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斯尔在电报中引用了一篇被他称为是“不偏不倚的观察家”的报道，说“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作为一集体的士气表面上看是高的，但这些人对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是不满的。例如，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人员说，‘从印度运来的东西缺斤少两’，‘第10航空队人员靠本国油水过活，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事实上是在中国挨饿’。”
比斯尔接着在电报中，像一个教师训斥小学生那样说道：
“你（陈纳德）应该告诉你的下属，你们从印度得到的给养已经相当不错了。驻印度的人也像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人员那样大发牢骚，因为那里的痢疾和疟疾盛行。”
陈纳德好不容易看完这份标着“机密”字样的电报，他简直难以咽下这口气。
结果还是给比斯尔回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
“我的下属对香烟短缺，酒价贵如琼浆，手下人员不能按时轮换去印度和美国，晋升一拖再拖，授勋嘉奖也很迟缓，还有缺少制服、佩章、陆军消费合作社的供应以及邮件，发发牢骚，这是很自然的事。”
就这样，从此以后，陈纳德再也没有听到比斯尔谈论此事了。
陈纳德不愿再与比斯尔摩擦下去，他希望有一支单独的常驻中国的空军，希望能够充分享有在中国进行空战的自由。
就在11月份，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
纽约，一栋豪华别墅里。
宋美龄会见了大权在握的哈里·霍布金斯。
宋美龄向罗斯福总统的这位“第一顾问”坦率声明，她并不需要史迪威将军，如果史迪威继续留在中国的话，这对中美之间乃至盟国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与此同时，宋美龄高度评价了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美国志愿队和中国空军特遣队在中国的作战行动。她希望罗斯福总统能给予陈纳德独立指挥的权限，以便能发挥其指挥天才。
霍布金斯本来就很钦佩陈纳德，经宋美龄这样一说，他对陈纳德有了进一步的好感。
宋美龄这次出访美国，一方面使史迪威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威信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另一方面，使陈纳德在华盛顿的印象得到了加深。
到12月时，罗斯福总统已明显倾向于陈纳德，答应给予陈纳德独立的指挥权，并同意补充100架飞机，以便对日本的军事设施和船只展开轰炸。
4第14航空队
1943年3月3日。
陈纳德由准将提升为少将军衔。
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并且任命陈纳德为第14航空队司令。
阿诺德告诉史迪威说，陈纳德领导的第14航空队不受比斯尔指挥。
3月10日，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
第14航空队下辖4个大队，即：
第23战斗机大队；
第51战斗机大队，下辖2个战斗机中队；
第308轰炸机大队，下辖4个重型轰炸机中队；第341轰炸机大队，下辖3个中型轰炸机中队。陈纳德的司令部仍然设在昆明。
第14航空队开张后似乎很不利。
自从1943年以来，美国驻中国的空军部队，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苦苦奋斗着。
陈纳德分到的几架中型轰炸机，由于缺少燃料而停止了飞行。这些飞机不得不从桂林、零陵和衡阳撤回，以便进行维修。同时，也可让驾驶员得到休整。
3月份的天气极坏。
第14航空队的飞机大部分都留在昆明和云南驿。
到了3月下旬的时候，尽管当时困难重重，缺这缺那的，陈纳德还是设法组织了几次出击，对越南的老街地区进行了扫射和轰炸，使日本人在那里开设的磷矿遭到了惨重的破坏。而那些带着炸弹去袭击的P—40战斗机，却没有受到敌机的阻截，全部安全返回。
4月1日。日本空军攻打零陵。
陈纳德立即派出第75战斗机中队迎战，不多时便将日机打退了。
4月下旬，陈纳德又派出第74战斗机中队，从云南驿起飞，沿着滇缅公路，对龙陵到腊戍段的日军驻防情况进行侦察，并且顺利完成了扫射任务。
4月24日。几架中型轰炸机从昆明机场起飞，袭击了日本人在缅甸的南渡矿。
两天后，日本空军突然攻击云南驿，击毁了第74中队停在该机场的5架P－40战斗机，同时还击伤了多架停在地面上的飞机。
几天后，敌方又出其不意空袭昆明。
警报网没有及时侦察到来犯的轰炸机。20架日本轰炸机向昆明机场投掷炸弹，造成不小的损失，陈纳德的刚从新德里调来的新参谋长，爱德加·格伦准将，也受了轻伤。
第75中队的一组P—40战斗机，奉命起飞后牢牢盯住了这些敌机，结果他们击落了这批来犯敌机中的10架。
4月下旬的一天，陈纳德正忙于接待一批新到昆明来的下属军官，突然收到史迪威发来的一份电报。
史迪威要陈纳德在当天下午5时赶到机场。
原来罗斯福、丘吉尔和各盟国参谋长，筹备定于1943年5月第一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这次会议的代号称为“三叉戟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罗斯福总统收到蒋介石的一项请求：陈纳德应被召回华盛顿去解释一项从中国进行空中攻势的计划。作为答复，美国陆军部让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人都去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
关于这件事，史迪威在他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接着传来了华盛顿的出名和召见。“小人物”打电报给罗斯福说他和陈纳德正在策划一个计划，因此一定要陈纳德去告诉总统此事。是乔治（马歇尔）向我通风报信的。我建议马歇尔召见我、比斯尔和陈纳德。他说，陈纳德反正要去。罗斯福将比斯尔的名字划掉了。乔治告诉我带一个比斯尔的下属人员。然后，我因此事责怪陈纳德，陈纳德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什么新计划，也不想去华盛顿，“小人物”是在谈陈纳德的所谓“6个月内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的计划。我安排了先坐飞机走的计划，但很幸运，没有预先惊动温（史迪威太太）。我周一（4月19日）会见“小人物”，情况可能平息一下。一定要在月底到华盛顿，因为乔治·马歇尔此后就要离开。
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经常称蒋介石为“小人物”。连陈纳德都感到意外，他说这次出差之事，他什么也不知道。
事后，陈纳德写道：
他（史迪威）下飞机时，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
“你的行李呢？难道你不打算走吗？”他咆哮着说。
“上哪儿？”我顶了他一句。
我们俩默默地彼此看了几秒钟。
然后，史迪威要我跟他到机尾后面，到其他军官听不到说话的地方。我最后总算使史迪威相信我根本不知道他要上哪里去。于是，他解释说，华盛顿召见我们，并威胁说，他怀疑，这全是我们背着他搞鬼的结果。他要立即回印度，并希望我与他同去。
我完全感到意外。我获准与重庆的蒋委员长会晤并同意在两天内于卡拉奇与史迪威碰头。次日清晨，我即飞往重庆，但蒋委员长并不帮忙。他要我提出中国需要果敢的军事行动、美国的补给和一支不受新德里控制的空军。我告诉他，我们已有了一支单独的空军以及所需的大多数东西，就是要把补给运来。当日下午，我飞回昆明，准时与史迪威在卡拉奇会晤。两天之内飞了2000英里。
5三叉戟会议
1943年5月。华盛顿五角大楼。
代号为“三叉戟”的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里举行。第一天的会议由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主持。据说，这位部长所信奉的格言是：要善于跟大家协调一致地工作；最欣赏的是准时和精确，为此，他曾经为某一炮兵团设计过一面团旗，上面画的便是一只大钟。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苏联人、法国地下组织的代言人、荷兰人、印度人……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或是戎装笔挺。
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对策。可是，会议在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及至会议最后几天，亚太战区的战局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会议上，陈纳德提出了从空中打击日本人的计划。史迪威也提出了他的缅甸战区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总统对陈纳德和史迪威的计划都表示同意，可是又感到左右为难。
为难之处在于：美国通过驼峰航线提供的补给，无法满足两个作战计划同时实施，只能保障一个作战计划所需的补给，而另一个作战计划就得放弃。
陈纳德的空中作战计划有蒋介石的坚决支持。史迪威则掌握着中印缅战区租借物资的分配大权。结果在会议上形成了陈纳德与史迪威之争。
陈纳德与史迪威展开了唇枪舌战，双方各不相让，有时一方的发言甚至为对方的激烈指责所中断。
史迪威争辩说：
“驼峰的运输飞行不可能发展到不需要一条通往中国的陆路。在利多公路未建好前，应将大部分空运力量让给云南的中国部队，以便支援他们攻打缅甸北部，这是一个应享有优先物资的作战行动。”
陈纳德据理力争，他说：
“缅甸之战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在公路未修好前，中国也许早垮了。在中国沿海攻占一个海滨城市也许是将部队运进中国以备日后去打击日本的较好办法。应作一切努力增加空运，支援第14航空队。该队能给日船只和海军力量以重创。发展印度阿萨姆河谷的空军基地应比利多公路要优先搞。”
陈纳德关于阿萨姆基地的看法，立即获得了英国人的赞同。这也许是英国人对曼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长期打算，他们并不准备攻入缅甸。
接着，宋子文代表中国发言。他说：
“中国等不及修好利多公路，应立即增援陈纳德，提高驼峰运输量。”
宋的发言明显倾向于陈纳德。
此时，陈纳德向罗斯福总统面陈他的具体作战方案。
陈纳德首先估计了一下他需要多少架运输机，以便经过驼峰运送补给物资。之后，他分析了当时的战局，说：
“日本人目前并不急于在中国进行空战，而我们应该努力在那里逼使它打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