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门窗是锁的，外面还有专人看管，简直没有一点可能。天黑了，夜深了，我想的一个个办法都实现不了，我急得一头撞在墙上，只有哭，没有任何办法。后来，都到后半夜了，门突然被推开，进来的是我男人的老部下，就是下午给我送纸条的同志。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找了一根木棍，递给我，要我狠狠打他一棍逃走。他说我必须打他，否则他说不清的。他几次催我打啊打啊，还把头伸给我。我拿着木棍，试了几次，都下不了手，急得乱打转。最后，他看我实在不行，又拿回木棍，自己朝自己头上往死里猛击了一棍，当即头破血流的。我吓得哭起来，上去捂着他伤口，他推开我，喊我快走。当时是夜里两点来钟，他说到明天早上八点会有其他人来接班，就是说我有六个小时逃跑的时间，并且告诉我逃跑的路线。我哭着往外走，刚出门，他又喊我回去，塞给我一把沾了血的钞票，后来我数了，总共是十八元零四角。这一定是他当时身上所有的钱，也是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钱。”
说到这里，她要我原谅，意思是她刚才说身上没钱是假话，骗我的，只是这钱要留着赶火车用，现在她一分都不敢用。这我是想得明白的，在不知去南京的火车票要多少钱之前，她当然不敢乱用这钱。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要坐火车，其实蚂蟥山那头便有个火车站，是隔壁临水县的，为什么她不在那边上火车，专门翻过山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节约一两毛钱吗？
“不，我是担心有人来抓我。”她解释说，“我们出门都会在那儿赶火车，所以他们要抓我，肯定会派人去那边守着的，我去那儿就是自投罗网。”
这么说，她的部队应该就在临水县。后来，她也承认了，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饭莱差不多已经热好，饭是剩饭，菜是半碗老白菜，还有一小碟萝卜干，都是蒸一下就好的。我揭开锅盖，把菜从蒸笼里端出来，她看见了，上前来，把菜从我手上接过去，端到桌子上。然后，我帮她盛饭，用的是一只海碗。锅里的饭大概有一碗多，这本来是我明天早上煮泡饭吃的。我总是这样，煮一锅饭吃两顿、三顿，甚至几顿、几天。什么叫孤老头子？这就是孤老头子，把烧饭和吃饭当着罪受，能偷减一点都是好的。
我盛了一铲，又一铲，盛第三铲时，我又把盛好的饭倒进了锅里。我不知她在背后有没有瞅见，瞅见了又会怎么想。怎么想？肯定以为我是心疼这白米饭，不想给她吃这么多。其实，我是想给她捂两块肉在饭里面。是肉啊，两块油汪汪、香喷喷的肉！这肉看起来脏不拉几的，上面沾着蚂蚁一样的黑家伙，那是霉干菜渣子。但吃起来馋人得不得了，香啊，好吃啊。除了过年过节，这是我平时间能吃到的最好的莱，这边人都管它叫霉干菜蒸肉。霉干莱是不值钱的，村子里谁家都储着一两坛子，要从冬天吃到夏天；值钱的是肉，那年头简直比人还值钱，没有谁家不稀罕的。其实，刚才给她准备饭菜时，我是看到这碗肉的，只是想它太稀罕，自己都不忍心吃，藏着，偶尔才打打牙祭，便没拿出来。但听她讲过那些后，我真正有些同情她，所以又决定拿出来了。没有热过，是冷的，重新热一下又太麻烦，所以我把它放在碗底，好让饭把它焐热。
屋里只点一盏松油灯，借着灶膛里的火光，才显出一份亮堂。不过，我在往她碗里夹肉时，柴火已经熄灭，屋子昏暗昏暗的，加上她又在我背后，根本不可能看清我往碗里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她吃掉大半碗饭时，才发现是两块肉。这时候，两块肉已经被饭焐得热乎乎的，钻出一股诱人的肉香和油气，满屋子地窜，馋得我口水直冒。她看着两块肉，像受了我什么大安慰似的，感动得眼眶都湿了。她抹了把眼睛，对我说：
“大伯，你是个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说：“锅里还有饭，都吃了吧。”
说着，我往外间走去，又听到她在背后说：“只要我男人翻了身，我一定要报答你，大伯。”
一个团长要报答我，这事情光想一想都觉得乐。心里乐着，就又有了烟瘾，于是我坐在门口刚才她坐的凳子上装烟。烟才装好，还没点火抽，我听到她起身又去盛饭的声音，一铲又一铲的，听声音就知晓，她在把每一粒饭都往碗里铲。我想，她平时的饭量不应该会这么大的，那饭量比我还大，还有两块肉。看来，她确实是饥慌了。后来，烟还没抽完，我又听到她起身的声音，把碗筷丢进锅里，还舀了水，是要洗碗的样子。我没有起身，只是喊她别管，我会洗的。她嘴上答应好的，但还在继续洗。我又说，时候不早了，你还要找地方过夜呢。这么一说，她马上丢了碗，出来，立在门口，对我说：
“大伯，我没地方去，求你再行行好，收留我一夜。”
我说：“我是一个人住，不合适的。”
她说：“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大伯。”
我说：“相信我也不行，没地方的。”
她说：“就让我在凳子上坐一夜也行。”
最后，当然不是她坐，而是我。不过，我也不是坐，而是把柜台放倒在地上，像模像样地搭了个铺。我的柜台以前是有一面玻璃的，只有一面，是朝外向的一面，这样人进来，柜台里有什么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几年前，治保主任喝醉了酒来我这买香烟，走到玻璃跟前还在往前走，结果一脚把一整面玻璃踢成了几块。他本来答应赔我一块玻璃的，但最后赔的是一块木板，是他兄弟来钉上去的，还上了两层油漆，说这样比一块玻璃还值钱。值不值钱不好说的，但做柜台肯定没有玻璃受用，只是当床铺要比玻璃受用。那天晚上，我就在柜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朦胧亮，她就起了床，要赶路的。我下了一挂面，又烙了两张饼，面我们两个人吃了，饼我都给了她。她接过饼的时候，又对我说了晚上的话，说我是个好人，哪天她男人翻了身，一定要报答我。
我开开门看，天已经亮堂，要不了一会儿，村里人就会出来倒夜水。我不想让人看见她在我这过夜，便催她快走。她本来就急着要赶路，说走也就走了。走前，她跟我扎扎实实鞠了个大躬，头低得头发都倒挂了。
因为跷脚不便，我只是立在门口送她，她走一会儿，回头看我还立在门口，又对我鞠了个大躬。就这时候，我突然有种冲动，又把她喊回来，给了她五块钱。
说实话，这是我当时身边仅有的钱，剩下的都是毛毛钱，总共加起来也没一块钱。她死死盯着钱，却不敢来接，可能她知晓这钱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吧。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对她说：
“拿着吧，万一你身上的钱不够买火车票呢。”
我想得到，这样说她一定会把钱收下，却想不到，她收了钱会哭起来，跟着还要跪下来谢我。算我手快，及时拉住她，没有跪倒在地。我责怪她：
“这又何必呢。”
她挂着泪讲我太好了。我说太好你也不要下跪，我受不起的。她讲我比她亲爹还好，受得起的。我的年纪是可以当她爹，有那么一会儿，我真觉得她就是我闺女，嘴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闺女。催她走。
我说：“闺女，时候不早了，你赶早上路吧。”
她说：“大伯，从今后你就是我亲爹，我死了也要报答你。”
我说：“人出门在外，不要说这种倒霉话，还是活着来报答我吧。”
她说：“好的，我活着来报答你，亲爹。”
这时，不知谁家传来开门的声音，我觉得再不能耽误了，又催她走。可她又是哭，又是夸我，又是谢我的，老是走不了，我索性把她推出门。我怕她还不利索走，她一出门，我就关了门，躲在窗洞后面看她走。她好像知晓我在窗洞里看她，走几步，回头看看，有时还挥手，就这样拖拖沓沓地走了。
天还早，空气里还没有一点白天光的热气，屋子里浮着一层凉了一夜的潮气。我立在窗洞后，一直看着她走远，立得脚都觉得凉了。最后，我看见她消失在清冷的天光中，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好像时光又倒回到很多年前，二哥刚走的那一阵子。那阵子，好多天，我都一个人蜷在蒋先生的豆腐坊里，默默地哭呢。
阿木老师以前当老师时，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的。现在他得了风瘫病，整日困在床榻上，养成了每天晚上都看电视的习惯，所以时间变成是一夜一夜过了。我的时间一向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去镇上进一回货。镇子不远，七八里路，只是没有公路，像我这样的就很不方便。村里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么走？我每次都是坐对门老三的独轮车去的，去一个来回给一个工钱。以前，一个工钱才几毛钱，慢慢涨了，涨到几块，十几块。去年开始，老三出不了车了，他比我还大三岁，快八十的人了，老了，手上脚上都不大有把车的力气，只有喊他儿子送我。他儿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说要涨五块，我好说歹说总算降了两块。可我还是觉得多，二十三块哪！我一个月能挣几个二十三块？都看见的，这些年，镇上村里，大店小店，开了一爿又一爿，谁还来我这买东西？来人已少得可怜，而工钱又一年年涨。所以，阿木老师讲得对，这些年，大伙的日子都是越来越好过了，只有我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不好过也得过，一个个月地过，一个个月地去镇上，把货弄回来，挣工钱和饭钱。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是在一次次往返镇上的独轮车上翻转过去的。每次，坐上独轮车，我就想起，又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开始了。也只有在这时节，我才觉得时间在往前走，像独轮车的轮子一样的走，吃力地走，吃力得吱吱叫。
怪得很，只要坐上独轮车，听着轮子吱吱的响，吱吱地走，我就会想起她。我不知晓她的名字，一直在心里喊她叫闺女。其实什么闺女嘛，只是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时间久了，想多了，连长相也想不起来了。人的脑筋是很怪的，不想了要想不起，想多了也要想不起。我不知晓我为什么会老是这样想她，可就是想，经常想，一坐上独轮车就想，有时到镇上还找人打听她，好像她真成了我亲人似的。想来想去，最后都变成一个盼字，盼她来看看我。我相信，只要她男人翻了身，她是一定会看我的。但是，时间一个个月地翻过去，独轮车的轮胎换了一只又一只，如今连架车的人都老了，换了，她还是没来看我。阿木老师说，这一定是她男人没翻身呢。我想也是。我不知晓她男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连那么大的首长都救不了他。阿木老师又说，她可能根本就没见到首长，甚至恐怕连火车都没上，就给抓回去了。我想，要真这样，她的下场一定会很惨，少说要坐牢，多说要枪毙，再多说可能连亲眷朋友都要坐牢、枪毙。
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经常这样的胡乱想着她，越想越觉得这女人命苦，怪可怜的，从天上不知怎么一来掉到了地下，还掉进了窟窿里。我虽然是个孤老头子，无亲无故，但这不是说我心里就无情无义，没有记挂。可能正因为无亲无故吧，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忘不了她，老是把她当亲人一样想着念着。说实话，她没专门送我啥东西，但还是给我留了一件东西。是一块真丝手绢，乳白色的，上面还绣了一个红太阳和两株绿色的兰草，绣的手艺很平常，可能是她自己绣的吧。我是在她走后理床铺时发现的，当时拿在手上还潮乎乎的，可想她夜里一定哭过。本来，这手绢对我是没啥用途的，但想这是她留给我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有时候想她时就拿出来看看，看了，就像见了人似的，要安心一些。我想，如果阿木老师不得风瘫病，我可能就会这么惦记她一辈子，也算是我在人世有个牵挂吧。
但是，前年夏天，阿木老师在竹榻上睡了个中午觉，起来时一下子像条鱼似的滚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这就是风瘫病，死不了，也动不了，活着比死还难受。我说过，我的小店跟阿木老师的家是门对着门的，以前阿木老师还在山上管林木时，经常来我小店坐，关系就这样好了，后来也没不好过。得了风瘫病后，他经常在窗洞里喊我过去他家坐，可我是要看店的，怎么能出门？所以，只要他一喊，我就索性把他弄到我店里来坐，到晚上才弄回去。去年春节，他小儿子从上海打工回来，扛回家一台电视机，旧的，说是老板当工钱抵给他的，他又把它当养老钱抵给了两位老人。从那以后，我和阿木老师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白天他在我这听收音机，晚上我去他房间看电视，一天只有睡觉时才分开。我们这里，白天是看不了电视的，开开机器，上面只刷刷地冒雪花，不冒图像。如果白天也有图像，我就不必要天天把他伺弄过来了，因为我和收音机哪有电视机陪他好。
啊，电视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守着它，时间比鬼还溜得快，连个影子都瞅不见。说来简直神奇，有天晚上，我居然从电视上看到一棵有两个人抱都抱不住的水沟树，长在黄河滩地上，背后是一间用石头砌的抽水机房，我怎么看都觉得它像我家乡那棵救过我命的老水沟树。阿木老师说，如果我能确定这就是救过我命的那棵树，那我应该是河南兰考人，就是焦裕禄那个县上的人。当然，我不能完全确定，毕竟树不是人，可以眼睛鼻子嘴巴地说出名堂来。但我还是有六七成的确定，一个是它长的样子，二个是它长的地方，都跟我家乡那棵树太像了。总之，我基本上是认定它了，认定它了等于认定了我是哪里人。河南兰考人。焦裕禄的同乡。是的，我是河南兰考人，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想不到，电视机有这么神，还能把我这么老大个谜团都解开了。更叫我想不到的是，那天……啊，简直跟做梦一样的，有一天，我居然从电视机上看到了她--我闺女呢！
啊，这个电视机啊，简直是存心要把我所有的谜团都解开，竟然把她的下落也给我折腾出来了。啊，我万万想不到，她还活着，而且看上去活得上好的，用的办公桌比我的床铺还大，出门坐的是亮光的小汽车。阿木老师是识得字的，说这女人现今是一个什么军工厂的领导。党委书记。董事长。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电视上是在表扬她，说她把生意做到日本美国去了。赚的钱多得数不清呢。啊，这人是她吗？她没这么胖，这么白，说话也没这精神气。啊啊，这人不是她吗？就是她！她就是再胖一点，白一点，说话气再精神一点，我也识得，认得，就是她。人不是树，不能完全确定，我完全确定得了，她就是她，错不了的。那天晚上，我没看完电视就走掉了，阿木老师问我怎么了，我说人不舒服。我确实不舒服，从阿木老师屋里出来，脚上一丝力气都没有，走路像走在水里一样，非常费力，几步路走得我冒汗，进门时还叫门槛绊了一跌，硬生生来一个劈叉，痛得我叫。
屋子里黑作一团，心里面也疼得发黑。我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稀里糊涂地在房间里瞎转着，直到连着碰翻了两张凳子，才想起我还没开灯。我开开灯看，奇怪了，我手上居然已经捏着那块手绢，也不知是怎么拿到手的，它本来是藏在我箱子里的。再看看手绢，就更奇怪了，以前绣的太阳明明是鲜鲜红的，现在怎么成黑的，兰草本来是绿的，活的，现在成乌的，死的。我以为是灯光的原因，凑到灯下看，还是这样，太阳是黑的，兰草是乌的。我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我眼睛里有泪水的缘故吧。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你哭什么，你没必要这样……可我还是这样，鼻子发酸，眼睛发烫，眼睛里的东西都变了形，染了色。可能这才是真实的，我想。可能吧，我不知晓，我一个孤老头子，一个残废人，能知晓什么，知晓了又有什么用？我只知晓，我要活下去，必须把这爿店开好，但现在着实是越来越开不好了，所以我也活得越来越难苦了。不过，我想，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觉得生活的难苦，那些幸福人的生活又怎么能感到幸福呢？这样想着，我心里要感到好受一些。现在，我并不感到太难受，只是看进来的货老是脱不了手，心里头发慌。我想，如果每一个月都能把进的货顺顺当当卖掉，我觉得我就是个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