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主教之子，蒙哥马利对宗教有着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成为他永远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一部分。这从他向部队发的文告中可见一斑，他总是重复“全能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之类的话语。此番能去圣地，蒙哥马利自然欣喜异常。亨利主教听说儿子要到圣地戍防，也非常高兴，反复嘱咐他：“无论你干什么，在你的生活中都要把上帝摆在首位。”贝蒂本来打算同蒙哥马利一同前往，但因长子约翰生病，只好等些时日再去。这是这对恩爱夫妻婚后的第一次离别。
蒙哥马利到达巴勒斯坦后，发现自己实际上是那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不仅要指挥驻在当地的英军，而且还要与驻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的军队保持接触和联系。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到担任高层主官的责任与权力，并为此陶醉。从此，他对当参谋再也没兴趣了，在以后几年里，他多次拒绝让他担任高级参谋的职务变动。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权力比虚名更令他着迷。
贝蒂不久也来到巴勒斯坦，夫妻俩又聚在一起了。利用假期，蒙哥马利领着她饱览了中东的名胜古迹。贝蒂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国家，过得非常愉快。她经常拿起画笔，画下她的感受，蒙哥马利对妻子的呵护一如从前。那时正好在蒙哥马利家做客的理查德·奥康纳爵士亲眼看到蒙哥马利是怎样分担妻子的负担的。他后来回忆说：“那时蒙蒂（对蒙哥马利的爱称——作者）的妻子还活着，我对他们家每天早餐后的那一套仪式很感兴趣。他家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排好队站着，听他给每一个人下达有关做家务活的命令，但他的妻子不参加。”
1931年底，第一营换防到埃及亚历山大港，受蒂姆·派尔准将领导。贝蒂自然是随同前往。1932年1月，蒙哥马利获得晋升，成为准上校。在晋升考核报告中，他的上司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这样写道：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中校富有活力与雄心，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官。他有个性，有学识，对军事问题能把握要点，迅速进入情况。以其才能，实应晋升较高职位。
“但是伯纳德必须加强机智、忍耐和审慎等方面的修养。本人对他的才能极为赏识，特作此善意的建议。”
斯图尔特将军的批评，显然是比较中肯的。蒙哥马利是这样一种人，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会不顾一切地坚持到底；而如果他认为自己错了，又总是非常顺从地接受批评。这一次，应该是后者。蒙哥马利把这份报告抄了下来，整整保存了四十多年。
在驻埃英军的一次沙漠战术演习中，蒙哥马利表现得非常出色。在那次演习中，蒙哥马利充任旅长，后来在二次大战中成为他的参谋长的德·甘冈充任旅参谋长，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和旅长派尔充任裁判。此前，蒙哥马利是一个坚决的夜战反对派，在他编写的新版教范中，就极力反对夜战。但这一次，派尔和德·甘冈都确信“夜战的可能性”，蒙哥马利本人也想一反传统，尝试一下沙漠夜间作战。结果，大获成功，在黎明前将“敌军”包围起来，粉碎了演习对手。蒙哥马利一向是经得起成功的考验的。自此，夜战成了他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939—1945年的战争中，他多次成功地采用了夜战，特别是在北非，他把“隆美尔的月夜”变成了“蒙哥马利的月夜”。
贝蒂现在是一位贤淑的“上校夫人”，她处处鼓励蒙哥马利，让他充满信心地去完成每一件事。同时，她还刻意影响蒙哥马利，让他从孤僻中走出来，尽量变得宽容幽默。在贝蒂的帮助下，蒙哥马利身上的幽默细胞终于被挖掘出来。
一次，在营晚会上，两名列兵上台表演，分别模仿蒙哥马利和团军士长。他们演得惟妙惟肖，惹来哄堂大笑。表演刚一结束，蒙哥马利站起身，指着模仿他的那一位列兵，大声说：“有这种本事，怎么可以让他当列兵，升他下士！”这一下，又惹来满堂大笑。
1933年底，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离开亚历山大，移防印度南部的浦那。第二年初，蒙哥马利同贝蒂一起去远东旅行，计划从孟买出发，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上海，最后到达日本停留两周。3月底，蒙哥马利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他收到一份驻印英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推荐他去设在巴基斯坦的奎达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并被提升为上校。于是，到了6月份，蒙哥马利离开了第一营，携全家乘火车赶往奎达，准备前往奎达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
5 再执教鞭
身着上校军服的蒙哥马利，神气地来到了奎达参谋学院，此时的他已经具有丰富的关于士兵和演习的经验，足以支持他热情洋溢地宣讲作战理论。
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以前没见过蒙哥马利，但从听说中对蒙哥马利有所了解，决定用其所长，让他担任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业务。
蒙哥马利很快赢得了学生喜爱。授课时，他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先自己看三四分钟笔记，让大家静静地等他。然后才走到讲台侃侃而谈，把一点点真知灼见清晰、流利地传达给学生。这时期，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热烈称赞他在传授知识和激发学习热情方面的技能。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蒙哥马利的战术课时，说：“当时我们都感到，能听到他（蒙哥马利）那样知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件十分荣幸的事。后来我们个人能在军事能力方面有所发展，全有赖于他的教导和战术原则。”
不仅如此，蒙哥马利这时还表现出了对战略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1936年，他在一节课中，曾就世界形势说了这样一席话，令沃德永远难忘。他说：“一旦希特勒德国已经重新武装好了，并且弄清楚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战争就要爆发。”
蒙哥马利不仅因出色的教学赢得学员好感，他与众不同的举止，也是使他深受欢迎的原因。这时期，他常常戴一顶白色的太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当别人告诉他，说这种帽子已经过时了时，他说：“哎，帽子是性格的标志，每个人都应该戴特别的帽子。”他的这一习惯被保留下来。二次大战中，他常常戴着一顶不同的军帽，这顶帽子上面，他别了两枚徽章，一枚是英军军徽，另一枚则是坦克兵的徽章，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特，当然也表明他对坦克兵的重视。
在奎达，贝蒂是一位好客的女主人，她常常鼓动蒙哥马利把青年人请到自己家来。一位青年军官曾经羡慕地回忆说：“贝蒂肤色黝黑，身高年龄与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欢快，笑口常开。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教练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男士们要外出当丘八，让我们讨论一下该怎么疯一疯。’蒙哥马利可喜欢贝蒂来这一套了，他们彼此真诚相爱，互敬互信。”
1935年10月，奎达发生大地震。以防万一，蒙哥马利把贝蒂送回了伦敦。这是他们婚姻中的第二次分别，也是最后一次分别。
在奎达的生活，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他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了德·甘冈。在埃及使他大出风头的沙漠演习中，德·甘冈是他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对这个年轻人极为赏识，动用自己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老关系，帮助德·甘冈在参谋学院里谋得了职位。德·甘冈为此专门写信向他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说：“对那些不走正道而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务的人，我是绝不会帮他的，这只会把他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德·甘冈后来成为蒙哥马利的参谋长，他俩的合作成为军事史上最成功合作的范例之一。
另外，蒙哥马利的表现，也使他得到陆军部的重视。1937年6月，蒙哥马利在奎达的任职期满，而驻在本土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恰好旅长职位空缺，陆军部于是便任命蒙哥马利就任第9旅旅长，并从接任新职务起，军衔升至准将。这样，他终于实现成为一名将军的心愿，这是他军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6 心灵的黑夜
蒙哥马利返回英国后，还有两个月假期，他把戴维送到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然后，便和贝蒂一起驾车游览了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探望了一些老朋友。贝蒂的身体似乎较以前虚弱，容易疲劳，但她还是一如往昔的快乐。
从北方回来以后，蒙哥马利得于8月底赶回第9旅，指挥一次例行演习。于是，他把贝蒂和戴维安排在“新公园”与他母亲同住，然后到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因为那儿既是个度假的好去处，又离他们的营房较近。结果，这一安排，对蒙哥马利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错误。
那年夏天，蒙哥马利一边着手指挥部队演习，一边为搬迁新居作准备。贝蒂和戴维按照他们本来商量好的，去滨海伯纳姆度假。就在这时，厄运悄悄逼近了这个幸福的家庭。贝蒂病了。一天下午，当她领着戴维在海滩上游玩时，她的脚被一只说不出名字的虫子叮了一口。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刻把她送进了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通知了蒙哥马利。
粗心的蒙哥马利起初以为贝蒂只是一点小问题，所以在征得贝蒂同意后，仍继续忙演习和搬家的事务。这样，在贝蒂住院期间，蒙哥马利已把搬家的各项工作做完了，就等着贝蒂康复后住进去，戴维也回到欣德黑德的学校去上学。
可是，贝蒂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她的腿表面上看起来没事，里面却疼得厉害。蒙哥马利打算搁下手里的工作来陪她，但贝蒂不愿影响他的前程，不让他那样做。蒙哥马利只好白天在朴次茅斯管理他那个旅，晚上，则驾车一百多英里回伯纳姆探视她心爱的妻子。
终于有一天，医生告诉蒙哥马利，要想保住贝蒂的生命，惟一的希望是截肢，以制止毒素继续扩散。蒙哥马利没想到问题这样严重，但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可是病情并未见好转，毒素继续扩散，已无法控制。医生们尽了一切努力，护士也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贝蒂病入膏肓。蒙哥马利预感到贝蒂将要离他而去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贝蒂搂在怀里，轻声地为她朗诵。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也许他是想要万能的上帝给他带来奇迹。但这一天终于来了。1937年10月19日，贝蒂在蒙哥马利的怀里，安然地逝去了。这时，蒙哥马利正在为她读赞美诗第23首。
蒙哥马利以他的方式安排了贝蒂的葬礼。他把贝蒂葬在伯纳姆的墓地，一个人在墓前吊唁。他既没让在读书的戴维参加葬礼，也未通知远在印度的继子约翰和迪克。其他亲属也一概没被通知，不论是蒙哥马利家的，还是霍巴特家的。他要一个人向心爱的贝蒂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