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过的小学里，也有一株葡萄，我们发现过一条蛇，就把它打死了。前几年我路过校门而入，葡萄不见了，原先种葡萄的地方，现在是学生食堂。低矮的屋顶上，一根烟囱又小又细，简直不像烟囱，像一截粉笔头。
孔子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不是孔子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反正《论语》也是孔子的学生们的记录稿--把东村的梨树迁移到西村，都会走样。为什么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因为这是药。孔子可谓仁至义尽了。鸟兽是药，这在《本草纲目》里可见，而更多的是草木--一些草木带着药香，慢慢地袭来，不可名状，其乐融融。一些药香罩住我，当我在植物的面前，犹如地图上旅行：我似来到美丽的国家，而美丽的国家仿佛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美丽的国家都像是植物园。从这点上看，《论语》和《本草纲目》是一个想法的两种说法。
现代植物分类学像一张地图，伊丽莎白·毕肖普说：“国家的颜色是天赋呢还是可以自选？/……地图的着色比历史学家要来得精细。”而考证与描述并不能给我一个有血有肉的国家。这正是地图的特性。它精细，却没有血肉。再没有比地图更抽象的思想了，如果地图是一种思想。地图当然是一种思想，还能看到它思维的跋山涉水的走向。
我在国家穿街走巷，并不需要地图，像我地图上旅行并不需要国家一样。傍晚的街道，灰黄色的墙壁肃穆如清华大学，因为“草木清华”也，远处的水是放轻的。一位孩子滚着铁环--我知道这只铁环来自井边的木桶，木桶已碎，而桶中的水还是以一个透明的圆柱体的不乏可疑的形迹站立在那里。那里，是木桶的废墟，孩子的乐园。因为孩子在废墟上拣到了铁环--越滚越快，圆形被拉长了，仿佛虚拟的时间，也仿佛中空的花坛，中心已被蛀空的花坛。而霞彩的赤色与粉绿流淌着、变化着，未干的画幅，不定的手稿。手稿上都有一种风声--椿树上的风声，我差不多可以返回了，但我已往前走了几步，就像嫩绿的香椿芽一腌，变黑了。从绿到黑，我看到了时间的虚线是大步流星的。最后是腐烂。而手稿是不会腐烂的，因为不定--手稿是生长的草，绿色的、青色的、紫色的：有关农书、有关本草的手稿。草太多了，手稿就是草稿。
手稿与记忆，都在十字路口，而植物从根上长出，让它的美丽去流浪。隋炀帝耳食琼花之美，就下了扬州。美是一份手稿，历史是一份手稿，现实也是一份手稿，只是对我而言，都字迹难认了。
而与手稿最为相似的，莫过于植物了。每一刻，它们都有变化的可能--不要停下吧，为了美。不停下的历史与现实也是美的，因为有了区别。人站在一棵椿树下是很脆弱的，脆弱的时候，也因为有了区别。美是区别，美是脆弱，所以没有比精致的生活方式消失得更快的事物了。我们用我们的粗糙和他们的精致区别了开来，尽管这也是区别，却一点也不美。区别并不就是美。
梅花开时，他就移榻园中，四周张以纱幔，月光把梅花摇上纱幔，影子是青的。传统的文学艺术，是古代精致生活手中的一捧雪。
说到雪，我想起白居易了。雪是白的比喻。白居易把一生的诗作请人抄了三份，存放在三个地方，像蒲公英成熟了，被风一吹，种籽四处飘散。也像是“分株”，这是植物学术语吧，我拿不准了，反正从白居易一式三份的行为上，举一反三，我看到古代的中国诗人多像是雨前的园艺师。
唐诗是春天的植物。
宋诗是秋季的植物。
这以后的诗，就是朽木上雕花了。
唐宋诗人园艺师，明清诗人雕花匠。现在的诗人，一位偶尔逛逛花店的顾客--前几天我逛花店，发现花随人气，现在的花真是朵朵徐志摩，“浓得化不开”。
晚年的白居易，尽管多病却不能忘情。不能忘情就是深得了现世快乐的三昧。生病，吃药，也是现世的快乐呵。尤其是吃中药。中医的药典，几乎是一部植物志。中药在本质上是绿幽幽的。如我行走于露水草地。这些都是药：蒲公英、半边莲、车前草，在老树下，而草而药躬着身。我想我是谦虚的。
茯苓饼，花脸，曹操，粉红蒲公英。
白色。
蒲公英白色的球体--一座小小的戏园，圆顶戏园，我想起一座戏园--大红舞台，吉祥如意。十几张八仙桌，听戏的人散坐着，花瓣绕住紫檀色的花芯。喝茶，喝采（喝采是一门技术），嗑瓜子，嗑睡，吸纸烟，吃点心--我怀念着这样的氛围，觉得其中有种现世和现世的快乐。这氛围是嘈杂的，现世的快乐本身就不无嘈杂的色彩。
法国诗人米肖自称“蛮子”，因为他认为世界的文明在东方，而欧洲文化则是野蛮的。他到过中国，进到戏园，他说舞台上的演出与人的生存状况很接近，最让他感兴趣的是看戏的时候还有东西吃，这就造成了良善和睦的气氛。
只有在现世的快乐里，粉墨登场的历史同艺术下台后还会跑到我们懵懵懂懂的心里，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白一块的--历史是正净，俗称大花脸；艺术是副净。明明脸上涂抹得天花乱坠不干不净，却要称之为“净”，倒不失幽默感。
历史有时候就是艺术。艺术也往往成为历史。只是历史生气，只能在鼻子里“哼嗯”几声，而艺术一旦不高兴，就“哇呀呀”了。花脸像座植物园，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白一块地一路跟着我，像我跟紧死去的祖父。
“花脸”这个词，总让我想起童年在照片上见到的一种花卉，叫“抓破脸”。记忆中是产于南美的植物。白色的还是紫色的花瓣上有几道像用指甲抓出的血痕。黑血痕。红血痕。在花脸之中，看上去最干净的是曹操的水白脸--水粉打底加上些黑笔道勾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奸臣脸。我们叫它为“白鼻头”，也就是“白鼻子”的意思。小时候有一首童谣，见到人摔跟头就唱：
奸细白鼻头，
曹操摔跟头。
大概是这样唱的。曹操是水白脸，但在印象中白的只是他的鼻子。这无疑是受上面那一首童谣的影响吧。白一块的曹操鼻子，不知为什么我会常常和北京的着名土特产茯苓饼叠加一起。又白又薄的茯苓饼呵，我吃掉了多少曹操的鼻子呢？
在童年，我总是对大人告诉我的所谓的坏人坏事充满了好奇。下地狱的力量远远大于上天堂的愿望。茯苓饼我吃得不多，偶尔有人从北京来，给我捎上一盒。我现在在北京，倒几乎不吃它了。
又白又薄的茯苓饼，好像风（细细的春风）都能把它吹起。但茯苓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想象它的品质是洁白的。隐约地想起它是菌类植物，于是我就查《本草纲目》。竟没有查到。可能是我心急慌忙，也可能是茯苓另有姓名。品质洁白的高人，一般都是隐姓埋名的。我只查到了“土茯苓”，不知与茯苓是不是两码事。土茯苓有一个别名很好听，叫“冷饭团”。看来是可充饥的。多识了鸟兽草木，生病之际就可以自己给自己找药；遇到饥荒凶年，也就不至于饿死。饿得眼冒金星，就挖个“冷饭团”充充饥吧。尽管现在的柏油路上，一镐下去，挖到的只是下水道。
从蒲公英到曹操到茯苓饼，我的意识也流得太快了。简直不是在流，像在跳。但转而一想，也不奇怪。是白作了它们的线索--蒲公英是白的，曹操的脸是白的，茯苓饼是白的，“白”，是这个片段的“形而上”。
1986年的初秋，我从北京开“青春诗会”回家，给母亲带了点茯苓饼，她不舍得吃，坏了。我知道她其实是不爱吃，嫌甜。她看到坏了，觉得有点对不起儿子的孝心，就说是不舍得吃。我知道。江南阴湿，茯苓饼洁白的质地上散坐着豆绿色的圈圈点点的霉斑。我觉得很好看，恍如“洒金笺”之梦。我就拿出支羊毫，在上面写字，我写了一行字：
“谁没有一只白鼻子呢？自己的白鼻子。”
这是个文字游戏。“鼻”的古字，就是“自”。即使这个“自”字已被楷体化了，你多看它几眼，还是像我们的鼻子。
曹操一捋髯口，白鼻子晃动，趁他白鼻子晃动之际，我多看了几眼八仙桌上一只瓷碟里的一块点心。那年，我三岁。散文写到这里，我像是越活越小了--“五岁的时候，我常常会被父母从祖母那里带到他们家过星期天”，我记得在前面我这样写过。瓷碟描着金边（描金碗碟从现代家庭中淘汰了出去，因为不能在微波炉里使用），在杏眼般睁大的碟底，一块红色的点心是仅剩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一块洋红的点心。一块橘红的点心。一块猩红的点心。一块朱红的点心。一块淡红的点心。一块大红的点心。一块紫红的点心。一块石榴红的点心。一块宝书红的点心。一块中国红的点心。一块胭脂红的点心。一块口红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我想起来了，是一块粉红的点心。我站在大人身后，见到他面前的描金瓷碟里有一块粉红的点心。像一朵梅花。这是现在的比喻。三生梅花草，一位辛酸人。我站在他身后，耐心地等着他回转身来，好发现我。我想他会笑眯眯地说：
“小弟弟，拿着吃吧。”
我还不时地弄出些声响，但他一直没有回转身来，笑眯眯地说，说什么呢？他被曹操的白鼻子牵连，像自己的污点。
像一朵梅花般的一块粉红的点心，使我馋了好多年。我曾经多次拉着祖母姑母的手，走过一家又一家点心店，但从没有找到像这一块如此精致与美丽的点心--在大红舞台上曹操的白鼻子下晃动的粉红和梅花。
好多年了，我似乎是走在去点心店的路上。更像是走在去植物园的路上。
植物园，我只去过一次：南京，1987。在1987年，我记得我常去电影院。这是另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