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生活
南苏冲突使得南共领导看到苏联社会已经停滞发展了，它存在的弊端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民主。名为工人阶级国家，实质是新贵们把持了生产资料，工人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避免走苏联的老路，实现“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南共领导探索出一条民主管理经济的办法，这就是“工人自治”。
工人自治基本内容是：在工厂中通过民主的方法，从工人中选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工厂一切重大决策，从生产计划到收入分配，都由工人委员会决定。1950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最高经济联合基本法》，规定把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通过工人委员会，由生产者直接进行管理。1952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变了国家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生产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作为企业制定计划的依据，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取消固定工资，实行多劳多得。随后，这一改革又推行到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自治的思想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使企业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1964年，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投资，改由银行贷款，逐步将国家由具体的经济管理者上升到宏观管理者的高度，以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消亡的思想。
铁托评价工人自治的意义时说道：“把工厂、矿山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就能够使得一种名为官僚主义的传染病无法在我们的经济部门中传播……。官僚主义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中去了，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经采取了使其不能得逞的一系列措施。”
“从现在起，生产资料——工厂、矿山、铁路——的国家所有制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低级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最高级的形式。
“这一点正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国家职能消亡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另一特征，则体现在铁托的对外政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集团形成了冷战的局面，万隆会议所产生的和平共处原则，促成铁托考虑到，处于这两个集团之外的第三世界应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缓和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1961年，铁托联合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倡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促成持同一观点的国家形成一股国际力量。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这一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参加的国家有23个。它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986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已达到101个，它已成了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铁托评价不结盟运动时说：“它的伟大功绩是：没有使整个世界划分成集团，对加速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依附的解放进程施加了决定性影响。不结盟已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和加强这些国家的独立的行动纲领。因此，几乎所有解放的国家都赞成不结盟，不结盟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了原则，确定了范围。
“不结盟国家通过自己的全部活动为使人们认清以下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问题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应该怎样建立这种关系。不结盟国家不仅是一支道义和政治的力量，而且是一支日益增强的物质力量。要是没有它的贡献，今天的世界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且在每一个方面都会更加贫困。因此，不结盟不是一时的和空间上受到限制的现象，而是当代人类的长期需要。”
不结盟运动为铁托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作为一个中小国家，南斯拉夫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一个十分活跃的积极的角色，它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
铁托在致力于国际合作的同时，一刻也不忘记维护和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由于极为复杂的历史和宗教原因，南斯拉夫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各个民族之间独立分治的倾向十分强烈。而铁托一贯主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应该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中各民族一律平等，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分裂主义。铁托在各种场合中强调，南斯拉夫是各族人民的南斯拉夫，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都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在民族问题上，铁托是从不马虎，从不牵就的。他总是告诫人们：“我们一定要防止那些想毒化我们关系和挑起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民族问题的人……遗憾的是，事隔多年，人们还不愿意爽快地承认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我以前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是主张单一民族的南斯拉夫人。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也能够在联邦中找到自己的地位，但是，作为国家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南斯拉夫。”
铁托对那些危害民族团结的行为极为敏感，有一次，在他的生日庆祝会上，当着众多来宾的面，他向一位中学校长说：“我听说，有一个学校在学生中搞民意测验，问孩子们最喜欢那一个民族的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还是克罗地亚人……，这样的教育活动实在令人费解，我要谴责它，学校教师应该带头提倡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搞好团结。”
铁托是很能团结同志的。他有极强的原则性，但他为人却十分谦和。他跟洛拉·里巴尔、基德里奇、莫沙·皮雅杰、卡德尔等人的友谊都能终其一生。洛拉早在战争年代就牺牲了，铁托对他抱有深深的怀念之情。战后主管经济工作的基德里奇在30年代戈尔基奇被捕后，党内高层出现争权夺利之时铁托对他就另眼相看。1953年他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铁托亲自护送他的遗体回家乡。莫沙·皮雅杰病逝于1957年，铁托在他的灵前，充满感情地回顾了与他的相识，高度评价了莫沙·皮雅杰革命的一生。爱德华·卡德尔在1979年去世，铁托始终一贯地赞赏卡德尔的品质和他革命家的特殊才干。
遗憾的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维护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民族团结等原则问题上铁托不得不与几位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分手。
米洛凡·吉拉斯早在50年代初期，就对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进行过公开的揭露和批判，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进而攻击南共联盟，要求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铁托果断地制止了这种思想的蔓延。在1954年的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清算了吉拉斯的自由主义观念，维护了党在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在这次全会上，吉拉斯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被开除出党。由于他继续进行违法活动，1957年被判处9年徒刑。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直掌握国家保安部门的工作，这个部门十分重要，对巩固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曾经得到党的巨大信任。但是，由于它的领导人兰科维奇滥用权力，坚持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自治和民族平等政策。它私自设立了国家各个重要人物的秘密档案，窃听他们的电话，对各个部门都形成了威胁。它逐渐演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和党之上的组织。铁托指出：“这不是有点类似斯大林时期的情况吗？我认为，相当类似。”“当这样一个组织后来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各种不正之风而成为一种压迫我们整个社会制度时，我们是否有权利，原谅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呢？我们没有权利，也不能够这样做。功劳是功劳，大错误是大错误。”1966年兰科维奇在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稍后被开除出党。根据联邦议会的决定解除了他的共和国副总统职务，并退休。南共联盟对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处分是严厉的，但对他们个人生活方面，除了必要地限制一定的自由外，还是非常宽容的。当人们问铁托，他怎样看待过去的同事离他而去，铁托说：“你们看我从不对他们怀有什么仇恨，我总记得以前的事。对我来说，这不如说是一种痛苦、一种意外。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要弄到这种地步呢？如果有些什么事，让我们谈谈嘛。你要知道，这些人离开你时，是难过的。……”
2 私生活
有关铁托私生活的情况，他自己谈得很少，人们只能从跟他接近的人那里了解一点。
铁托曾有4个妻子。第一个是他1917年在西伯利亚认识的，叫佩拉吉亚·贝洛乌索娃。1920年，他们正式结婚。后来他们一道回到南斯拉夫。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们生了3个孩子，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名叫扎尔科。1928年，铁托被捕后，夫妻就再没团聚过。贝洛乌索娃带着儿子回到了苏联，不久就改嫁了，儿子也被送进了保育院。后来铁托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把这个儿子接到了身边。由于工作太忙，无法照料他，大战期间，扎尔科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受伤，战后他回到了南斯拉夫。铁托以后几次访问苏联都没有与他的前妻见面，他也从不跟别人提起贝洛乌索娃的事。
铁托的第二个妻子赫尔塔·哈斯是个斯洛文尼亚人。她大学毕业，与铁托相遇是1937年的事。她性格温柔，心灵深处爱着铁托。他们生了个儿子叫亚历山大。1941年，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来到萨格勒布，秘密学习无线电。这个学习地点是铁托必须经常去的，也就是从这时起，铁托与赫尔塔分手了。赫尔塔对这一点是不满的，但她从不说铁托一句坏话。战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并且一直住在贝尔格莱德。她总是希望人家知道，她儿子的父亲是谁。但是她却不愿接受铁托的照顾。
战争期间，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总是跟铁托在一起，事实上当了铁托的秘书，大家都叫她兹登卡。兹登卡长得很漂亮，但她性格上存在一些缺点，同志们并不十分喜欢她。当时是战争条件下，游击队在过着某种近似清教徒式的生活。铁托在没有宣告同赫尔塔关系终结时，就同兹登卡有了这种关系。铁托自己并不鼓吹清教徒主义，而且别人也没有公开提起这件事，但这总有点不对头，铁托感觉到了这一点，不得不公开了这种关系。但是兹登卡并不因此而得到同志们的爱戴，她总是想显示出她与别人的不同，吉拉斯讲述她时，说她：“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和最不应该的场合寻机和人吵架，出风头。她谁都不放过，包括铁托在内，有人不慎摔了东西，有人走路时无意挤了她一下，没有先问问她，铁托睡没睡，肉煮得老了嫩了，烟朝她那个方向吹，等等。没有人喜欢她，没有人有机会去喜欢她，因为她把每个人都得罪了。铁托也渐渐地不能容忍她的怪僻。但，显然，他不能跟她分手，这样做会大大损害铁托的名誉。战争结束时，兹登卡得了肺炎，到苏联治疗过一段时间。当她再回到铁托身边时，已经改变了很多，不再抛头露面了。1946年兹登卡去世，铁托依照她的遗愿，将她安葬在白宫的花园里，以便守候在铁托身边。这之后兹登卡就很少被人提到过。
铁托处于人们的包围之中，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人们的保护，这使他失去了作为一个平常人的自由。再要续弦，只能在接近他的人中去找了。这时铁托已经55岁了，接近他的人中，有一个专门料理他生活的随从警卫，叫约婉卡·布迪萨夫列维奇。她是塞尔维亚人，身材苗条，一头黑发，白皙的皮肤，长得很漂亮。她23岁，念过小学，从来未有过恋人，为人端庄、真诚。她在充当铁托工作人员之前是利卡第六师的战士。有人说，保安机关把她挑选到铁托身边，似乎是一种精心的安排。兰科维奇不赞成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挑她也得挑另一名，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