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梁书·朱异传》载，朱异曾从名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在梁武帝信用的大臣当中，朱异是以“文华敏洽”、擅长吏事，“甚娴军国故实”而著名的。他在代替梁武帝草拟诏诰或批答章奏时，经常是“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毓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这种博学多才的素质和办事干练快捷的作风，使他成为梁武帝最得力的助手。《南史·朱异传》说他的“在内省十余年未尝被谴”，正是他深为梁武帝宠信的一个证明。
然而，如此心智不凡、才华横溢的朱异却有一个致命的恶习，这就是“善窥人主曲意，能阿谀以承上旨”。有一件小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时，朱异已经贵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可说是“日理万机”。然而有一天朱异却郑重其事地向武帝请求，要在仪贤堂内设学，主讲《老子义》。梁武帝欣然同意。朱异开讲之日，“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此事过后不久，朱异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馆内宣讲起《礼记·中庸义》。朱异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热衷于讲学授徒之事？原因在于，他所宣讲的这两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讲授当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颂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机大献其媚，又可顺便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当然要不辞辛劳地抢着干了。
正是因为朱异其人的人格卑下，所以当时他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却“不为物议所归”，名声很臭，为正直人士所鄙视。有一次，一个名叫傅歧的大臣当面提醒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傅歧本想利用朝野舆论来向朱异施加压力，谁知朱异却反唇相讥道：“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傅歧对此十分气愤，斥责朱异是“恃谄以求容，肆辩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
朱异以所谓“天子圣明”来为自己辩护，这纯属自欺欺人。根据《魏书·岛夷萧衍传》的记载，梁武帝一贯“好人佞己，喜谀恶谏”，而且是“末年尤甚”。朱异之所以在梁武帝面前“不能谏争”、“每事从旨”，原因就在这里。
朱异对梁武帝一味阿谀逢迎，“恃谄以求容”，的确曾经给他个人带来了富贵荣华，但最终却因此酿成了一场祸害国家与民众的大灾难。
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二月，在北朝政治争夺中失势的侯景为保全自己而向梁武帝请降。梁武帝一心打算接纳他，但朝中许多大臣却纷起反对。认为侯景为人狡猾多计，反复无常，难以驾驭，不可引狼入室。于是，事情一时就被搁置起来。一天夜里，梁武帝来到武德阁，想起群臣谏阻接纳侯景之事，不禁气上心头，自言自语道：“我家国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非可悔也。”这时，一直悄悄跟在他身后的朱异应声说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先把梁武帝吹捧了一通。然后，他又把侯景来降说成是“天诱其衷、人奖其计”的可嘉可贺之事，认为“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极力鼓动梁武帝接纳侯景。朱异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与侯景有私情旧谊，也不是因为他真心以为侯景来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而是因为他知道梁武帝的一个“秘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乙卯日，梁武帝曾经“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举朝称庆”。第二天早上，梁武帝见到朱异，便把此梦讲给他听，而且还特意强调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朱异当时就奉承说：“此乃宇宙混一之兆也。”没过多久，侯景派出的使者就来到了建康，而且还说侯景就是在正月乙卯这一天定下的降梁之计。这种偶然的巧合，使得昏聩的梁武帝兴奋不已，以为这是天意所在。他的心思早被朱异揣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朱异才会极力主张接纳侯景。梁武帝听了朱异的一番话，“乃定议纳景”，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河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侯景降梁不久，便开始与梁朝君臣发生矛盾，到了第二年的八月，他又与梁宗室萧正德内外勾结，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史称“侯景之乱”，从而将梁朝引向覆灭，梁武帝和朱异都死于叛乱。梁武帝“养虎得噬，咎由自取”；而朱异逢君之恶，也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以史为鉴
做人做到朱异这份儿上，也真够可以的了。还坚持己见，死不悔改。把讨好上司作为人生的首要大事。自身的才华不加以利用，走另外一条为君子所鄙视的道路，朱异算不上什么奸臣，却做尽了奸臣能做的事，确实可悲至极。作为下属对上司不能一味逢迎讨好，要有自己的见解；作为上司，对下属的美言也应区别对待，这也正是为人下属，为人上司的心机之所在。
桑维翰的媚事嘴脸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公元935年），石敬瑭在晋阳发兵叛乱，演出了一幕投降契丹、甘为儿皇帝的丑剧，桑维翰则是这幕丑剧的策划人、导演和主要演员之一。
桑维翰（898—946），字国侨，洛阳（今洛阳市）人。他形态丑陋，“身短面广”，自称有“一尺之面”。许多人乍一看到他那张大驴脸，都会忍不住发笑，但桑维翰却从来不因此而自卑。相反，他还自以为相非常人，“慨然有公辅之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在进士及第之后，他不去谋求文职，而是投笔从戎，投奔到石敬瑭的麾下，当了一名幕僚。二人臭味相投，相处甚洽。十几年间，桑维翰跟着石敬瑭东征西战，成为石敬瑭不可或缺的亲信和谋主。
然而，桑维翰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幕僚，他期盼的是石敬瑭能篡位称帝，自己也能成为新朝的佐命功臣，致位将相。所以，从石敬瑭和后唐朝廷关系恶化之时起，桑维翰就积极协助石敬瑭扩充实力，准备叛乱。但在叛乱发生的最后关头，石敬瑭突然又疑惧不决。桑维翰则极力为他鼓劲儿，对石敬瑭说：过去契丹人曾与明宗（石敬瑭岳父）约为兄弟，现在他们就在离晋阳不远的云、应二州之地活动，“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石敬瑭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即举兵叛乱。
石敬瑭起事之后，后唐朝廷派五万大军攻打晋阳。石敬瑭战不能胜，处境艰难，此时又是桑维翰再倡降附契丹之议，并亲自起草了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请降求援信，以丧权辱国的代价，迎来了契丹的虎狼之兵。
晋阳解围后，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桑维翰因“首预其谋”又屡有奇功，被石敬瑭任命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正当他自庆得计、欣喜若狂的时候，突然风云变幻，耶律德光又与赵德钧勾勾搭搭。这赵德钧是后唐的卢龙军节度使，封北平王，兼中书令。此人拥兵镇边十余年，也一向心怀异志。此次受命从幽州赶赴晋阳增援唐军，抗击契丹。谁知他却“遣使于契丹，厚资金币，求立以为帝”。耶律德光担心自己孤军深入，被赵德钧截断后路，便打算接受他的请求。石敬瑭眼看自己头上这顶刚刚戴上的儿皇帝的皇冠要被人抢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桑维翰也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安。在石敬瑭的委派下，他匆匆忙忙地来到契丹营中，跪倒在耶律德光的帐外，放开嗓子哭喊起来，先是大骂赵德钧父子都是不忠不信的小人，又接着吹捧耶律德光是“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其目”的仁德英主；一面反复表白后晋君臣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的耿耿忠心；一面又苦苦哀求耶律德光不要抛弃他们。桑维翰“自旦至暮”跪了整整一天，哭诉了整整一天！耶律德光起初还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被桑维翰的言辞所感动，下定了要当后晋君臣之“父皇帝”的决心。桑维翰终于取得了耶律德光的同情与怜悯，保住了石敬瑭的傀儡之位，保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便兴高采烈地去向石敬瑭报喜、邀赏。石敬瑭立刻就提拔他当了中书侍郎平章事，兼任枢密使，桑维翰出将入相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桑维翰执政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把媚事契丹看成头等大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求抗击契丹。当时桑维翰已不主持国政，但他闻讯后还是急急忙忙暗中上疏石敬瑭，大讲不能与契丹开战的“七不可”。他极力夸张契丹的国势之强，并列举契丹对后晋的恩义仁德，提出抗契丹则亡、事契丹则存。他的这番话，不仅彻底打消了石敬瑭因当“儿皇帝”而产生的几许“烦懑不快”，也推动了他在卖国事敌的罪恶道路上愈滑愈远，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桑维翰自己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
以史为鉴
奸臣是皇帝的臣子，不过他们却把皇帝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然而忠诚之士却把皇帝当成为了万民谋福的工具，皇帝的作用相同，而收效却全然相反。前者可以损毁百年基业，后者也可让万世景仰。即使不能做一个忠诚之士，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做一个民族的败类，这样只会为后人所不齿，也不能被他人摆布，甘做傀儡，不管怎样这点心机还是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