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担任政法记者的5年之间，我采访过上百起刑事案件，常常跟那些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犯罪人员打交道，我也亲自采访过几十个死刑犯，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能让我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理由，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原谅或者为他们的犯罪找到一些开脱的说辞，为此我还被同事和领导多次指责过“是非不分”，因为我一直坚信，任何人的犯罪都是有其人性原因的，我希望给那些血腥的犯罪罩上一层温情的人文关怀。包括杀人如麻的武松，我们不是都可以把他称作好汉了吗？但是，对这个已经失去人性的艾绪强，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可怜他的蛛丝马迹。
艾绪强自身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沦丧，导致他成为残害无辜的刽子手。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他已与野兽无异。
我从未在文章中对任何死刑犯作过如此恶劣的评价，但是，对于这个艾绪强，我实在不能不这样说，不然，我对不起那3名无辜者的在天之灵，也对不起已经伤残的6位受伤者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痛。尽管艾绪强年迈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会因为痛失亲人而悲伤，但是，那不是艾绪强亲人的错，而是艾绪强自身的错。在艾绪强制造血案之后，他的所有亲人都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他的父母也已经离开居住多年的兰桥村不知去向。也许，他们并不是仅仅为了躲避可能因艾绪强带来的债务，而是为有这样一个亲人感到耻辱吧。
血案惊天，地域歧视却成为杀人借口
案发后，对于这起不可思议的惨案，警方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尽管艾绪强所犯罪行不可饶恕，但为了保证艾绪强的权利不被侵害，警方为艾绪强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认为艾绪强既往患有神经官能症，但实施犯罪行为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对于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艾绪强供认不讳。很快，警方将此案移交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很快又将此案公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艾绪强出庭受审，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艾绪强犯有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开庭前，被害“的哥”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默默地走进法庭。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结婚证。“我们结婚都快20年了……”刘荣霞声音哽咽，“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他（艾绪强），为什么要扎死我丈夫？我们跟他无冤无仇……”刘荣霞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一滴滴地落在结婚证的照片上……
艾绪强有六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在北京。法院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已经通知了他们，但从开庭到宣判，艾绪强的亲属一直没有露面。
艾绪强被带进法庭，他个子不高，目光冰冷，身形甚至有些瘦弱。面对记者的镜头，艾绪强面不改色，哪边相机的闪光灯闪亮，他就把目光转向哪边。当法官对艾绪强讲明为他指派了律师后，艾绪强大声说：“我要自己辩护。”
根据艾绪强自己的供述，他在家乡时曾经受人欺负，后来又和妻子离了婚。艾绪强就来到北京打工，2000年到京后一直做农民工，开铲车。“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声音洪亮地说。而公诉人和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对话，引发了旁听席上的欷歔不已。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艾绪强：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尽管艾绪强说他是想“报复社会，报复富人”，但他又报复了什么？报复了谁？现在让我们看看被艾绪强杀死和撞伤的两个所谓的“富人”吧，艾绪强在法庭上，面对着这些跟他无冤无仇的“富人”和他们的亲属，依然抱以冷漠和嘲笑。
在法庭的原告席的一角，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农妇，她就是被害出租车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李文发家在顺义农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李文发的弟弟腿部残疾，弟媳也已下岗。几年前，做木匠的李文发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学了车，成为一名“的哥”。他每天都不休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刘荣霞说，自己没有工作在家种地养猪，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李文发70岁的老母亲坚持每天出去捡破烂儿，每月能卖四五十元。刘荣霞还记得案发那天早上8点多送李文发出门时，自己依然叮嘱丈夫“路上小心”，然而晚上却等来了丈夫的死讯。
在这场横祸中受伤的田长元依然坐着轮椅、由姐姐推着来到法庭。落下残疾的田长元是某单位的司机，他被艾绪强撞成小腿骨折。他在法庭上拿出自己近期拍的CT片告诉记者，钢板还在里面。“单位不景气，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学，我已经没法开车，今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办。”田长元说。
案发那天田长元去王府井办事，像平常一样走在街上，忽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撞击……当田长元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除了小腿骨折，头部也被撞伤淤血。“现在光医疗费就花了5万多元，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田长元摸着头上的一块块伤疤说。“因为交不了医疗费，都停药了。”田长元的姐姐在一旁补充着。田长元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的姐姐。几个月不上班，田长元几乎断了生活来源。“我的工作单位效益不好，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下地，上班赚钱更是指望不上了。”田长元长叹了口气。艾绪强伤害的其他人也多是穷人，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无辜者。所以，艾绪强此举不是什么“弱者的报复”，他的出发点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悲剧。艾绪强把自己丧心病狂殃及无辜的血案，说成是“为河南人出气”甚至“替天行道”，这种浑话不但是不堪一击的狡辩，更是对河南人的亵渎和侮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人的良好形象，就是被艾绪强这样一些操着河南口音却做出让所有人不齿行为的人给败坏的。艾绪强之于河南人的关系，就像一锅汤浮出了一粒老鼠屎。
认罪领死，谁来缝合无辜者带血伤口
2006年5月30日上午，艾绪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认为，艾绪强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均应惩处并合并处罚。法院因此以抢劫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艾绪强还被判赔偿“的哥”李文发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3万多元，赔偿另一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40万多元，赔偿被撞成重伤的田长元经济损失共计37万多元，赔偿受伤的仇某2万多元，共计102万元。
在法庭上，艾绪强穿了一件白色背心，外套红色号服，他的双手包在背心里面，面无表情地被带上法庭。面对媒体频频闪动的闪光灯，艾绪强一脸的不在乎。审判长宣读艾绪强的犯罪事实时，旁听的田长元愤怒地瞪着艾绪强，刘荣霞眼睛红红的，死死盯住这个杀死自己老公的凶手。最后，当听见“死刑”两个字从审判长的口中读出，艾绪强头扭了一下，抿了抿嘴。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艾绪强竟然冷笑了一下。
对于这个死刑结果，艾绪强在宣判后没有表示是否上诉。而旁听的家属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这个被告人被判死刑。“他死了，拿什么赔我们？”
几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属对艾绪强被判处极刑的这个结果并不满意。“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并不满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弥补我们死去的亲人。”刘荣霞说：“从出事以来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判他赔100万，赔1000万有什么用？”刘荣霞哽咽着，手里依然摩挲着自己和丈夫已经发黄的结婚证。
在法庭上，情绪激动的刘荣霞甚至提出卖掉艾绪强的器官赔偿他们的要求，但是，刘荣霞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
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绪强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100多万元很可能执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的确，即便是艾绪强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也无法赔偿，因为艾绪强一无所有，他拿什么来赔偿？难怪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时，艾绪强脸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结束后，艾绪强脸上冷漠的笑容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遗书，正是这份遗书揭示了艾绪强为什么会犯罪。他的遗书中这样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话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我认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艾绪强，但他艾绪强可以随意滥杀无辜，甚至可以对无辜受戮者毫不忏悔、报以冷笑，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艾绪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但“临死要拉几个垫背的”。至于为什么他想自杀，因其性无能妻子离异时他就想自杀，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资，已经使得这个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家伙认为所有人都在亏欠他，他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实践“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信条。艾绪强滥杀无辜，尽管也有社会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变态因素，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无限放大，来掩盖艾绪强的心理变态。
至于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关于犯罪的起因是“为河南人出气”，或者说“报复社会”，以及被媒体广泛认可的“仇富心理”，不过是艾绪强的说辞而已。但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轻信了艾绪强的这种犯罪动因，所以在对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种“泛社会化”的责任，把一切的罪责统统归咎于社会，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要让变态杀手不仅为他的恶行遭受法律的惩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遭到道义上的唾弃。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对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滥施同情，才使得这些恶棍在地狱边缘寻找到了那么一点“道义优势”。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们对“弱者的反抗”，从来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这种同情只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却被逼迫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进行反抗的人们，而对滥杀无辜、道德沦丧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
作为个体来说，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黑暗与暴虐，个体都应恪守人性的底线：那就是不助纣为虐，不残害无辜。这不是对个体过高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对自身起码的要求。造成艾绪强屠杀无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艾绪强自身。艾绪强是弱势群体，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猥琐、道德缺失，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狂徒，正是这种极端的个人恐怖主义，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
按理说“黄泉路上人为大”，对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该冷嘲热讽，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却引起我的阵阵厌恶，丝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可以说，这个叫艾绪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变态的反社会分子，一个道德卑猥的恶棍。他的残暴，他的滥杀，他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证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类和社会。他的冷笑只是那种心理极度自卑的流氓无产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种觉得自己杀人够了本，甚至赚了的冷笑，这种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一钱不值。如果说，艾绪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的话，那就是无论何时，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