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卢爱英为江苏、海南、吉林等多家著名制药企业和医药研究机构“在药品的申报获得批准及药品注册提供帮助”，先后收受了大量的钱物。在向卢爱英行贿的这些人员中，竟然大多是这些著名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这时候，卢爱英的胃口是5000元到10000元。2002年5月，某著名制药企业为了某药品尽快得到审批，这家企业的殷总经理打通前期所有关节之后，批文却卡在卢爱英手里迟迟没有音讯。因为跟卢爱英不熟悉，殷总经理在卢爱英上班期间，直接来到卢爱英家找到卢爱英的丈夫，匆匆留下装有5000元的一个信封就离开了。之后不久，殷总经理很快拿到了批文。有了这次未曾谋面的“交情”，殷总经理迅速与卢爱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卢爱英专门给殷总经理打电话说：“再有药品申报，你不用往北京跑了，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了就行。以后你逢年过节来北京的时候，别忘了来家坐坐啊。”
殷总经理为此感激万分，此后卢爱英果不食言，殷总经理所在企业的批文在卢爱英那里几乎是一路绿灯。2004年春节之后，为了感谢卢爱英对报批的药品顺利放行批文，殷总经理在卢爱英住处附近，送给卢爱英1万元，加上后来送给卢爱英的5000元，殷总经理3年共送给卢爱英2万元，却获得了若干个批号。
如果按照那些所谓的“潜规则”，卢爱英收了这么点钱却为别人办了那么大的事情，的确把权力“贱卖”了。但是，卢爱英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自己给制药企业上报的批文尽快审批，就是帮了制药企业的忙，他们感谢一下自己是应该的，再说区区5000元也算不上受贿，所以她拿得心安理得。
更为可笑的是，很多企业得知卢爱英只收三五千元的这个“嗜好”之后，仅靠小小的好处就得到了卢爱英的批文，这包括海南一家赫赫有名的制药企业董事长。这位董事长每次到卢爱英的办公室，都扔下2000元“岁敬”或者“茶钱”，4次给了卢爱英8000元。对于这种小钱，后来成为巡视员的卢爱英照样“笑纳”。按照这个规格，多家制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几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几千元的“岁敬”和“茶钱”。包括各种媒体在报道郑筱萸案件中多次提到的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旭东在2000年5月公司成立后，负责药品的生产研发、新药的注册报批工作。2005年7月，为了公司申报、注册的新药能够尽快获得审批，汤旭东来到卢爱英的办公室，甩给卢爱英1万元，却轻易拿到了数十个批号。
每次都收小钱的卢爱英后来不但收得心安理得，而且收得神经都麻痹了，甚至忘记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训。2005年9月，四川一家医药公司在申报的维生素B1和维生素E两种药品暂不采用国家标准管理的过程中，找到卢爱英帮忙。因为如果采用国家标准，就会造成成本的浪费，公司就会遭受损失。在申报过程中，药品注册司最终决定由化学药品处负责。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在找卢爱英提交资料时，卢爱英说，这是小菜一碟，你们回去等好消息吧。这个负责人一听卢爱英如此爽快地答应帮助自己，他只留下回四川的车票钱，从随身携带的差旅费中挤出1万元交给卢爱英表示感谢，希望卢爱英能够给予关照。但是，等他回四川过了好久之后，卢爱英才打电话告知他们公司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四川的这位负责人没有办成事，在大骂卢爱英不仗义的同时，只好自己掏腰包垫付了这1万元。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在中国医药界谁惹得起卢爱英呢？
变本加厉，官越大胃口越大
只有一个人能惹卢爱英，而且能把卢爱英玩得团团转，最后还把卢爱英扔进了监狱，这个人就是在药监局“手眼通天”的刘玉辉。
从1996年收到第一份“岁敬”以来，卢爱英一直坚持“少吃多餐”的受贿方式，这也是她能够安心地多次受贿的原因，她自以为少吃多餐撑不着自己。但是，随着职务的提升，成为厅级巡视员的卢爱英，最后还是因为贪婪而吃了大亏。
最终把卢爱英拉下马并供出卢爱英的是掮客刘玉辉，而把卢爱英胃口撑大的，也是刘玉辉和“拿号王”魏威。从2004年5月到2005年10月，卢爱英先后10余次收受刘玉辉给予的人民币105500元、美元2000元、欧元1000元、价值20000元的购物卡6张，共计折合人民币151493.6元。
刘玉辉最初找卢爱英帮忙，首先是为了白云山制药厂的利益。但是，当刘玉辉发现身为厅级官员的卢爱英“胃口”并不大时，他决定把一部分赌注押在卢爱英身上。因为曹文庄等官员的胃口太大，即使借调帮忙的马腾帮忙编排一下文号都要送30万元。而卢爱英只占小便宜，这就大大缩小了批文的投入成本。因此，除了白云山制药厂的批文，刘玉辉大量接手了一些制药企业批文的审批斡旋事宜，成为药监系统的“第一掮客”。
2004年到2005年两年的时间里，刘玉辉曾经帮助多家制药企业办理品种增加规格的事情，多次找过卢爱英，因为所有化学药品增加规格的审批都要经过卢爱英，最终才能呈报到曹文庄那里。只要和卢爱英疏通好关系，就可以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审批通过的难度，就等于为制药企业创造了经济利益。除此以外，有时制药企业为了能赶上药品采购招标，就力求快速通过审批，卢爱英也可以给予关照，大笔一挥即可过关。2004年，刘玉辉为深圳某著名药业公司办理多种药品增加规格，多次找到卢爱英，卢爱英同意将深圳这家药业公司申报的药品，越权直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2005年春节前后，为了感谢卢爱英的帮助，在卢爱英家的楼下，刘玉辉送给卢爱英一个水果篮，果篮内放了5万元。
第一次收到这么大数额的“岁敬”，让卢爱英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甚至夜夜做噩梦。不过，想想自己这10年来收到的各种“岁敬”也差不多有30万元了，至今也没出过什么事，卢爱英的心里稍稍有些安稳。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卢爱英还是把自己“少吃多餐才健康”的观点传达给刘玉辉，刘玉辉当然言听计从。此后，每次办事或者不办事的时候，只要刘玉辉到卢爱英的办公室或者家里，都甩下5000元“茶钱”。如果卢爱英出国，刘玉辉每次也都给卢爱英1000欧元或者2000美元。
当然，这些钱都是一些需要批文的制药企业提供的，卢爱英也知道刘玉辉拿了大头，而自己只是拿了一点零头。卢爱英心里觉得有些不平衡，但是，既然是自己定下的“少吃多餐”的规矩，再多要也不好开口。那么，有什么办法让刘玉辉源源不断地往自己的腰包里塞钱呢？卢爱英苦思冥想着“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妙招。
2004年7月，卢爱英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卢爱英觉得这是个揩油水的好机会。2004年年底，卢爱英向刘玉辉倒起了苦水：“我女儿大学毕业了，但现在什么工作都没找到，我们老两口没几年就该退休了，孩子赚不到钱，以后怎么办啊！”
绝顶聪明的刘玉辉怎么会不明白卢爱英的话外音？他当即爽快地说：“让你孩子帮助我翻译资料吧，每月支付工资5000元怎么样？”
卢爱英说：“5000元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太多了，我定个数吧，3500元，怎么样？”
既然卢爱英主动“降价”，刘玉辉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卢爱英将女儿招商银行的卡号告知了刘玉辉。之后，刘玉辉先后3次给卢爱英女儿的招商银行卡里共汇入人民币10500元。但是，卢爱英的女儿根本没有为刘玉辉做过任何翻译工作。卢爱英也明白，刘玉辉是为了感谢自己帮助他报批药品，为了和自己搞好关系而已。
随着“感情”的加深，卢爱英和刘玉辉把这种“感情”渗透到双方的家庭之中，当然，这种“感情”无处不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2005年6月，卢爱英在吉林魏威的阿尔贝拉公司申报的“神经节苷脂”和“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两种药品提高质量品种的修订通过审批给予了“关照”，并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审批权限，如果卢爱英不同意，不在申请上签字，这两种药品就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魏威和刘玉辉都万分感激卢爱英，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2005年7月，刘玉辉专程邀请卢爱英夫妇来到河北燕郊镇他的别墅做客。饭后，刘玉辉给了卢爱英2万元，卢爱英开始还百般推辞，但刘玉辉说：“这钱是阿尔贝拉公司的魏威送的，他们有的是钱，你不要白不要。”
卢爱英听刘玉辉这样说才收下了。而事实上，仅仅这一次，魏威就给了刘玉辉1.6万美元现金和3万元人民币的购物卡。2005年9月卢爱英家的厨房装修时，刘玉辉也只给了卢爱英10000元。收到购物卡后，卢爱英对刘玉辉送购物卡的方式大加赞赏，觉得这要比直接送钱面子上好看多了，也“安全”多了。
得知卢爱英爱上了购物卡，刘玉辉再次找到一个给卢爱英送购物卡的理由。2005年10月，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为了避免该厂研制的药品“头孢硫脒”不被其他制药企业仿制，希望通过刘玉辉的关系，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拒绝受理其他制药企业申请对该药的仿制，以达到独家生产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由于“头孢硫脒”是化学药品，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的请求是否被批准，完全取决于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的意见。曹文庄是刘玉辉的“铁杆哥们儿”，问题倒是不大，而卢爱英的胃口还要稍稍填补一下。于是，刘玉辉和白云山制药总厂的领导一起宴请了卢爱英夫妇。饭后，刘玉辉把5张面值人民币2000元的购物卡塞进了卢爱英的包里。
刘玉辉作为掮客，他的能量之大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在魏威和刘玉辉之间，还有一个美女掮客许小姐，这个许小姐是魏威手下一员战绩赫赫的“医药之花”。在许小姐的“攻关”之下，刘玉辉很快成为魏威的死党。正是通过刘玉辉，魏威的药业才得以迅速扩张。这种利益链条的环节是：刘玉辉向许小姐介绍医药研发机构的品种，许小姐从公司提成中支付给刘玉辉介绍费。由于经刘玉辉介绍的品种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时，刘玉辉可以利用关系帮助加快审批，所以，除了魏威给予刘玉辉数以百万计的好处之外，许小姐还支付给刘玉辉“介绍跟踪费”共计人民币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