起时才感到，尽管满心嘱咐、满心祝愿，却又相对无言只有默默对视……
不知是捺不住这种氛围和期待，还是瞥见了什么熟人，父亲忽然走开，他没告诉我也没告诉母亲。刚刚体味别离的心又添了一阵杂乱。我们喊着，到处寻找父亲，生怕相互走失。
过了很久，父亲朝我们走来，穿过人群急急地走来，已见花白的头发在湿润的细风中有些蓬乱。蒙蒙雨雾中，他额上的皱纹更见其深，热切的眼睛在急急地寻找……
爸一一妹妹大声叫喊。
我来了父亲回应。许是一时慌急，网袋里的苹果漏到站台上一个。他停下来，弯下腰拣那个苹果。当他直腰站起时忽然一个趔趄，但很快找到了平衡。我急跑过去，我知道他血压高，加上这些天的奔波忙碌，一日迫近一日的别离，他那颗沉重的父亲的心是在怎样地承受啊！喔，我这不争气的长子！我责骂自己，我扶住他。
……没事，没事……他对我笑，笑出太多的苍凉太多的关切：多吃些水果，这么远的路……
爸，您别拒心，我又不是没出过门……
我知道，父亲想说想做的都不是这样轻松的事轻松的话，他真正担心的是我的前途、我的事业和我未来的婚姻。这一切原本都该很好都该任我选择不必他费心，可如今这一切却都变得如此糟糕而且是难以料定无力挽回的悲惨，他说不出这些话，怕伤害我；我也说不出这些话，怕他失望……
全家刚刚站定，我的两位朋友赶来送行了。他们是一男一女不期而遇。男的是报社同事、著名记者胡思升，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移居纽约；女的正在某大学中文系上学。因为时间紧迫，大家刚打了一下招呼，胡思升就把我拉到一边：
……报社的运动已经开始了，满楼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术权威叛徒特务，气势之大来势之猛我从没见过，一向稳健的他显得很凄惶，第一批大字报就有我，而且很不少，有说我做驻外记者时的事，也有国内的事，有一张还谈到你，说我们是人以群分，所以，你还是快离开的好……
说我？我有什么事？我困惑我更气愤，都把我发配了，还说我什么坏话！
你还年轻，运动是不讲良心的，说你什么你都得听着，不管有还是没有……
叮铃铃开车的铃卢刺耳地响起来。
……什么都来不及说了。记着，到了内蒙古什么也别说，别说我来送过你，更别说我同你说过的这些话……有什么情况我会写信的，署名是大哥……可能因为我没感受到那气氛，我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紧张，如此害怕。
列车已经启动，父亲催促着，我没来得及同母亲道别就不得不跳上已经开动的列车。
我站在车窗前。父亲在招手，女友在招于，可惜她不是她。
列车加快了速度。小妹妹躲在大柱子后面抹眼泪，母亲趔趄着似有些站不稳，我立即做手势要女友扶扶她。她果然扶住她，搀着已是鬓发斑白的母亲……远远了，轰隆隆的行车声把多少关切多少忧愁多少叮咛甩到后面……
车上在播放《东方红》，接着是郭沫若写给毛泽东的信。说他世界观仍停留在资产阶级王国里，说他的著作他的文章都应付之一炬……我气愤，我不解，我悲哀，眼泪不停地流了下来。可能是为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吧，我蹒蹒跚跚地奔向厕所，锁好后，放声大哭。不知哭了多久，才懵懵懂懂地躺在卧铺上，任火车把我拉向那个陌生又荒凉的世界，拉向那灾祸难测的命运。
第二天凌晨4点多，列车广播响了，许是怕惊醒太多的旅客，它省略了那个年代必有的广播前必要以高分贝大音量播放的《东方红》，而是以轻得近乎沉梦刚醒的声音广播说，前面要到达的是临河站，要车的旅客早做准备……我坐起来，青灰色的光线里走过几位帆布背包里背着锤子、凿子、锛子的人，他们穿的不是铁路服，而是劳动布的工装，想必是地质勘探队员。难道这里有矿？拉开薄薄的窗帘，掠眼而过的皆是一片灰黄，灰黄的天、灰黄的地、灰黄的散落的一处处黄土坯搭建的房子……车轮慢了下来，呕哐、哐哐……
杭锦后旗自然没有报社。要说文化机关除旗文化局外，也就还有个晋剧闭和乌兰牧骑。选来选去，我被安排到晋剧团做编剧。1969年初，旗晋剧团与盟晋剧团合并统称巴盟晋剧团，举团搬至巴盟盟委所在地巴彦高勒，我也就随闭升了一级从县到专区，职务还是编剧。
那里地处偏僻，在乌兰布和大沙漠的边缘，一阵风起就成了沙尘世界，但既属中国版图，在那些风起云涌的年代，政治上照样也是风起云涌。好在我年轻历史简单没有劣迹，又从中央调到这里，虽也屡受怀疑，怀疑我为什么从中央一下子调到这里，可因为我一无派系二无亲者与仇者，倒也清静，没有纷争没卷入任何政治漩涡。事情当然要做，那就读书写作，改编并执导了《收租院》，移植导演了晋剧《智取威虎山》和《竒袭白虎闭》。可能沾了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光，也可能因为艺术是相通的道理，我虽没学过导演，对晋剧更无兴趣，全团人员倒还服气，不光写、导，人手不够时也上台充数，演《智取威虎山》中的一个金刚，演《奇袭白虎团》中的美国顾问……在那个闭塞的边城也还小有名气。但晋剧团终非久留之地31969年底，我调往《巴彦淖尔报》报社，主编文艺版，也常外出作采汸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