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单调的节奏，像一个人重复着一天的一生。把一天重复着过上一星期、一月、一季度、一年……一生就到站了。
像火车行驰在苍茫的大地上，人搭乘着一生之车，望着车窗外的一棵椿树一棵榆树一棵枣树一棵柳树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车窗外，其实只有一棵树。我能看见的，只是-棵树，一直到站--火车到站前，猛吼了几声，声音还没在白汽、廊柱、人群、穹顶的周围消失，就强硬地--停下。
一个人离故乡时间长了，我想，是再也回不到故乡的。我想，即使已经到站，他也只能徘徊在故乡附近。
车厢里的人往外走着，到站的喜悦是落到实处……穿蓝袍的人坐在长板凳上，高搁起一脚，头斜抵住膝盖，他像一个下午般既明亮，又暧昧，蓝袍昏昏欲睡了，幻觉中陶罐里的水找到一条裂缝后拼命往外渗，几乎也要回到井台，回到断断续续的运河……我还坐在卧铺上，欣赏着自己意识的流动：我从“车厢里的人往外走着”流动到“陶罐里的水找到一条裂缝后拼命往外渗”之际，几乎是同时、几乎是不分前后地冒出个“穿蓝袍的人”（只是行文之际，我让他先出现了），接着，我想起了潘先生。
文章写到这儿，才开了个头，我已很沮丧：觉得写坏了。我得重新开个头。只是在重新开头之前，我把潘先生说完。潘先生是我家的房客，在租赁我家房子之前，他自己有房，只是喝醉酒后吸纸烟，一不留神给烧掉了。他逃出大火的时候，手里只抱着-只陶罐，里面，插了枝红梅。当然，这是四九年以前的旧事了。
重新开个头吧，说实话，我觉得文章无所谓开头不开头，只是文字里有一个写作者难以逃避或摆脱的时间的织状物，碰巧在前面的文字，就成了一篇文章的开头。也就是说，尽管我对刚才的开头大感沮丧，它还是这篇文章的开头。就像“愤青”要“打死父亲”，但打死了的父亲还是父亲一样，耍点小聪明的人，就把“父亲”口语化为“老爸”，或者港台化为“爹地”。
火车到站了。因为是这趟列车的终点站，所以我也不忙下。我等着家里人上车来接，带的行李虽不多，但沉。有一只箱子的把柄隔夜突然断了，提不起。等了半天，不见家里人。我的沮丧与写文章开了个坏头的沮丧等值，只得鼓足干劲，把行李一点一点地往车门口挪，最后，一点一点地搬到站台上。这时候，脑子里的玄想全没有了，满头大汗--想拒绝别人的思想，也只要自己能出汗--再说一切看似极个人的玄想，在我看来也是公共的--我与“红帽子”讲着价钱，他尽管理了个光头，没戴“红帽子”，但他还是“红帽子”。我闻到他身上放射性的汗味，也就知道他今天已揽到不少活。我用故乡话与他讲着价钱，他一点也听不懂，原来他是外地人--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话我以前说过，我想，不是我的精神特强大就是特弱小吧，我倒是宁肯弱小的--刚讲好价钱，父亲和我的妹夫来了。他们跑错了地方，我在电话里说13号车厢，父亲听成了3号车厢，他们就跑到那头去了。
那头是夏天，我也会跑到的。
接下来，我该怎么写呢？
我对这笫二个开头--这样的写法--也失望了，它会让我拘泥现实，以至于像现实一样乏味。我并不认为现实是乏味的，我更相信一种写法会使现实乏味，以至于使我产生错觉，觉得“像现实一样乏味”了。
既然如此，我只得再开一个头了。于是，这篇文章就似乎是大有来头的样子。
2000年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热气如阳光明媚的白银，要积雪般融化了。我的肋骨--一位匆匆忙忙的旅客，他的行李撞上了我的肋骨--竟像是橡皮做的--疲软乏力--亚当被抽出一根肋骨，在夏天的热气里成长为夏娃。我想这个奇迹应该发生在夏天。从我所见到的有关这两人的油画和插图，他们都是赤身裸体的，就是一个证据。如果是冬天，赤身裸体这两人抗得住吗？当然这一个证据是脆弱的，更接近于玩笑。实则这个证据源于我这样的想法：肋骨奇迹的发生它所依赖的并不是灵魂，依赖的只是身体，这就暗示了两人最后遭到放逐的命运。
这命运就是身体的命运：身体是能被放逐的，而灵魂要么所在，要么所不在。我想这个奇迹肯定是发生在夏天了，因为身体相对灵魂而言，是夏天，灵魂更像是冬季。因为也只有在夏天--在夏天，身体在出汗、在暴露、在旅行、在放逐--旅行就像是一种放逐--在夏天，人是没有灵魂的，只有身体，但身体又在遭罪--这并不形而上，仅仅是我2000年下了火车喘口气稍息在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的感觉，我感到灵魂所不在，因为被热气包裹的身体使我无法回避：身体，灵魂，你紧抓住一面，你就获得自由--而亚当之后的男人，从夏娃之后的女人的子宫里钻出，肋骨就变得多余了，只在无家可归的时候，有时也会抽出一根肋骨，孤芳自赏，想让它独自成长为一个人的故乡……火车站广场……嘈杂，肮脏，耳朵，手……每一个火车站广场都是大同小异的。火车站广场是一座桥，只有过了这桥，才算到达彼岸。
此刻，我还傻站在火车站广场上，喘着气，我用橡皮擦掉多余的事物，我就看到火车站广场原来是个长方形，像一个游泳池--夏天的游泳池，救生员高高在上，黄铜的哨子、镀镍的哨子，挂在有毛没毛的胸口，像是生与死之间的一个个逗号--而此刻，我看到这个长方形的颜色是微黄的，烟草的气味在领子上缭绕。2000年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热气如阳光明媚的白银，要积雪般融化了。我看到两棵树，一棵是香樟树，一棵也是香樟树。这完全是我的幻觉。因为故乡火车站广场上没有树，别说是香樟树。2000年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我只是看到几根旗杆。在火车站广场中央的几根旗杆，在我的幻觉里，竟成了两棵香樟树。幻觉是另一种饥饿吧，在北方多年，我似乎从没见到过香樟树……一棵椿树一棵榆树一棵枣树一棵柳树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我可以不想故乡，但我还是会说故乡的香樟树是美丽的。两棵香樟树仿佛墨绿色的蒸汽，在蒸腾，在蒸发，在蒸蒸日上。烟草的气味消失了，香樟的蒸汽使我一头绿发，我是我想象的动物。
有一年冬天，有一场大雪，真大，像前苏联，它压断了一条街上的香樟树树枝，“咔嚓咔嚓”，仿佛有许多小动物跑到街上，而香气也在“咔嚓咔嚓”地响着。有的香气剌鼻，有的香气--当她拥抱我一下离开后，我觉得有的香气杀头。“咔嚓咔嚓”的香气，像杀头的声音，暴力有时候也沁人心脾。在这一场大雪里，我骑着自行车上班，我那时候在工艺店做学徒。骑着自行车，带着午饭--一只铝皮饭盒像是从古城墙上扒下的一块坑坑洼洼的老砖--那时候没什么好菜吃，午饭时，开胃口的只有我看人吵架打架。工艺店在两座园林之间，人来人往的，就常常有本地人与外地人吵架打架，外地人与外地人吵架打架，当然，本地人也会与本地人吵架打架。如果到了午饭时，还见不到马路上有人载吵载打，我的胃口就不好，口袋里有钱的话，就会去隔壁小饭馆炒一只菜。这种小饭馆一般只有一个厨师，他在油烟里穿行，面红耳赤，刚下锅的青菜、肉片、鱼块，被热油爆出大团白汽，他的脸勉强从白汽里挣扎而出，把勺子在锅边敲出刺耳的声音--这类厨师都有点铁匠的样子--高喊一声，好啦。老板娘就往厨房里跑。老板娘的屁股，一般都很大。在苏联解体后，我再见到过的老板娘的屁股，都像沿街拆掉了一排房子。真是很奇怪的联系。或者是一种幻觉。
厨师用袖管抹抹脸，站在小饭馆门口，掏出半截烟叼上：我骑着自行车，大街上的雪已积得很深了，真难骑--不幸的婚姻，就是雪地骑车的感觉。我锁车的时候，想着刚才一路上所看到的脸色，都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和怨天尤人的，南方人哪会走雪路呵。锁好车，猛见马路对面有两个神远意闲的人，我就觉得奇怪了。两个人看上去像父子，拣拾着掉下的香樟树树枝，黄鱼车上已有小半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这种三轮铁车叫“黄鱼车”，也说不定“黄鱼车”的“黄鱼”两字，根本不是这个写法。厨师走了过来，告诉我，这两个人拣香樟树树枝，是为了造假--他们是做樟木箱的，没这么多香樟木，就把香樟树树枝晒干，锯成木屑，抹在了杂木箱的箱板上，弄出点香气，就算是樟木箱了。像临上轿的黄花闺女，伴娘朝她脸上抹点胭脂，补补妆。这个比喻并不准确，只是为了引出这么句话：故乡人嫁女儿，都要用樟木箱陪嫁。
2000年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热气如阳光明媚的白银，要积雪般融化了。我看到两棵树，一棵是香樟树，一棵也是香樟树。这完全是我的幻觉。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我看到了天空，还看到了河流。其实河流是看不到的，但我知道火车站广场的附近，是有一条护城河的。我看到了几根不锈钢的瘦长突兀的旗杆，上面飘场着广告旗……有一个男人骑在马上……一只白兔穿着大红肚兜……一朵像是躺在手术台上的大红花……旗声“咔嚓咔嚓”，我嗅到了“咔嚓咔嚓”的香气。物质的香气。精神像条护城河在我看不见的附近流着、淌着，河面上阳光尖锐的针脚又要缝上哪一块补丁？有补丁的眼睛，有补丁的鼻子，有补丁的嘴唇，有补丁的影子。一个人他是准备出发呢还是已经到达了，站在一根不锈钢的瘦长突兀的旗杆下，旗杆的影子把他一劈为二--他微微地弯弯腰，旗杆在他身上流着、淌着，是伤？是血？是护城河？是旗杆在他身上打了个补丁。旗杆作为符号，都是一样的。像幸福作为符号，也都一样。我想起小学操场上的旗杆。暑期返校，我，他，她，三人是到早了还是晚走了，反正孤零零地站在操场上的旗杆下，没有飞鸟经过少年的天空，他听到了蝉叫。操场周围没有树，只是一圈暗红的砖墙。他说，知了躲在旗杆上。我说，知了在围墙外面，那里有树。她说，先看看在不在旗杆上头。他爬了上去--我觉得他像一部电影--一部电影里的人也是这样爬旗杆的。他爬到旗杆的顶部，用手乱摸。他喊，抓到啦抓到啦。她欢呼雀跃，我更欢呼雀跃。我说，快给我看看快给我看看。他两腿夹紧旗杆，两手慢慢地举起，慢慢地放平，慢慢地垂下，慢慢地掏出……慢慢地洒出一泡尿。当初他的动作连贯飞快，现在，在我的叙述之中放慢了速度。尿往前斜斜地冲去，像要翻过一个山坡，突然，“咔嚓咔嚓”，翅膀折断，直直地戳下来，标枪般戳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不是很热的夏天。
2000年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热气如阳光明媚的白银，要积雪般融化了。我看到两棵树，一棵是香樟树，一棵也是香樟树。这完全是我的幻觉。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我看到了天空，还看到了河流。其实河流是看不到的，我只看到几根旗杆。我看到几根旗杆时，像看到了香樟树，其实香樟树也是看不到的--他爬在旗杆上，蓝天像搭链掰了。以至我以后每次从旗杆下走过，都会情不自禁地耸耸肩，缩缩头，加快了脚步。而此刻，一个人戴着鸭舌帽，脚边是一大堆行李，他是准备出发呢还是已经到达了，他用袖管抹抹脸，掏出半截烟叼上，“咔嚓咔嚓”，可能是打火机没气了，他老火不起来。在他身后，是一根不锈钢的瘦长突兀的旗杆，他微微地弯弯腰，旗杆在他身上流着、淌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两个人，看上去像父子，拣拾着掉下的香樟树树枝，为了造假。我不知道我婶婶陪嫁来的那只樟木箱是真还是假的。我嗅到了香气。小夫妻回娘家的时候，我打开了樟木箱。箱子里，盖在上面的是一件旗袍。
一件紫色的旗袍，那不浓不淡的紫色，一片温柔夜色般在流淌。婶婶曾经凑在我祖母耳边说话，脸涨得绯红。我假装不听，其实是全神贯注。我听到她的说话，像蚊子飞过鼻尖。她说，她妈妈穿上这一件旗袍，就生儿子；不穿，就生女儿。反正我也没听懂。只是来年，一个堂弟被我祖母抱在怀里了。我弄出很大的声音。路上的雪积得很深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拣拾香樟树树枝，年轻的拣起就往黄鱼车上扔，年老的，拣起，往下甩着，他甩掉叶子上的积雪后，再扔到黄鱼车上。2000年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热气如阳光明媚的白银，要积雪般融化了。我看到两棵树，一棵是香樟树，一棵也是香樟树。这完全是我的幻觉。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我看到了天空，还看到了河流。其实河流是看不到的，我只看到几根旗杆。我看到几根旗杆时，像看到了香樟树，其实香樟树也是看不到的。香樟树四季常绿，雪积在香樟树树叶上，是淡淡的绿，绿得很淡，仿佛少女独坐春夜的那种肤色。而路边的积雪，则咬紧牙关，在它的牙关里，咬紧的是钢铁硬蓝的隐约光芒……灵魂把牙关咬紧了……当我读了点书后，就自以为有了灵魂--好像灵魂是读书读来的，有灵魂的人大抵喜欢看雪，看积雪。轻薄的肉体的雪积为坚硬的灵魂的冰，最后，融化成水。
水是什么？水是大地的天堂，还是夏天的游泳池？我对我周围的人、附近的人所标榜的灵魂，我是不相信的。我以为他们的灵魂无非是读后感而已。但我的确相信灵魂与寒冷有关，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的确是有灵魂的--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积雪。只是凡雪终会融化成水，那么，水是什么？夏天的游泳池，救生员高高在上，黄铜的哨子、镀镍的哨子，挂在有毛没毛的胸口，像是生与死之间的一个个逗号。游泳池比一条陌生的河流更令人不安。2000年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热气如阳光明媚的白银，要积雪般融化了。我看到火车站广场是长方形的--它是新建的--像一个游泳池--我看到这个长方形的颜色是微黄的，烟草的气味在领子上缭绕。每一个火车站广场和故乡一样，都是大同小异的。火车站广场是一座桥，故乡也是一座桥，只有过了这桥，才算到达彼岸。彼岸是身体，彼岸是灵魂，灵魂和身体一样，都是大同小异的。灵魂是一座桥，身体也是一座桥，只有过了这桥，才算过完了。像把肋骨抽出。过完如果算是一个奇迹的话，这个奇迹肯定不发生在夏天，也不发生在冬天。我从火车站广场中央的几根旗杆--像一棵椿树像一棵榆树像一棵枣树像一棵柳树像一棵树像一棵树像一棵树像一棵树--几根旗杆下走过时，情不自禁地耸耸肩，缩缩头，加快了脚步，而父亲和我的妹夫帮我拿着行李，走在我的前面，早走过旗杆了，两个人，看上去像父子，路上的雪积得很深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拣拾香樟树树枝，年轻的拣起就往黄鱼车上扔，年老的，拣起，往下甩着，他甩掉叶子上的积雪后，再扔到黄鱼车上。
2000年夏天，我在故乡生活了四十多天，但我觉得我好像是才下火车，一直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故乡是我的幻觉，是的，是幻觉，还不是联想，还不是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