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位科学家正在设想研制一种“航天母舰”——所谓海上流动火箭发射场。用他们设想的“航天母舰”发射火箭既省钱又安全。广阔的海域无人居住，因此用“航天母舰”发射火箭万一出现事故，可以大大减轻其破坏程度和人员伤亡。若“航天母舰”开到赤道附近海域发射火箭，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借助地球自转来获得额外推力。不难想象，“航天母舰”这一奇想如果能实现，将为人类太空研究打开一扇新的“天窗”。
奇想其实离现实并不是太遥远，许多昨天的奇想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达?芬奇不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着名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从前线回家。达?芬奇抽空去看望朋友，并向朋友详细询问前线的情况。朋友伤心地告诉他：“且不说敌人的炮弹可能把人送上天，就是自己的大炮也不保险。”
“为什么？”
“大炮在射击时后坐力太大了，整个炮架往后跳，经常伤人。我的脚就差点被它撞断。”
“那可以想办法把后坐力消灭掉。”
“目前，专家们对此还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这很简单。把两门炮的尾部对着，一齐发射，后坐力不就互相抵消了吗？这种朝向相反的炮可以叫双头炮。”
“啊！这怎么行！这不是有一门炮往自己阵地打吗？”
确实，达?芬奇的想法荒唐可笑，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即在后坐力产生的同时，用一个大小相等、作用相反的力将它抵消，这样大炮发射时炮架就不会往后跳。他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光阴似箭，转眼4个世纪过去了。美国有一位名叫戴维斯的海军军官，在一份资料上看到了达?芬奇关于“双头炮”的设想。这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1914年，戴维斯经过深入的研究，在“双头炮”的基础上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门无后坐力炮。这门炮不是用两门炮制成，而是将“双头炮”的两根身管合二为一，并且将两门火炮的发射药背靠背地放在一起。也就是说用一根身管和一包发射药，使炮弹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射击。此外，他把向自己这方射的炮弹改为大型铅弹。由于铅弹的质量大，发射时只会后飞行一小段距离。
戴维斯把达?芬奇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往前挺进。后来，他又将铅弹改为假弹，大炮的操作安全又提高了一步。改进后的大炮发射时，假弹变成许多碎片，散落在炮的后面。
戴维斯发明的无后坐力炮受到军队的欢迎。但是士兵们在使用这种无后坐力炮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安全问题。因为往后发射的假炮弹有时会击伤操作者。
对于这个缺陷，戴维斯绞尽脑汁，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就像峡谷中的河流，需要这个山头注入一股清泉，那个丘壑注入一股洪水，才能形成波澜壮阔的大江，向前奔去。
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库克为无后坐力炮“注入了一股清泉”。他创造性地将无后坐力炮的后半截炮管截去用“气”代替假弹，即在炮的尾部装了个喷气管。这大大提高了炮的安全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这以后，有些兵器专家试图对无后坐力炮做进一步的改进，但都未获得成功。直到1944年，英国兵器专家丹尼斯?博尼才实现对它的进一步改进，在前人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一种反坦克炮。
达?芬奇荒诞不经的“双头炮”设想，导致无后坐力炮的诞生，真可谓发明也荒唐。
奇思异想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舞。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奇思异想资源，可以列出一大串。从中寻觅一个你感兴趣的设想，作为发明题目，也许会诱发出你的创造灵感，获得惊人的突破。拓展思考的空间
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澎湃而来的资讯，一日千里的科技，我们如何去应对？拓展思考的空间是必由之路！
要想拓展思考的空间，很多时候需要我们把头脑中固有的知识放到一边，以一种陌生的，外行的，甚至是孩童式的眼光去审视，种种框框也许会退避三舍，思考才可能真正求得突破。
一位老师叫小朋友们到黑板上玩画图接龙的游戏。这个游戏看起来非常简单，不过是参加游戏的人，在别人画的东西上添上几笔，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第一个小朋友画了一个长方形，说：这是一个盒子。
第二个小朋友添了几条线，说：这是踢橄榄球的球场。
第三个小朋友添了一个倒写的Y，说：这是放乐谱的架子。
第四个小朋友把放乐谱的架子围起来，说：这是一个电灯泡。
第五个小朋友，添上一笔说：这是她妈妈在穿紧身裤。
这一笔竟可使原来的一件东西，变成这么多新的东西，实在令人叫绝。这才是创意。
人几乎天天都在思考，但思考的空间是否一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或许大家都听过这个广为传颂的小故事，是说一位作家询问一个放羊娃：
“你放羊干什么？”
答曰：“攒钱。”
“攒钱干什么？”
“盖房。”
“盖房干什么？”
“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
“生娃娃。”
“生娃娃干什么？”
“放羊。”
“放羊干什么？”
“攒钱。”
于是，一个新的生命轮回又开始了。
这个故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然而，其实许多人的思考方式极像这个放羊娃，被困在自己的框子里，什么问题都在这方小天地里打转转，坐井观天，周而复始。
人，既然有这么一个可怕的框子，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框子找出来，问问他姓什名谁，让他“阳光”一下，然后宣判它的死刑，把它摔得粉碎。专家考证的结论是，这个框子不是别的，正是头脑中的某些观念，即常识、定理、规矩、经验等兄弟几个。
在伽利略之前，很多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都看到了月球黑暗的部分里有一些光点，这些光点逐渐变大变亮，最后跟其他光亮的部分合而为一。
学识渊博的天文家们便从“科学的角度”思考，寻找“科学而又合理”的答案。而青年伽利略与那些专家们相比，头脑里装的东西太少，对天文学更是知之甚少，没有框框，思维自然像脱缰的野马。他想，这个现象多像早上的太阳照射在山上，太阳爬得越高，山谷的阴影缩得越小，最后整个山头都照射在阳光之下。因此，伽利略下结论说月球表面一定不是光滑的，是高高低低跟地球一样有山有谷的。
当然，伽利略说得一点不假。但是当时伽利略是被当作疯子看待的，他曾经到处流浪，躲避教廷的迫害。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某一年，法国某报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如下一道题目：“如果法国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救出一幅画，你会救哪一幅？”
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到卢浮宫去做实地凋查，去一一核实每一幅画的价值。人们在众多价值连城的名画世界里，比较着，选择着……他们很难做出最后的抉择，因为许多艺术珍品都是绝品。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个回答中，一个从来没到过卢浮宫的人，以最佳答案获得试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救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在那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也许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才能获救。
上述两例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道理，即拓展思考的空间，必须突破头脑中那些固有的知识的限制，以一种陌生的，外行的，甚至是孩童式的眼光去审视，种种框框也许会退避三舍，思考才可能真正求得突破。
据说，一位大科学家收了个徒弟，他问这个徒弟：“早上做什么？”答曰：“找资料。”
“中午干什么？”
“做实验。”
“下午干什么？”
“写实验报告。”
“晚上干什么？”
“做明天实验的准备。”
大科学家追问说：“那么，你用什么时间去思考？”
我们不少人不是天天在忙吗？我们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思考呢！古人讲：“一日三省吾身”，恐怕我们连“一省”也颇为难得了！
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说知识越多越不好，有些时候我们要使自己的头脑变成一片空白，一个真空世界，让思维神驰万里，去描绘最好最美的图画。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
对科学家来说，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最基本的素质。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科学一旦与怀疑绝缘，那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曾荣获诺贝尔奖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敢于向任何人发难。
有一次，他的老师玻尔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言，正讲得起劲儿，泡利突然大声说：“你住口吧，不要再冒傻气了。”玻尔脾气一贯比较好。他不但没发脾气，还温和地说：“但是，泡利，你听我说……”泡利毫不客气地立即顶回去。说：“不，我一个字也不愿再听了。”
还有一次，那是1954年2月下旬，中国留美的杨振宁教授应着名科学家奥本海默的邀请，到研究所作学术报告，当时泡利也在场。当杨振宁刚写下一个数学公式，泡利就马上追问：“您写的公式中，有一项的质量是多少？”
泡利问的这个问题，当时还根本无法回答。因此，杨振宁含糊地回答了几句。可是当杨振宁再往下讲时，泡利不依不饶，又站起来问：“那质量到底是什么？”杨振宁教授只好尴尬地离开讲台坐下不讲了。后来，奥本海默讲了几句圆场的话，报告才算勉强讲下去。
第二天，泡利写了一个条子给杨振宁，表示非常抱歉，并说明自己并无恶意。
当然，泡利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1956年春，两位华裔学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新猜想，认为在一种称为“弱相互作用”中，“宇宙”是不守恒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知道，要想让大家信服，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于是，他们请中国来的吴健雄教授来进行这个实验。
此时，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翘首以待，盼望吴健雄能通过实验，得出一个或对或错的结论。泡利同样很关心吴健雄的实验，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定错了，宇宙守恒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他对人说：“我不相信左右会不对称。我敢打赌，吴健雄的实验结果，一定会得出左右对称的结果。我已经准备好一笔大赌注。”
但是，半年过去了，到了1957年年初，实验结果出来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猜想是正确的。在弱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宇宙果然不守恒！左右果然不对称。
这立即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从泡利最初的反映，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惊讶。1957年1月27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不无幽默地写道：“幸亏没有人跟我打赌，否则我要输掉一大笔钱。现在，只损失了一点名誉，好在我的名誉不小，损失一点还没什么关系。”
泡利这种发难和怀疑的精神，一直到死都不曾更改。
对科学家来说，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最基本的素质。因为在科学的殿堂里，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科学一旦与怀疑绝缘，那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就不复存在了。难能可贵的是，泡利不仅敢于怀疑权威，而且他将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保持了一生。
泡利一生对这个世界提出的疑问，恐怕可以车载斗量。质疑权威本身就是挑战，让权威下不来台的僵局，足以让常人退避三舍。但泡利他能够平视权威，敢于当面提出他心中的任何疑问。泡利并非永远都是对的。比如他对杨振宁、李政道教授提出的不守恒定律的质疑，泡利就怀疑错了，但泡利敢于承认。泡利具有严谨、求实、不懈的科学精神，不在心中存留下一个问号，对任何规则、定理、证明都用一种质疑的目光去审视。好奇心是发明的老师
发明什么？怎样去发明？好奇心会告诉你。
1847年3月3日，亚历山大?贝尔出生在爱丁堡。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
受家庭的影响，贝尔小时候就对语言非常感兴趣。他喜欢养麻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因为他觉得动物的叫声非常美妙动听。上小学时，他的书包里，除了装书本外，还经常装有昆虫、小老鼠等。有一次，老师正在讲《圣经》里的故事，忽然他书包里的老鼠窜了出来，同学们躲地躲，叫地叫，弄得教室内大乱。老师怒不可遏，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坏学生。
不久，贝尔的父亲就将贝尔送到伦敦贝尔的祖父那儿。那位慈祥的老人深谙少年的学习心理，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硬逼贝尔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培养贝尔的学习兴趣入手。渐渐地，贝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成绩迅速提高，成了优等生。贝尔后来回忆道：“我祖父使我认识到，每个学生都应该懂得普通功课，我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他唤起我努力学习的愿望。”
一年之后，贝尔又回到了故乡爱丁堡。在他家附近，有一座磨坊。贝尔觉得这种老式水磨太费劲了，应该加以改进。于是，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设计出一幅改良水磨的草图。虽然这图画得不规范，但构想却十分巧妙。经过工匠师傅加工，水磨用起来果然十分灵活，比原来省力多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
贝尔从这里看到了发明创造的意义。每一项发明，都将使很大一部分人受益，都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块基石。
1869年，22岁的贝尔受聘美国波士顿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语音学教授，贝尔在教学之余，还研究教学器材。
有一次，贝尔在做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实验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流通和截止时，螺旋线圈会发出噪声，就像电报机发送莫尔斯电码时发出的“滴答”声一样。
“电可以发出声音！”思维敏捷的贝尔马上想到，“如果能够使电流的强度变化模拟出人在讲话时的声波变化，那么电流将不仅可像电报机那样输送信号，还能输送人发出的声音，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电传送声音。”
贝尔越想越激动。他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想法。”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电学界的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然而，当这些电学专家听到这个奇怪的设想后，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付之一笑，甚至有一位不客气地说：“只要你多读几本《电学常识》之类的书，就不会有这种幻想了。”
贝尔不在乎别人想什么，说什么，他决定向电磁学泰斗享利先生请教。
享利听了贝尔的一五一十的介绍后，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你会成功的！”
“尊敬的先生。可我是学语音的，不懂电磁学。要想把它变成现实恐怕是件很难的事。”贝尔说。
“那你就学会它呗。”享利斩钉截铁地说。
得到享利的肯定和鼓励，贝尔觉得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决心也更大了。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发明电话”。
此后，贝尔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阅读《电学常识》开始，直至掌握了最新的电磁研究动态。有了坚实的电磁学理论知识，贝尔便开始筹备试验。他请18岁的电器技师沃特森做试验助手。
接着，贝尔和沃特森开始试验。他们终日关在实验室里，反复设计方案、加lT制作，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想你会成功的”，享利的话时时回荡在贝尔的耳边，激励着贝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研制工作中去。
光阴似箭，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了。
1875年5月，贝尔和沃特森研制出两台粗糙的样机。这两台样机的构造与工作原理是：在一个圆筒底部蒙上一张薄膜，薄膜中央垂直连接着一根碳杆，插在硫酸液里。这样，人对它讲话时，薄膜受到振动，碳杆与硫酸接触的地方电阻发生变化，随之电流也发生变动；接收处，由于电流变化，也就产生变化的声波。由此实现了声音的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