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百废待兴
战争结束了。铁托曾回忆说，那一刻他最先想到的是战前的一件事。
那是1939年，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思乡之情非常强烈。他怀念他的故乡，怀念他的兄弟姊妹和乡邻乡亲。因此，一天傍晚，他悄悄地回了一趟库姆罗维茨。他说：“我溜进了我的旧宅的果园里，看着干完了一天活计的库姆罗维茨人。这个乡村看上去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幼年时代的村庄一样。库姆罗维茨村和它的泥泞的道路仍在那里，还有它的漂亮的房舍；苏特拉河蜿蜒曲折地流过牧场，那里曾是我放牧的地方；在我眼前出现了拖着沉重的靴子、衣衫褴褛和被生活压得弯腰驼背的农民。居住在这块土地和苦难中的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是少有改变的。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龄人都不在库姆罗维茨了，因为这里没有东西能留住他们，没有能吃饱肚子的面包。当我在落日余晖下对着村庄出神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些狭小的木头房子里仍然有忍饥挨饿的儿童们，就像我的兄弟姊妹曾经历过的一样。他们有一天也许为追求较好的生活也会离开这里。
“夜幕降临之前，我一直呆在果园里。狗从村子的一头到另一头不停地叫。我在默想着许多世代以来压在我们身上的粗野愚昧和落后，憧憬着库姆罗维茨和南斯拉夫千万个同样的村镇最终能从肮脏穷困中挣脱出来，那时村镇的年轻人能有一个平等的生活机会，能过上愉快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养家活口。
“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我们不仅可以恢复已经被破坏的东西，而且可以创造新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是半途而废。我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仅仅是个开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是想象不到的，有极大的困难。除了坚强的意志、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外，我们一无所有。过去几个月内，我走遍全国。利卡已经夷为平地，那里的村庄在战争中烧毁了十几次，你走上100多公里也看不见一所没有倒塌的房舍。但另一方面，从人民中间发出了多么大的力量啊！到处都在要钉子、要木板，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修建房屋和学校。德国人几乎把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全部毁坏了。他们把枕木像一根根火柴一样拆了下来。沿路一片破败景象。铁路两旁尽是弯曲的路轨、断了的枕木和洗劫一空的车站。不到两个月时间，全线通车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日夜工作，直到第一列火车在这两个主要城市间行驶。这就是我们人民的品质，它将帮助我们克服甚至更大的困难，为国家将来的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
修复战争的创伤还只是一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新生的政权还有待巩固。在战争期间，犯有严重罪行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现在还逍遥法外。
1944年，米哈伊洛维奇随同德国人逃窜到波斯尼亚中部。他的部属还有几千人。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内部产生了很大混乱。这个时候，米哈伊洛维奇竟还相信，他在塞尔维亚还是有基础的，那里的人民支持他。因此，他不打算逃出国境，时刻想打回塞尔维亚。
1945年4月，当他失去德国人的保护后，就带着他的部属向塞尔维亚转移。这时人民解放军正集中力量对德国实施最后打击。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仅受到一些地方部队的阻截。但是他的部队士气低落，缺衣少食，已经残败不堪了。5月12日，他们在苏捷斯卡河谷受到猛烈攻击，他的随从只剩下一百多人，所有的电台、装备都丢了。他带着余部狼狈逃窜，几天后又遭到第二次伏击，身边只剩下17个人。他随身带的财物仅有250英镑，这时也不得不拿出来分给了这些人。他们就像做贼一样，到处流窜，逃避追捕。他们常常在进村找食物时，被当地民兵发现，只得饿着肚子逃跑，就像被猎人追逐的野兽一样，又惊又饿。有一天，他们逃到了德维塔克山，白天躲着不出来，天黑后派了几个人下山到村子里买粮食。当他们烧了饭，准备吃的时候，村子里响起了枪声，他们顾不得吃饭，只得拔脚又跑。这一躲又是两天两夜。等到第三个晚上再次下山，到了另一个村子，想买一个村妇的奶牛，但她不愿卖，就强行把那头牛牵来杀了。几天来，这才总算吃了顿饭。于是他们又向前走，在荒无人烟的地带走了几天，最后见到一座村庄。他们进村去买了玉米和面粉，可是不等弄熟，追捕的人又来了。一听到枪响，他们仍旧躲进山里。
这样的日子大家实在不想过了，好几个人都开了溜。米哈伊洛维奇身边只剩下4个人了。他带着这几个人到了维塞格勒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决定躲藏一个时期。他给自己在小树林里挖了个小洞，洞底铺了些草。因为不敢生火，白天他就躲在洞里挨冻，晚上溜进村中的房子里去，遇到可疑情况连晚上也不敢进村。1946年3月的一天晚上，他从洞里爬出来溜进村子里，刚进房门即被捕获。这时的他头发蓬松，又脏又瘦，已经饿得半死。
米哈伊洛维奇被押往贝尔格莱德。1946年7月对他进行了公审。在法庭上，他拒绝了对他的起诉。但是档案材料无可辩驳地表明，他是怎样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合作，共同对付游击队的。他签署的作战命令俱在。那些被切特尼克杀害的人的亲属出庭作证。法庭根据他的罪行，处以死刑。米哈伊洛维奇向最高法院上诉，请求宽恕。但是他给南斯拉夫带来的灾难太大了，数以万计的人民直接死于他的罪行之下。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他是不能得到宽恕的。
除了巩固政权外，新生的南斯拉夫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经济转轨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大多数的工厂都曾为解放战争服务，工厂的所有者都愿意为反侵略战争出力。那时很多工厂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有了，因此解放后，对工业实行国有化政策的条件比较成熟。另一方面，政府在安排工厂主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他们或是留厂或是安排到另一个同类性质的企业中担任经理、工程师之类的职务。
在农业方面，土地得到重新分配，不容许有大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最高限额是每人不超过60英亩，他们对实行集体化政策也比较稳妥慎重，而且有很多措施在战争期间的解放区就已实行，因此战后的改革就比较容易得到人民的理解。
在外交方面，南斯拉夫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南共在战后初期支持希腊的反政府武装，危及了西方的利益；加上要求归还的里雅斯特统一国土的问题；逃亡到外国的叛国分子得到外国庇护以及企图复辟旧王朝的问题；战时运到美国的黄金被冻结，以作为美国人在南斯拉夫的资产在战争期间遭受损失的赔偿问题；盟国扣留德国人在战时抢走的南斯拉夫多瑙河船队不还，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得战争刚一结束，南斯拉夫就与西方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特别是当这一系列问题引起南斯拉夫人对西方不满时，美国空军的飞机却无视这个国家的主权，常常成群结队地飞越南斯拉夫领空，这更激怒了南斯拉夫的公众情绪，南斯拉夫人民决不容许这种明目张胆的冒犯。尽管通过外交途径向美英政府提出了无数次抗议照会，但是此类事件仍层出不穷。南斯拉夫空军不得不于这一年的8月9日迎击入侵领空的飞机。一架美机被击落，一架被迫降，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恶化到了顶点。当时外界看到此时美国人在日本空投两颗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南斯拉夫竟敢跟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在空中交手，那无非是仗了苏联的势，铁托不过是斯大林的一个走卒，南斯拉夫不过是苏联卫星国中最死心塌地的一个。
然而，只有南斯拉夫领导人心里清楚，他们当时处于一个多么艰难的境况之中。
2 南苏冲突
南斯拉夫人民多年来对苏联一直怀着美好的向往，南斯拉夫共产党也一直尊奉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它教导人民，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是南斯拉夫奋力争取的前途。即使在战争前阶段，南斯拉夫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种信念。但是战后，南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了，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严重冲突。
早在战争开始阶段，游击队与敌人展开艰苦的斗争的时刻，南共谋求莫斯科给以援助，这种援助却一直得不到。相反，此时苏联与流亡国外的王国政府却保持密切联系，并一再指示南共与王国政府协调关系。1943年，南斯拉夫召开第二次反法西斯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流亡政府，禁止国王回国，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行政权职能，苏联对此的反应比西方还要激烈。战争后期，南共又获悉苏联与英国达成战后处理南斯拉夫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各方的压力下，铁托与国王彼得的代表苏巴塞奇举行会谈，被迫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一事证实了有这么一项协议的猜测。
早在1944年11月，斯大林曾邀请铁托和苏巴塞奇一起去莫斯科见他。铁托因事太多，或者也许是他意识到了叫苏巴塞奇一起去，不会是什么好事。为了避免当场作出某些表态，铁托找了卡德尔，说：“你明天就与苏巴塞奇去一趟莫斯科，跟斯大林会谈。他们催得很急。”卡德尔一点也没有准备、甚至连衣服都没有一套像样的。他穿着游击队的服装和一双补过的靴子就出发了。国王的代表苏巴塞奇则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同前往。在莫斯科，卡德尔尝够了穿着寒酸站在衣冠楚楚的人旁边的那份羞辱，莫斯科把场面、礼仪安排得非常隆重，可是越这样越令人难堪。然而更令人难堪的还是斯大林的谈话。他对苏巴塞奇是一副样子，对卡德尔又是一副样子。
斯大林邀请他们来的目的是做戏给丘吉尔看：他在真实地履行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劝说南共接受国王。当着苏巴塞奇的面，斯大林批评南共心胸狭窄，是宗派分子，容不得彼得国王回国。他说在当今时代，国王根本不起多大作用，仅仅是个象征。罗马尼亚同他们的国王米哈依洛的问题不是解决得很好吗？
卡德尔反驳说，米哈依洛与彼得不同。米哈依洛只是在战争中站在希特勒一边，而彼得则是与切特尼克的暴行、与占领军与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背叛了他的人民，背叛了祖国。让他回国就是对人民4年多来的斗争的否定。
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就把话题一转，问南斯拉夫有多少游击队。卡德尔有意回答道：“有30万正规军。”斯大林一笑，把手一挥：“什么30万？我知道你们这些游击队，我们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有这种情况。我们问那里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回答说3000人，而当我们派军官去领导这些游击队时，结果最多的才几百人，有的还要少些。此外，你们的游击队打得不好，他们还没有闻够火药味。看看保加利亚人吧，那才叫军队。”这话卡德尔听了气得发抖。苏巴塞奇听了自然觉得舒服，他巴不得把南共说得一钱不值。
接着话题又回到王国政府的问题。斯大林“开导”卡德尔：“你们不光是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不能像光有你们自己那样行事，必须考虑到整个盟国间的团结。”卡德尔表示，南斯拉夫为维护团结是准备作出一定牺牲的，这就是与王国代表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的原因。但是南斯拉夫不能作出人民无法接受的让步。
整个会谈过程中，苏巴塞奇没有讲几句话。卡德尔说：“他也没有必要说话，斯大林维护他的观点比他本人做得还要出色。”
卡德尔的莫斯科之行给南共领导人心中对战后得到国际承认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美好感情仍然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情况变了，苏联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那人们是很容易回忆起这些不快的往事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是惟一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不同于在苏联坦克护送下回国掌权的其他东欧国家。南共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它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苏共领导不愿意在同一阵营内有跟它平起平坐的伙伴。同时，苏共领导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优先考虑的是它本身的利益，哪怕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做法常常损害了这些兄弟国家的利益。
1946年，铁托率兰科维奇、基德里奇、波波维奇等人访问莫斯科。从礼节上来说，这次访问可说是南斯拉夫人在苏联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到车站迎接了他们，5月27日晚上，铁托一行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捷夫在房间里等着。他们进去后，斯大林起身，非常愉快地跟每一个人握手。铁托将代表团成员一一介绍给他。斯大林听着介绍，注意观察每一个人。随后他对莫洛托夫说：“瞧，他们是多么英俊、健壮的人，一个强大的民族。”
铁托此行是来商谈两国经济合作的事。斯大林显得非常爽快慷慨。会谈结束后，斯大林邀请铁托一行到他家去做客。这是一次盛情的款待，以后这样的机会就再轮不到南斯拉夫人了。
铁托等人来到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在这里，他们是贝利亚、日丹诺夫、布尔加宁。斯大林的别墅简单朴素，但是非常干净、整洁，房间里没有豪华的装饰，也没有不必要的多余的家具。大家在长桌边就坐后，一个体态丰满的中年妇女端来用银制餐具盛着的食物，那多是斯大林家乡格鲁吉亚口味的食品，大家各自取用自己的一份。
斯大林端起一杯里面放着一个又红又热的辣椒的伏特加给大家斟酒。带着斯大林风格的晚宴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话题是谈论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斯大林说，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是一个理论家，是个会写文章的教授，但不善于组织行动，欠缺领导才能。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是个大好人，但是缺乏斗争性，“一条不咬人的狗在它吓唬人的时候也要呲牙，他甚至牙都不会呲一下。”德国的皮克已经老眼昏花，最多能拍拍人家的肩，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但对如何领导人们走向确定的目标却茫然无知。得到斯大林赞扬的只有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士，可惜他死去了，而伊巴露丽却不能像迪亚士一样，领导西共走出国境。
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只能是大家洗耳恭听斯大林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客人们是不愿多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