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解密中国大案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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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随着王益、胡汉成等人的落马,国家开发银行陷入尴尬境地,也再一次敲响金融监管的警钟。

以往我们看到东窗事发的官员们在法庭上都宣称自己“不懂法律”,还觉得好笑。但今天我们再次看到胡汉成说出同样的话,已经无法笑出来了。“翻船”的这些官员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再加上经常的政治学习,你要说他们完全不懂法律,那是连鬼都无法相信的。再说了,哪些是你该得的,哪些是不该得的,这个基本的道理谁都懂。

胡汉成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法庭上以“不懂法律”为理由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这个理由是如此的无力。在法庭上胡汉成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我感到非常羞愧。”公诉人马上反问:“你既然不承认自己受贿,又有什么好羞愧的?”

大凡贪官,除了贪婪,祸到临头往往要拉上一两个垫背的人为他开脱罪责,而这些顶雷的人往往是贪官的至爱亲朋。本案中的兰筠和任和生,一个是胡汉成的情人,一个是他最好的同学,都被胡汉成拉下水。我们在可怜这两个人时,也不能不看到,他们都是对胡汉成有所图的。任和生为了分一杯羹且不说,空姐兰筠辞职进京甘当情人,她之所以为胡汉成顶雷,其实更是为了将自己不劳而获的安逸生活继续下去。靠情夫贪来的钱生活了8年又去为贪官顶雷,兰筠受到这个惩戒,应该说是罚当其罪。

王武龙怜子如何不丈夫

2009年元旦,正当人们热热闹闹喜迎新年的时候,在中国南方某监狱的一个安静的监舍里,一位鬓发斑白年届七旬的老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在书写一份呈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政法机关高层领导的《我的申诉》。这样的申诉他已经写过不止一次,在此之前,他曾经写过《我的交代》、《我的忏悔》却始终没有效果。而在这些由他亲笔书写的材料中,这位老人不止一次提到了10年前在南京某医院的一个场景。

1999年10月的一天,在南京某医院肾内科病房内,一对年近6旬的老年夫妇拉着肾病专家的手说:“这已经是我们儿子第三次大手术了,求求您了大夫,趁我们还年轻,请把我们的肾换给儿子吧!”但肾病专家摇摇头,耐心地解释说:“王安宁的肾功能还没有完全丧失,还有1/5的功能,不到万不得已--肾衰竭时不能换,将来完全丧失肾功能以后再说吧!”肾病专家的一席话,让这对老夫妻绝望了:“那时候我们都老了,怎么负担得起昂贵的换肾和透析费用啊!”

被医生拒绝之后,这对老夫妻含泪相互搀扶着离开了医院。回到家后,丈夫黯然抓起电话,拨打了一个熟悉的号码,淡淡地说:“翟总,你那项工程的事情,我马上打招呼!这可是我的第一次啊!”放下电话,这位丈夫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对妻子说:“为了宁宁的将来,我豁出去了!”随即,两行浊泪顺着他洁净的脸庞流下来。

打电话的这个男人叫王武龙,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7年后,这位曾任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的副部级高官,在写给有关领导的信中,依然哀求说:“请组织看在我为党工作多年的分上、看在我儿子病重需要换肾的分上,挽救我吧!不仅仅是挽救我一个人,而是挽救我家十来口人啊,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急盼尽快回到家中……”但这种哀求的声音是微弱的,最终,66岁的王武龙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祈祷上苍,不求富贵但求平安

2008年4月15日,66岁的王武龙等来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终审判决。在法庭上接受判决时,鬓发斑白的王武龙沉着镇静地说:“我没有抱着‘必死’的念头拒不认罪,我没受贿那么多钱,只为我的儿子换肾收了两笔钱!我至死也要申诉下去!”

在2007年到2008年的媒体报道中,关于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在法庭上拒绝认罪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这在受审的高官中极其罕见。王武龙则当庭否认了检察机关指控其受贿17笔共计683.64万元中的15笔款项,只承认其中的两笔计135万元贿款。

但凡贪官,几乎都具有贪欲膨胀、包养情妇的特点,但副部级的前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却是个极少数的例外。王武龙的例外在于,他曾是一个政绩卓著的官员,一个舐犊情深的父亲,一个体恤下属的领导,既没有桃色新闻,也非劣迹斑斑;在将要退休时却陷落于儿女亲情上。他的落马仅仅为了给儿子换肾留下一笔钱。

所以境外媒体猜测,王武龙拒绝认罪是抱着“必死”的念头,因为600多万元受贿款无论王武龙是否承认,结果只会是“死缓”或“死刑”。与其交出去,倒不如留给家人。

出人预料的是,案发后,王武龙的家人以最快的速度将130万元和一辆价值38万元的别克轿车上缴给组织,以表示忏悔之心。本来,王武龙是想把这笔钱留给儿子换肾的。

在王武龙被双规之后,因为案情并不清晰,很多媒体猜测王武龙落马的原因,于是展开了对王武龙案件的猜想。

无论怎样猜测,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因严重违纪,收受贿赂,并干扰纪检部门办案,已涉嫌犯罪。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王武龙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武龙的代表资格终止。

王武龙有两个孩子,儿子王安宁是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一家企业的普通职员,儿媳李艳无业。女儿王安静是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一家单位的普通档案员,女婿就职于企业,而且经常换工作。按说以王武龙的身份,为子女谋个好差事应该不是难事,但王武龙告诫子女们说:“我之所以不让你们从政从商,就是担心你们一旦掌握权力,会利用我的影响犯错,我看当一个普通职员就很好。我经常为你们祈祷,不求富贵但求平安。孩子们,记住我的话吧。”

王武龙是苦过来的,他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穷孩子,全家兄妹6人,父母含辛茹苦把他们养大,父亲收入不高,母亲靠打两份零工补贴家中生活,所以王武龙特别注重家庭和亲情,尤其是儿子王安宁从小查出肾病后,王武龙经常默默祈祷:只要全家平安健康就足够了。

对女儿,王武龙没有更多牵挂。王安静有一份赚钱不多但比较清闲的档案员工作;女婿在企业里给别人打工,或者开办个小公司,都是小打小闹,翻腾不起多大的浪花,也不会出什么事。

每个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最让王武龙牵肠挂肚的是自己的儿子王安宁。30岁的时候,王武龙喜得贵子,为了让孩子平安、宁静,就给儿子起名王安宁。但事与愿违,王安宁的出生给王武龙带来的却不是安宁。很小的时候,王安宁就经常喊腰疼,解手的时候常喊尿痛。此时,王武龙只是江苏省徐州化工厂的技术员,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看病,就让妻子带着儿子去了医院。晚上回来的时候,妻子已是泪水涟涟。王武龙连忙询问缘由,妻子的话让他如坠冰窖:儿子患上了肾病,肾功能不健全,病因目前还查不出来。

一层阴云笼罩在这个幸福的家庭中,王家将来无后倒是小事,身为男人,王武龙明白作为一个男人肾功能不健全是多大的痛苦。王武龙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像个婴儿一样啼哭起来。

从此王武龙和妻子踏上了为儿子求医问药的道路,江苏省的大小医院跑遍之后,只要出差到外地,王武龙都会留意哪家医院能够治疗肾病。等跑完包括北京、上海多家医院之后,儿子的肾病确诊为神经源性膀胱导致肾积水,目前只具有1/4左右的功能,但下一步肾积水会导致慢性肾功能衰竭。所有肾病专家都告诉王武龙,国内外都没有有效的根治办法,最后只有换肾一条路。

换肾!按照王武龙和妻子两人当时的收入,就是攒上几十年也不够啊!每次从医院带着儿子回家,王武龙的心都被揪得一下一下地疼。

住不起医院,回到家后王武龙按照医生的嘱咐开始了对儿子的治疗,针灸疗法、药物治疗、封闭疗法、间歇导尿、连续引流,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效果都非常差。为了儿子的膀胱训练和扩张,王武龙和妻子嘱咐儿子每天定时喝白开水,每小时不能超过200毫升,尽量将排尿间隔时间延长,尽量使膀胱容量逐步扩大,缓解肾的压力。

但是,这些办法只起到很小的缓解作用,王安宁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最终还是被送进医院动了手术。

但儿子的病情并未影响王武龙的工作,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王武龙除了依然到处求医问药之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他从江苏省徐州化工厂的技术员干起,从工程师干到厂长、徐州市长,由于他的出色政绩,1999年他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成为“金陵王”。

在江苏省徐州市当市委书记的时候,王武龙曾经想过为儿子换肾,但肾病专家说,现在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毕竟王安宁的肾功能还有1/4到1/5,只有到了肾衰竭的时候才能换。想到自己虽然身为一方诸侯,事业上如日中天却对儿子的病情无能为力,王武龙时不时地长吁短叹。

无奈相求,为儿媳谋求一份工作

调到江苏省南京市之后,王安宁的病情一直是王武龙不为外界所知的痛苦,他把这份痛苦压在了心里。很多人发现王武龙少言寡语,经常紧锁眉头,却没有人了解他内心的痛苦。

从1993年5月王武龙被任命为江苏省南京市代市长起,在南京市工作的十几年里,王武龙的政绩不俗,到2003年南京市的财政收入大幅度提升,全市GDP收入超过1000亿元,人均超过3000美元。王武龙更在市政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南京地铁、长江二桥、阅江楼、玄武湖地下隧道、旧城改造等十几项大工程,都是王武龙在任时的政绩。

在决策这些政绩的过程中,王武龙跟建筑企业和开发商们打上了交道。1995年5月,王武龙正式就任江苏省南京市市委书记前,南京市委在金陵饭店举行了一场小范围招待酒会,邀请当地著名的企业家座谈城市发展大计。

在这场酒会上,江苏省力联集团董事局主席翟韶均的一番谈吐引起了王武龙的注意,这位江苏省赫赫有名的儒商从南京市的金陵文化谈起,纵论南京建设大计,令王武龙刮目相看,由此引为知己。此后,翟韶均的力联集团的项目遇到困难,也经常向王武龙汇报,王武龙在职权的范围内给予翟韶均多方支持,但他们之间开始并没有任何经济来往。

但是,自从1997年王安宁结婚后,王武龙第一次向翟韶均开口了。

1997年12月,翟韶均来到了王武龙的办公室,向王武龙汇报力联集团接收南京市南北公司的事情。闲聊的时候,翟韶均说:“听说你家公子结婚了,怎么没叫上我啊,是怕我给你送红包啊!王书记那么洁身自好,我怎么敢给你送啊!”

王武龙反而大倒苦水说:“王安宁结婚是好事,倒是除掉我的一块心病。可我也犯难啊,我儿子和儿媳李艳是自由恋爱的,儿媳比儿子大4岁。李艳是老百姓家的孩子,家里很穷,至今也没有工作。和王安宁结婚后,我曾给李艳找了一份卖飞机票的工作,收入主要靠提成,李艳又没什么推销能力,我又不能帮儿媳去卖飞机票吧。李艳拿不到什么钱,没干多久就辞职了。人家看上我儿子不容易啊,她就想有个固定工作,有点固定收入,也好补贴娘家一点钱。我倒是有这个权力,可我怎么能以权谋私啊!”

翟韶均连忙说:“王书记,这么点小事还能难倒你一个堂堂大书记啊?你要是不嫌弃,我的公司倒是可以为李艳安排个工作。”

王武龙说:“你有这份心我很感谢,可是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啊,王安宁身体不好,李艳要经常在家照顾王安宁,到你那里也干不了什么事情啊!我不能给你添这个麻烦啊!”

“这有什么麻烦的!我这么大个集团公司安排个人还不容易啊,就把李艳空挂在我公司,人不用来上班,在家照顾王安宁就是。”翟韶均说。

王武龙一听,高兴地说:“哎呀,这可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啊,这么着吧,你每月给她点工资就成,不用多。”

“没问题,你明天让王安宁带着李艳到我公司办个手续就成,我回去安排人办。”翟韶均说话干脆。

“感谢的话我就不再说了,但这事不能声张啊,尤其不能让人知道李艳的身份,以免别人有想法,传出去影响不好啊。”王武龙不无担忧地说。

“嗨,请王书记放心,从这个月开始,我给李艳月薪3800元,年底再发点奖金。”翟韶均报出个数字。

王武龙说:“这比她卖机票的工资高多了,这样吧,今后就按这个数发,除工资外,公司其他待遇都不能再要了。你这样帮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第二天一早,翟韶均将办公室主任叫到办公室,让办公室主任马上填写了相关表格和劳动合同。上午11点钟,王安宁和李艳来到翟韶均的办公室,这是翟韶均第一次见到王安宁和李艳。办完手续后,因为要办理李艳的用工手续和养老保险,办公室主任请示翟韶均要把李艳的人事档案转到公司。但翟韶均担心档案会显示出与王武龙有关,只好对办公室主任说:“李艳的身份特殊,不要转档案了。你想办法找有关部门通融一下,想办法办好。”

随后,办公室主任找熟人开了一份李艳调入力联集团之前人事档案被窃的假证明,到劳动局开具了录用通知书,做了一份假人事档案,办好了养老保险和工资卡。

此后,李艳一直用这张工资卡领取工资,每月工资3800元扣除税金后打到李艳的账上。直到2001年上半年,当时很多小道消息都在传,已经主政南京多年的王武龙准备升任江苏省纪委书记。王武龙担心翟韶均给李艳发工资的事情传出去,会影响自己的升迁,立即让翟韶均停发了李艳的工资。

但王武龙并没有如愿当上江苏省纪委书记,反而连南京市委书记也被免职,专任南京市人大主任。翟韶均得知后,连忙赶到人大去看望和安慰王武龙。两人聊天时,王武龙黯然说:“我马上就60岁了,船到码头车到站,升迁无望,看来我的仕途到头了。”

“您给南京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老百姓会记得您,我也不会忘记您的提携的。对了,现在您工作的变动定下来了,李艳的工资我看还是继续发吧。”翟韶均真诚地说。

“那就发吧,停了这几个月,李艳没钱补贴家里,她也感到手头很吃紧。”王武龙无奈地说,“不过现在先不要发,从2002年再开始发吧,这几个月我先拿我的工资给他们用。”说完,又是长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