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审计的深入，沈镇林的问题也渐渐出现。侦查机关介入后吃惊地发现，原来沈镇林先后编辑出版的98种图书都是从互联网上侵权下载的学术著作。沈镇林贪污的手段，一是签订虚假组稿合同，然后以向组稿人支付组稿费为由，从出版社支领转账支票后兑换成现金，并据为己有；二是将他在世都百货商场消费而开具的购物发票拿回出版社全额报销；三是将虚假的汽车装修服务费发票拿回出版社全额报销，并将报销所得据为己有。此外，沈镇林还涉嫌多次将个人消费的发票拿回出版社报销。这些项目总计下来，沈镇林利用职务便利，共侵占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593430元。
虚假身份由此变成了刑事案件，立即引起各方面重视。因为在任用沈镇林的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及工作的严重失职，秦女士被上级单位免去了职务。为了尽快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出版社迅速向公安机关报了案。2004年3月，公安机关决定对沈镇林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立案侦查。
2006年1月的一天，当沈镇林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被早已等候多时的公安人员擒获，该案随即被移交给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继续侦查。
超越《围城》，原形竟是方鸿渐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塑造的悲剧人物方鸿渐是一位江南士绅之子，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因为学不了土木工程，于是转到社会学系，最后又转到中国文学系而勉强毕业。在未来丈人的帮助下走上了留洋之路，但到了欧洲，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临回国时，在父亲和丈人的威逼下，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买了“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
方鸿渐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方鸿渐性格中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方鸿渐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恰恰是把欲望化为实践的真正动力，在回国后委曲求全、妥协退让，他没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但是，同样出生在江南的沈镇林，不但拥有各种欲望，而且他把自己的欲望化为强大的诈骗动力，并且毫不遮掩地攫取着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他不但忽悠了赏识他的秦女士，也最终把自己忽悠进了监狱。这也许是沈镇林没有想到的悲剧。
方鸿渐形容博士文凭“仿佛有夏娃、亚当下身那片树叶的作用”。方鸿渐造假，是“不得不买张假文凭向家里交待”，为了藏拙，还做作地在家信中千叮万嘱“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他身上也有真正坦率的一面，在他应聘的三闾大学登记表中，还如实填写自己未得到过学历，只是“游学生”，直到在三闾大学碰到以同样方式骗取博士文凭的韩学愈，方才觉得自己撒了谎，又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因此只得到一个“帮闲打杂”的副教授。
方鸿渐回国求职经历坎坷，最初靠岳父帮忙在银行做职员，之后去大学混了个副教授也被解聘。尽管方鸿渐可悲，但并不可恨，他毕竟没有四处行骗，买来个假博士也尚有羞耻之心。但是，沈镇林不但懒得去买个假文凭，还把自己在浙江乡下种地的父亲吹嘘成拥有豪华游艇的“美国富豪”，他从互联网上剽窃了别人的文章拼凑出书，不但骗来副社长的职务，还骗了59万元。沈镇林这种赤裸裸的骗子嘴脸，估计会让钱钟书先生大跌眼镜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倘若钱老先生地下有知，也想不到能有这么能忽悠的人来。
短短两年之内，从一名清洁工成为一个出版社的副社长，可惜的是，这只是一个充满荒唐的骗局。骗子沈镇林的故事很简单，甚至有些老套。无奈之余，我们只好发问：骗子为何得逞？骗子之所以得手，是因为这个出版社在两个方面上出了问题。一是引进、提拔人才时，非理性因素压倒制度性因素；二是在业务方面，似乎没有规范的制度。
严防忽悠，也给“海龟”戴“戒指”
公诉机关指控，2001年至2002年间，沈镇林采用与出版社签订虚假组稿合同的手段，以向组稿人支付版税为由，将54万余元稿费和5万元公款私吞。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外表文质彬彬的沈镇林当被法官问及学历时，沈镇林特意强调自己“在国内是高中”。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沈镇林将所有罪责推到当年引荐他的出版社社长秦女士身上，他多次辩解说“钱都是秦老师给我的，我只听秦老师安排。”甚至购买私人用品到单位报销，沈镇林都说是“秦老师允许的”。沈镇林的这些话，让秦女士不禁心寒，也终于让秦女士看到了沈镇林这个骗子的“不仁义”。在庭审过程中，秦女士出具证言否认自己知道沈镇林的这些行为。
经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两次审理，法院认为，沈镇林身为国有企业中负有经营、管理职责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本单位公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200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终审判处沈镇林有期徒刑13年。同时，判令在案扣押人民币36万余元发还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责令被告人沈镇林退赔人民币22万余元，发还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一名由只有高中文化的清洁工冒充的假洋博士，何以能忽悠出版社社长和众同事？当前，查个身份、查个文凭并不是什么难事，“组稿”的书籍到底是原创本还是盗版本，网上查查、电话问问也很容易知道真相，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却偏偏不屑于此。因为沈镇林是耶鲁大学计算机博士，更因为他是社长亲自推荐的，众人眩目于名校之光芒、屈从于领导之权威，凡事不想较真或不敢较真，各种手续能免的都免了，心甘情愿地被人忽悠着。对于一年半时间里“组稿”出版了98种计算机类书籍，众人也只有羡慕的份，红眼的份。
如果出版社在引进人才时，有合乎规范的制度，那么必然会对沈镇林的身份、经历、学历等有一套要求。如果按制度办事，从外交部到教育部就有一套认证外国学历的程序，尤其是像耶鲁大学这样名牌学校的认证，更是有很多渠道，沈镇林的败露最初就是因为同事在耶鲁网站的毕业生名单中没找到他的名字，但为什么出版社开始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无非是因为领导对沈镇林印象很好，他头上有着“洋博士”的光环。无论是因为“眼缘”还是因为对“洋博士”光环的敬畏，反正，在这样的非理性因素作用下，所有的程序和制度已经被抛诸脑后了。在这点上，不是说清洁工就不能当副社长，而是说一切要经过正规的程序。在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上，制度在人情和盲目崇拜等非理性面前都不堪一击，加上财务制度不完善，骗子成功就不足为奇了。而非理性因素压倒制度的情况，又岂是这家出版社独有的现象？
海外华人在中国学术界行骗的丑闻不断传出。关于“汉芯一号”的报道最引人关注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从美国买回芯片，将其标志磨掉，然后加上“汉芯”标志，就算“研制”成功。这种行为竟能骗过各级学术委员会，获得国家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及有关机构下拨的大量经费。
这使笔者想起另外一件非常相像的案子。某医学院引进了一位海归，据说他在DNA研究方面很有影响，曾在美国获得专利。实际上这个人以前的表现平平，在海外毫无建树，但带着海归桂冠的他却被当成重要科技骨干，并成为“学术带头人”，向政府申请了相当多的“科技攻关资金”。此人的真面目后来被揭露，但主管方却在私下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有问题，有作假之嫌。但为了要让项目得到国家的资助，先让他表演一番。”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明明知道此人有问题，但为借其吹嘘去申请资助，也管不得其中有诈。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还看到很多像沈镇林这样的“假洋鬼子”。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于是就引起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海归的垂涎。他们以各种名目到回中国，用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些所谓名牌大学教授或学者的身份骗人、捞好处。时下我们的一些政府机关、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单位，动辄夸口几十万、几百万元请海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座上宾”，似乎请来了“海归”就请来了学术、知识、技术，请进了财神爷。一味地“崇洋媚外”，盲目引进人才，不上假耶鲁博士的当，恐怕才是真正的奇事、怪事。
“海龟”应该比大闸蟹更“值钱”，更有价值吧？可如今买大闸蟹都得查看有没有“防伪戒指”，怎么引进“海龟”反而如此轻率？看看“假海龟”闹剧的反讽意味，再看看那么多“海龟”变成“海带”，我们该擦亮眼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