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他被带到了克拉列维察。事情出在他过去的一些朋友身上。他们常常在约瑟夫那里借书。这些人因为闹事而被捕，他们中的一位年轻人承认曾经向约瑟夫借书看的事。当地警察抓住这件事做文章，说是发现了共产党想推翻政府的阴谋。报告送到了内务部，内务部即刻下令调查。
约瑟夫被押解到克拉列维察附近的巴卡尔镇。在那里见到了6位他过去的朋友。在巴卡尔关了9天，然后转到奥古林的县监狱听候审讯。宪兵用一根铁链将7名人犯拴在一起，押去车站。他们一个挨一个走，走在最后的是个跛脚，链子扯着他往前拉，前面的人稍一加快，他就被链子牵扯摔倒在地。他一倒，前面6个也跟着倒。路边人围着看热闹。人犯们跌跌撞撞，受尽折磨，直到坐上火车，才松了口气。
到了奥古林，他们被关在市中心广场边的一座监狱里。7个人分开关押。约瑟夫的牢房里边都是刑事犯，多半是小偷。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法院总不提审讯的事。狱中伙食难以下咽，但是任你怎么抗议也无济于事。
约瑟夫整天无事可做，便与同牢房的犯人谈话。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听一个做工的人，用工人的语言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很感新鲜。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县里在监狱门前的中心广场举行一次集会，本县一些名人都来参加了。监狱的窗口离会场只有几米远，县长在会上讲了话。只听到他在结束时高喊道：“亚历山大国王陛下万岁。”这句话刚喊完，就听到另一个声音高喊：“让国王见鬼去吧！”会场上的人惊呆了。县长过了好久才恢复常态，带了几个宪兵冲进监狱来查找刚才喊口号的人。
这个人就是约瑟夫同牢房的年轻人，他趴在窗口听县长的演讲，越听越反感，等他一讲完，就冲着外面喊了那句话。
约瑟夫此时非常冷静。他看见会场一阵躁动，立刻劝大家赶快躺下，假装睡觉。宪兵们并不能确定喊声是从哪个窗口发出的。牢房里的难友们都躺着一声不吭。县长无从查起，只得悄悄作罢。
狱中的生活仍是那么单调。时值盛夏，牢房酷热难耐，但是审讯还是没有日期。不行，不能这样忍受下去，约瑟夫决定进行绝食，逼使法院开庭审理。
在南斯拉夫的监狱里，绝食是常有的事情。一般是集体绝食，这一次则只有约瑟夫一个人。绝食最难熬的是在第二天，那时胃里已没有食物，生命靠消耗体内积蓄维持。这时人感觉最饿，体软心慌。随后几天，人进入一种半昏迷状态，饥饿感不大强烈了。体内积蓄首先是消耗脂肪，而后是肌肉。人一天比一天衰弱，直至死亡。
绝食的第一天，狱方并不在意，但是第二天就引起了惊惶。第三天，约瑟夫进入半昏迷状态，不仅狱方害怕了，同牢房的也劝他：“为了上帝，不要去寻死。”约瑟夫对他们说，绝食就是一种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绝食到了第5天，约瑟夫虚弱地躺在牢房里。中午，奥古林法院首席法官斯捷潘·巴卡里奇来到牢房劝说他。约瑟夫硬撑起来，对他说：“要么带我上法庭，要么放人。我不能不明不白生活在这种不人道的环境中。”无论法官怎么劝说，约瑟夫始终就这么一句话。法官最后同意他的条件，尽早结束调查，开庭。约瑟夫这才同意结束绝食。
法官巴卡里奇看到约瑟夫同意复食，高兴地为他送来了食物，帮助他恢复身体。果然，调查很快结束。巴卡里奇宣布开庭。
这次审判，因为证据不足，仅仅凭借几本在书店可以买到的科学著作和警察的几份报告，不足治人以罪。约瑟夫无罪释放。
巴卡里奇对这个“犯人”很有好感，他把约瑟夫领到自己家里，让他看自己的书房，还特别向他介绍了他的几本马克思的著作。巴卡里奇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后来加入共产党，成为南共领导人，战后担任克罗地亚的行政首脑。
约瑟夫又回到了萨格勒布。这已是1928年了。南斯拉夫国内经济越搞越糟，工人生活下降为欧洲最低水平。王国政府仍在积极准备公开的独裁统治，在国内采取一系列严酷政策：进一步降低工资，镇压一切罢工活动，查禁工人刊物。面对严酷的现实，南共领导没有将斗争矛头指向反动当局，而是在内部派系斗争中争权夺利。党的上层人物热衷于搞宗派活动，势必削弱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到头来，受损的还是工人阶级。此时，约瑟夫又兼任了皮革工人工会书记的职务，并当选为南共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委员。他目睹了宗派主义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
约瑟夫与地方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讨论党的前途，寻找把党从派系斗争中解救出来的方法。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自下而上，依靠党员群众才能根治病症，至少，要保住萨格勒布党组织的纯洁，不使它受到任何派别的影响。巩固了地方组织，就有可能进而在全党展开既反“左”又反右的斗争。萨格勒布党组织是南国内最大的地方党组织。
1928年2月，萨格勒布第八次党代会召开，25日傍晚，从各个区来的32名代表一个一个来到郊区的一所小屋内。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哨，以防警察的搜捕。
南共中央派了两名中央委员到会，他们各自代表自己那一派；共产国际也派了一名乌克兰人米尔科维奇出席会议，他同时兼有调查南共党内状况的任务。
晚上9点，会议开始。首先是地方委员会书记向大会报告工作。他在报告中对前届委员会的派别斗争绝口不提，文过饰非，把党的活动开展不力完全归结于警察监视太严。他讲完后，立刻开始了激烈的辩论。大家都不同意书记的报告。一位工人代表发言：“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真正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个左派集团，还有一个右派集团，而工人们站在二者之间，这两个派别我们都不要，我们要的是一个不分派系的、坚强的党组织。”接下来发言的人都支持他的观点。约瑟夫在发言中指出：宗派主义妨碍了好几次工人的行动。党内最坏的现象就是宗派活动。地方委员会不去成立党支部，不去改进党报，不去培养新的骨干，委员们在一起仅仅是为了争夺地位。约瑟夫要求向共产国际写信，表明反对派系的态度，并要求本次大会采取反对宗派主义的坚决措施。
书记的报告被否决了，新一届委员会选举产生。约瑟夫当选为党的书记。
会议在清晨5点结束。趁着天还未亮，代表们一个个踏着积雪离开了会场。
萨格勒布是南国内工业最发达、工人最集中的城市，因此，萨市地方委员会是全党举足轻重的基层委员会。新的委员会一经成立便立刻着手工作。他们在各工厂建立了新的党支部，甚至在军工厂也有了党支部。约瑟夫意识到，工作开展得好坏，关键在培养干部，他说：“我们要耐心地、深刻地了解一个人，帮助他，多看他的优点，少看他的缺点，鼓励他的积极性，帮助克服缺点。对一个人的出身、文化程度以及他个人的生活，都要给以同情和谅解，只有这样，干部才能培养出来。”
“五一”节到了，为了分散警察的力量，党组织在城里四五处地方布置了示威活动。约瑟夫参加了在阿波罗影院举行的大会。共产党人在会场中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约瑟夫在帮助别人逃脱时被捕，在狱中关了两星期。
1928年，国王加紧了走向独裁统治的步伐，企图解散议会，对民主运动镇压更为坚决。共产党人早在1921年就被排除在议会之外，但是议会中还是有反对派的声音在说话。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不时跟王国政府唱反调，甚至王国内政部长也不赞成搞独裁，并反对搞大塞尔维亚主义。
议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1928年6月20日，议会辩论时，一名议员普尼沙·拉契奇与拉迪奇发生争吵，拉契奇拔出手枪打伤了拉迪奇，打死了他的两个支持者。拉迪奇两天之后也死了。
此事在克罗地亚引起强烈震动。奇怪的是农民党竟保持了克制态度。当工会组织邀请他们一起行动，对抗当局的黑暗统治时，农民党犹豫一番后还是拒绝了联合行动。南共所领导的工会决定单独行动。工会发表宣言，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拉迪奇报仇。示威活动持续三天，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格勒布最激烈的一次示威。它使当局十分惊恐。从此，警察便盯住了约瑟夫。他们了解到，只要哪里有骚动，哪里就有约瑟夫的影子。警察布下了搜捕网。
一天，约瑟夫偷偷溜进工会办事处，几个警察随后就到。他们冲进来，其中一个警察走近他，敬了个礼，问道：“约瑟夫·布罗兹在这里吗？”约瑟夫把手一摊，故作惊讶地说：“你没看见，这里没有他吗？”警察把屋子扫视一遍，对约瑟夫又敬了个礼，说声“谢谢！”就走了。
约瑟夫不得不经常改换外表，戴了副墨镜，穿着时髦衣服。即使如此，危险依然存在。有一次，他偶然经过办事处，想拐进去看一下，不料屋里有警察，他们认出了是谁。约瑟夫赶紧从窗口跳到隔壁的一幢房子顶上，然后从楼梯上走下来，混进了人丛中。
但他终于未能逃脱对他的搜捕。他住在葡萄街46号。这间房不光他住，其他一些同志有时也住这里。1928年8月4日，上午11点，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刚打开，屋里两个人突然向他扑来。他们死死地按住他，用绳子捆住他的手，然后搜查了房间。最后把他带走了。
在狱中，约瑟夫被铁链锁着，当晚即行审问。警官看约瑟夫一脸倔强样子，很不高兴，他朝他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约瑟夫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又拿起办公椅对他前胸猛击两下。约瑟夫轻蔑地望着他，说：“打一个被锁着的人，你的本事不错呀！”
关进牢房后，约瑟夫设法从监狱里传出一张纸条，向党报告了被捕的情况：
〈原文〉8月4日星期六半夜12点，我正要上床睡觉，就被捕了。警察挥舞着手枪，从后面抓住我，使我无法动弹。星期六中午，他们已经在这所房子里抓走了一个人，搜出26本书，4颗手榴弹，一支军用左轮和若干子弹。他们说这些东西是我的。我在狱中受到拷打，不许医生给我看病。我从8月4日起绝食，十分虚弱。其他人也遭毒打。没有人敢从外边给我们送饭来。他们从我身上搜得一些纸条，威胁要处死我，还说要把我送到贝尔格莱德的格拉沃尼亚察。我宁死也不……望另设他法。M说他将尽力而为。再见吧，同志们！
这张纸条曾被转到共产国际，经南共书记戈尔基奇改动后，登在《国际新闻通讯》上，标题是《地狱般的南斯拉夫监狱里传出的呼声》。
警察共抓了15个人，其中还有一名工人，也是经常到葡萄街46号去睡觉的。约瑟夫在拘留所关了3个月。长时间不审理，加之狱警虐待，迫使约瑟夫绝食，要求早日审理本案。他的要求得到了答复，法庭宣布立刻审理本案。
在同案中被起诉的共有6人，都是与葡萄街46号发生过联系的人。
3 不屈的共产党人
开庭审理约瑟夫·布罗兹是在1928年11月6日。有关这次案件记录的材料基本都保存下来了。1945年4月，南人民军第9军解放了萨格勒布，在皇家大理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一案件的全部卷宗。
在关于铁托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对这一案件资料的引用都是极为详尽的。
一家右翼报纸《新闻报》报道：
“昨天萨格勒布法庭的小厅内挤满了人，一方面，被告企图说明全部案件是警察虚构的。主要被告对法庭说，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什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等等；另一方面，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问特别感兴趣，他们拼命往审判厅挤，直到水泄不通。他们是些留着长发或梳着短发的男女青年，有的是福音会的信徒，有的是被告的熟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案件从不理会，而专门出席这种带有煽动性的国际救世主的案件”。
正如这张报纸报道的，被告都否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不但这次是这样，过去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案件都是这样。约瑟夫·布罗兹这次决心堂堂正正地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一斗。
《新闻报》11月8日继续报道：
“……约瑟夫·布罗兹被带到庭上。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想起钢铁，他的目光炯炯，冷酷而有力。……整个审讯过程，法庭上寂静无声。”
《新闻报》记载当时的情形：
首席法官问约瑟夫是否承认有罪。他回答：
“根据起诉书我是有罪的，但实际上我是无罪的。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我承认我曾经宣传过共产主义。我向无产者指出过对他们的一切不义行为。但是我不承认资产阶级法庭，因为我认为，我只对我们党负责。”
法官：“你知不知道国家保卫法？”
布罗兹：“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法律，但是我没有读过它，对它不感兴趣！”
法官：“这个法律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你知道吗？”
布罗兹：“知道。不过它只是临时法而已。”
法官：“但它目前仍然有效，国家通过这部法律来反对你们共产党人，人民用它来保卫自己，反对你们的破坏行为。”
布罗兹：“可是这条法律并不是人民通过的。这是一个阶级用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法律，一部必将被扫除的法律。”
法官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在他寓所搜出了炸弹和共产党书籍的事。
布罗兹作了如下陈述：
1928年6月，我向博日契科维奇租了一间房子，一方面我自己用，另一方面也给别的同志们用。我在那里住过3—4晚，也安排过一些人住在那里，他们的姓名我不会说。搜出来的书籍我知道，那是同志们带去的，他们的名字我也不会说。无论这些书是否确是在这间房子里搜出来的，我仍愿意承认有过此事。但是，我不相信在这间房搜出了炸弹。我没有带过它们，从未见过。很可能是警察自己放在那里的。我和我的同志们没有做过这件事。它同我们无关。……送书的事倒是常有，我负责分配这些材料。”
法官：“你的笔记本里有R125B，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传递书籍用的代号。我承认，被发现的书只是我们传布的一部分……”
国家检察官：“26. 1、80. 1是什么意思？”
布罗兹：“这是《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代号。这本书传播得很广，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来处。”
法官：“在你房内发现了炸弹，这难道是巧合吗？”
布罗兹：“6·20事件（枪杀拉迪奇）之后，当局必须找到替罪羊。据我看，这些炸弹就是警察放的。对这一套，我早有经验，他们打死了3名工人，然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炸弹和武器也是这套把戏。”
国家检察官：“难道不是你们杀害了3名工人，然后又把水搅混？你知道6·20事件后举行罢工的传单吗？”
“我知道。”
“是你写的吗？”
“不是。”
“它们是在你的房内发现的，上面油墨还没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