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责备自己以往出国前的天真想法，“至今在国外看到的一切，我觉得都是陈旧的，不堪忍受的，它们只能促使我思念着回家，思念我未曾很好珍惜的那些幸福自在的时光。过去我觉得伟大的东西，如今成了平平常常的东西，而过去我觉得平平常常的东西，如今却成了非凡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变得伟大、太崇高了。”
现实与理想、条件与意志、环境与生存双重性的磨炼，促使弗雷德里克在逐渐成熟，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音乐创作。
5月间意外的惊喜，使弗雷德里克的不平衡心理得到了暂时的安抚。
在维也纳帝国图书馆里，弗雷德里克在朋友陪同下，想看看这里珍藏的大量古旧乐谱手稿。
在新藏品的架子上，弗雷德里克发现了一个盒子，上面印有“肖邦”的名字。
起初他还以为这是误拼或拼错的名字，因为有一个法国作曲家名字的发音与拼写和“肖邦”容易混淆。
当朋友把盒子里厚厚的、装订很好的乐谱手稿取出来时，弗雷德里克这才相信这正是自己的东西，大约是哈斯林格把手稿转给了帝国图书馆。
“这帮蠢家伙，难道不会找些更好点的作品保存吗？”弗雷德里克摇摇头。
不久在收藏家阿洛依斯·福克斯那里，弗雷德里克发现在主人珍藏的400份乐谱中也有自己的手稿，即为两架钢琴写的回旋曲。
私人收藏者与国立图书馆已认识到弗雷德里克作品的潜在价值，将给他们带来非凡的殊荣。
6月11日，维也纳凯尔特涅托尔剧院舞台上再次出现弗雷德里克的瘦弱身影。这里曾是弗雷德里克崭露头角的发福之地，但听众们似乎都已淡忘了这位波兰小伙子。
尽管弗雷德里克演奏的《E小调协奏曲》浪漫色彩也十分出色，但其中鲜明的波兰民族音乐仍然让这里的听众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在走近一片带刺的红玫瑰园地。
令人回味的是这一次募捐音乐会的压轴节目却是一段芭蕾舞，也许听觉艺术已难以引起人们的遐想，不如视觉艺术更实际些，容易满足于感官刺激。
原先曾推崇弗雷德里克的有名记者已与女儿离开了维也纳，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大众音乐报》的记者显然对此《E小调协奏曲》的印象不佳，在以后写的评论中坦率地说：“这部严肃作品并没有改变听众以前对这位作曲家的印象。”
这低调子的短评见报的5天之后，这位记者死于当时一场可怕的霍乱之中。
弗雷德里克在维也纳演出最后一场音乐会后，也并没有对当地评论界抱着任何奢望。这时（7月6日）有一位杰出的波兰诗人却用火一般的语言激动地对弗雷德里克说：
你当然应该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人，我深信你能够做到，而且你作为一个波兰民族的作曲家，你将为自己的天才开辟无限丰富的园地，在这片园地上你将获得非凡的声誉。但愿你不断地注意民族性、民族性，再说一遍，民族性。
这封信的作者是斯泰凡·维特维茨基，他的来信让弗雷德里克回想起在华沙小咖啡馆里与莫里斯等人相聚的日子。
“干杯！”曾是莫里斯向弗雷德里克寄寓厚望的铿锵语言。现在他们在华沙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希望弗雷德里克能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奉献自己的音乐才华。
远在华沙的维特维茨基虽然无法听到弗雷德里克的钢琴声，但他相信“波兰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称将会使弗雷德里克明白生存的意义。
虽然弗雷德里克后来未能创作出维特维茨基所希望的伟大歌剧或者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者”，但是他注重民族性的音乐创作已被历史所证明，这正是他短暂一生所确立的崇高目标。
华沙来的每一封信，弗雷德里克都会惊喜万分，他希望能了解到家乡的所有变化。
他不想对父母诉说自己的苦闷，总担心他们会受不了，他只好说：“我很快活，什么都不缺，玩得很痛快，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独一人。”
其实他已无法再忍受被维也纳遗忘的冷遇，他想到巴黎去。早在1831年初，他就表示，“如果巴黎平静下来的话，一个月后我将到那里去。”
他下决心要走了，各种繁琐的手续却又死皮赖脸地挡道，甚至他的护照竟然在维也纳警察署里神秘地“失踪”一阵子。
为了避免被怀疑想加入波兰流亡组织（鼓动法国反对俄国），弗雷德里克只好向俄国大使馆（必须得到它的批准，才能延长在国外居留的期限）申请去伦敦，因此在他的护照上出现了“经由巴黎去伦敦”的准许字样。
于是一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前，他还对巴黎的朋友感叹说：“我只是一个过路人。”因为巴黎大使馆发给他的只是一张过境签证。
7月20日，弗雷德里克终于踏上了去德国慕尼黑的马车，与他同行的是波兰同胞诺贝特·阿尔方斯·库梅尔斯基（1801—1853）。
库梅尔斯基比弗雷德里克大几岁，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还想外出继续求学，他以后成了一位自然学家。弗雷德里克正是意外地遇到他，才使只身前往慕尼黑的孤独心理暂时得到了缓解。
马车扬起了尘埃，将维也纳渐渐地抛远了。
别了，维也纳。
3 二重性的存在
慕尼黑也不是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的天堂，在慕尼黑爱乐协会安排的日场音乐会上，他走上了舞台，但没有乐队伴奏。他独自沉浸在《E小调协奏曲》和《波兰曲调大幻想曲》的优美旋律之中。
在苦苦等到了父母寄来的汇款之后，弗雷德里克孤身一人去斯图加特，而库梅尔斯基则坐上了去柏林的马车。
9月8日是一个加黑框的悲哀日子，华沙终于陷入于俄国人带血的刺刀下。
噩讯传来后，弗雷德里克惊呆了。他睡在斯图加特一家旅馆里，城里的钟声已敲过了子夜零点。
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似乎闻到了华沙的血腥味，看到了火光冲天的故乡。
也许我的姐妹已遭这群放荡无羁的恶棍——俄国佬的疯狂蹂躏！帕斯凯维奇（俄国元帅，统率沙俄大军攻占华沙），来自莫吉廖夫的这条狗要夺取欧洲最早的君主们的首府？！俄国佬要成为世界的主宰？
坟墓遭到了践踏，成千的死尸堆满了墓穴。他们烧毁了城市！！！唉，为什么我连一个俄国佬也不能打死呢！
哦，父亲，你晚年等来的是这般欣慰！母亲，受苦受难的温存母亲，你已经受了小女儿夭折（指1827年病死的14岁小女儿）的打击，难道还要等着让俄国佬踏着她的遗骨闯进来欺侮您？
（康斯坦契娅）怎么样了？在哪儿？可怜的！可能落在俄国佬的手中！俄国佬猛烈地推撞她，掐她的脖子，正在折磨、杀害她！啊，我的亲爱的，我在这里是孤独一人。到我这里来吧，我替你擦干眼泪，我用回忆过去来医治今天的创伤。
市郊被破坏、被焚毁了，雅希和维卢希一定在保卫战中阵亡了。我似乎看见马采尔被俘了，索温斯基，这位正直的人落入这帮坏蛋的手中！
唉，上帝啊！你还在！你还在，却不去报仇雪恨！难道俄国佬的罪行你还没有看够吗？
他在日记上写下了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他被痛苦地折磨着。
他在哭泣，他在痛恨，他的心在流血，他在绝望地呼喊：“以后怎么办呢？天哪，天哪！”
身边没有一个亲友，惟一与他作伴的就是钢琴。
琴声轻柔地安抚着他的心灵创伤，痛苦、忧郁、愤懑在黑白键上尽情地诉说。
他现在才真正体验到故乡遭受灾难的悲剧滋味，那是沙龙音乐永远地无法表现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喜哀悲乐则变得那么渺小。
他无法安心创作，杂乱纷飞的思绪一起涌上来，他凭着即兴演奏的感觉，弹奏出了一个新的旋律，急促的鼓点式节奏、起伏跌宕的感情思潮，时而又转入缓慢的悲哀行列中。
突然，他停下弹奏，抓起笔飞快地记录下刚才即兴弹奏的每一个音符——著名的《C小调练习曲》，后来被称为《革命进行曲》，记载了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波兰小伙子对永不屈服祖国的思念和赞美。
有人认为这种激情之下的创作只是一个美丽传说。其实拘泥于创作的具体时间、地点的烦琐考证，往往忽视了这时弗雷德里克正处于一生音乐创作的重要转折时刻，即由原先“乐”的浪漫基调转变为“悲”，优美柔和的主题逐渐展开，发展为严峻的音调，具有戏剧性力量的忧郁之美。
不过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有着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他有着为自由、民主祖国而战的强烈爱国主义，他曾说：“倘若能够的话，我要奏出所有能唤起茫然、激愤、狂怒情感的音调，为了哪怕是一鳞半爪地捉摸出场的部队（指波兰国王杨·索别茨基三世，1624—1696，曾与土耳其人作战，收复了许多领土而名震欧洲）所唱过的歌曲，这些歌曲的零零落落的回音仍然在多瑙河畔某些地方缭绕不散。”
另一方面他有时也讨厌戴着假面具的社交场合，只有回到钢琴前才能找到真正的感情。不过他那纤弱胆怯的心理却时常需要有魅力的温顺的他人一双手来安抚，他是个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弱者。一旦失去友情、爱情，他便会无法控制自己，陷入一个可怕的感情漩涡之中，倾述在钢琴的黑白键上。
音乐创作的本身就包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感情，如果没有标题点明，很难将以上两者区分开来。不过有“音乐耳朵”的听众仍然可以品味出其中的主旋律——作者内心的世界。
弗雷德里克的思想感情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加之他从小与贵族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对贵族阶层的仰慕与厌恶，对暴力革命的赞同与冷淡，对祖国的怀念和个人的伤感情调，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对音乐美学的某种保守、严谨色彩，对音乐创作意境的孜孜追求和无意识地去完成什么社会责任等等。这些二重性的复杂因素糅和在一起，引起了不同时代不同音乐美学代言人的不同评价。
弗雷德里克无暇去思考这些严肃的问题，仍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顽强地显示着自身音乐天才的价值。
1831年9月，弗雷德里克到达巴黎，这里成了他后半生的第二故乡。奇怪的是尼古拉似乎从未叫儿子去看看还在法国洛林乡村的亲戚，弗雷德里克也未提出过类似要求，也许他根本不知道。
陌生的巴黎在弗雷德里克的心目中留下了新奇的第一印象，横跨塞纳河的一条条狭窄街道上车水马龙，两旁商店生意兴隆，攒动着乱蓬蓬的人头。
一辆辆老式笨重的马车“咕隆隆”响着，小贩在高声叫卖淫秽庸俗读物，漂亮的姑娘露出迷人的笑容与路人搭话。表明各种政治倾向的绅士身穿不同颜色的短袄，也有人对战败的波兰公开表示同情，反对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示威游行队伍甚至与警方发生冲突。
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中的弗雷德里克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呼吸到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他给朋友信中兴奋地说：“巴黎是一座人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城市……你可以纵情享乐。哭、笑、打哈欠……干什么都行。根本不会有人来注意你在干什么，因为周围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处境并不妙，衣袋里的推荐信能起多大的作用，还只是一个可怜的迷。每天必须要支付生活费用的数额，也在时时提醒着弗雷德里克：节省，再节省。
波瓦索尼埃大街的一幢楼房顶层，可以望见有名的蒙马特尔高地。这里就成了弗雷德里克刚到巴黎的住处。
从生活低层的角度观察这个光怪陆离的巴黎城市，弗雷德里克渐渐地改变了最初印象：
这里有最豪华的生活，有最丑恶的行径，有最伟大的慈悲，也有最深重的罪恶。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有关医治花柳病的广告。叫喊声、嘈杂声、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使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不过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宽慰的是巴黎有一个波兰贵族圈子，其中有不少是华沙沦陷后被迫流亡到这里的。
在这圈子里，他能听到久违的波兰语，只有这时他才会露出笑容。而华沙的剧变细节也是他所关心的，他希望能在这里遇上自己苦苦思念的亲人和朋友。
他在写给已去柏林的库梅尔斯基信中说：“你比我更幸运一些，你离自己的亲人越来越近，而我可能永远也见不到我的亲人了。”
自从离开华沙的家园之后，发生了一连串难以置信的突变事情，他的思想感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的剧然波动。
他在经受各种磨难的过程中，时而觉得自己的热血在沸腾，时而仿佛坠入冰窟。有时彷徨沮丧，有时兴奋得像个孩子。
他逐渐在成熟，但又往往无法完全成熟。他喜欢按照自己意志和兴趣去处理生活，聪明、敏感与优柔寡断在他身上竟然结合得如此奇特。
他有时想回避现实，重新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觉得好像这一切往事都是一场梦，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都不能相信……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面对面坐在一起回忆往事呢？”
现实生活不能总是靠沉湎于回忆之中来度过。然而巴黎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
4选择了自己的路
19世纪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中心，弗雷德里克情不自禁地说：“这儿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音乐家和歌剧团……我想在这里呆三年。”
这其中包括三个欧洲最优秀的管弦乐队：巴黎音乐学院管弦乐队、法国皇家学院管弦乐队和以罗西尼为指挥的意大利歌剧院管弦乐队。而一流的音乐家包括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凯鲁比尼（1760—1842）、约翰·胡梅尔（1778—1837）、达尼埃尔·奥柏（ 1782—1871）等人。
不过弗雷德里克急需想渡过难关而留下来，因为他的俄国护照已经过期，怀里揣的是一张路过巴黎去伦敦的过境签证。
弗雷德里克想起了维也纳皇宫御医马尔法蒂医生写的一封推荐信，收信人是法国国王的宫廷音乐总监费尔迪南多·帕埃尔（1771—1839）。
对于这个名字，弗雷德里克并不陌生，帕埃尔创作的歌剧《阿格涅斯》曾在华沙上演，担任该歌剧的女主角正是首次登台的康斯坦契娅。
帕埃尔这位生于意大利的作曲家已是60岁的老人，长期寓居法国，备受拿破仑赏识，但据说他是一位不近人情、行为古怪的人。
弗雷德里克已没有什么选择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见。出乎意料的是帕埃尔心情不错，饶有兴趣地听取了《阿格涅斯》歌剧在华沙上演的详细情况，并满口答应帮助这位波兰小伙子。
主管申请居留一事的法国警察总监大人给了帕埃尔老人很大的面子，在报告一旁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了一个批示：准许弗雷德里克·肖邦先生无限期留在法国从事职业，但保留“撤消准许的权利”。
帕埃尔还把弗雷德里克介绍给巴黎音乐界的许多著名大师，其中有些大师创作的歌剧曾使得弗雷德里克十分钦佩。
弗雷德里克很高兴地将上述情况写信给父母。尼古拉在回信中也给予了热情地鼓励，但是他怎么也不相信具有天赋的儿子竟然提出还要重新学习弹钢琴，学期为3年，教师是德国钢琴家、作曲家弗雷德里希·卡尔克布雷纳（1785—1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