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一直给他在舞台上留了一个位置。
但他，一直没有来。
斯特林伯格的思想无疑影响了情绪不好的邓肯。她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渴望远离人类，独处。她一口气跑到北海滨上一个叫诺德维克的地方，租了一所在沙丘中的“玛丽亚别墅”。她在这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迪尔德丽。
诺德维克距最近的村庄都有三公里路程，到最近一个城镇足有百里开外。邓肯发作的那天下午，只有一位乡间医生在边上。阵痛持续了两天两夜，依然不见动静。医生耐不住了，他一不做，二不休，拿了一对大夹钳，麻药都不用，就把婴孩强行拽出。
“除了被火车辗压以外，恐怕再没有什么能和这种近乎屠宰的痛苦相比了”。
孩子的到来使邓肯忍受了一切，也忘记了一切。乳汁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胸脯流向孩子的嘴里，邓肯认为这种幸福远远超过了情人的亲吻。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我常常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侧躺着，瞧着她睡。有时看见她的眼睛里露出凝视我的目光，我觉得非常接近于生命的玄妙边缘，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身体中的灵魂，它用显然成熟的目光，永恒的目光，来回答我的注视，而且充满爱恋。也许爱就是一切的答案。用什么言语才能描写这样的快乐呢？我不是作家，根本找不到恰当的言语来描述，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4
可爱的迪尔德丽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邓肯与克雷格之间的裂痕。邓肯一边带孩子，一边力撮克雷格和著名舞蹈家埃莉诺拉·杜丝合作。她认为，最富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与最有活力的舞蹈家的联手，一定能给舞蹈事业拓展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设想。在克雷格和埃莉诺拉·杜丝的相处中，更多的是争吵与不愉快。虽然邓肯的极力斡旋使局面一度有所改观，但固执的克雷格和孤傲的杜丝还是一拍两散。
邓肯心力交瘁，患了神经炎，病得不省人事。杜丝对她非常关切，派了自己的医生来照顾她，邓肯的病情才得以恢复。
邓肯在德国的学校步履维艰，资金匮乏。普鲁士的高压统治方式更是容不得新生事物的萌芽。德国皇后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总要派她的御前侍卫在她驾到前把那些裸体雕像全部用布遮盖起来。那块布遮盖的不仅仅是一尊石头或泥质的裸体塑像，而是清教徒式的极端脆弱与君主专制的极度骄横。
1907年1月，邓肯同姐姐伊丽莎白一道去了圣彼得堡，希望奇迹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发生。她们的全部信心，来自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帮助，当然敌不过几百年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固有的表现形式。很显然，在这个林海雪原的国度建立一个倡导人体自由动作的学派，为时尚早。
1908年夏天，邓肯又去了伦敦。演出的效果倒是相当不错，但办学校，没门。埃伦·特里的造访，亚历山德拉王后的光临，德·格雷夫人的恭维，曼彻斯特公爵夫人的建议，都如过眼云烟，只能留下海市蜃楼式的幻象。
钱花光了。
邓肯和经纪人签订了一个去美国演出的合同。她必须离开自己心爱的小宝贝迪尔德丽，小家伙快两岁了，金发碧眼，胖乎乎的。这种离别，真让人黯然销魂。
邓肯站在远洋巨轮的甲板上，想起九年前，一家人搭乘牲口船在从纽约到欧洲的洋面上漂泊，心中鼓荡如洪。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已经是驰名欧洲的艺术家了。这一切，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定数的指使，而是漫漫求索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邓肯不由得想起了母亲的那句话：“上帝是大人假扮的。”我也是大人了，我也可以扮作上帝，不，我就是上帝。
然而，1908年8月，邓肯不得不在纽约百老汇接受她的舞蹈遭到家乡人民冷落的现实。她一个劲地表演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和格鲁克的《伊菲惹尼亚》，尚未完场，本来少得可怜的观众都陆续退出了演出大厅。他们不认为舞蹈不好，但是觉得没必要为了看舞蹈而耽搁自己的事，比如做生意、打工、赌博等等。
对邓肯表示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的，还是一些诗人和画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这位以雕塑亚伯拉罕·林肯而青史留名的杰出艺术家，兴冲冲地跑进邓肯的化妆室：
“依莎多拉·邓肯，你是青年美国的象征。你的舞蹈就是美国在舞蹈。美国人不理解只是暂时的，你不要离开。我总有一天要让美国人明白，邓肯的舞蹈就是我们自己的舞蹈。”
邓肯被这番奇异的谈话怔住了，她没有被经纪人吓唬，返回欧洲，而真的留在了美国。
巴纳德马上付诸行动，他只为邓肯找到一个人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沃尔希·丹罗希。此君系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他是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对邓肯说：
“我看过了你的那场演出，主要是效果没出来，问题出在乐队上。那支乐队又小又糟，根本不能与你的舞蹈相提并论。我安排你到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亲自指挥，怎么样？”
“那太棒了！”
丹罗希为邓肯的演出，拉起了一支80人的大乐队。场面顿然改观。邓肯在台上跳舞的时候，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指挥息息相通，连成一体。乐队恢弘的气势，丹罗希雄壮的指挥，使邓肯的舞蹈犹如一叶张满的风帆，在音乐的海洋里破浪而行。邓肯在舞台上，偶尔望见下面丹罗希俯览总谱时袒露的巨额，感到自己的舞蹈恰如雅典娜的诞生，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里蹦了出来。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星期天增刊上，登载了一篇详细描述邓肯表演的长文：
“她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鬈曲着，蓬蓬松松地编在脖子后面，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实际上她只有五尺六英寸高，体重125磅。”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东·罗伯茨的评论则体现了邓肯的故国对她的舞蹈艺术所能理解的深度：
“当依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那时，人们以形体之美作为自由表现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她的脚踏过草地，好像树叶飘然落地。当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牺牲的或者欲望的整个热情，合着古弦琴、竖琴以及羚鼓的节奏表现出来时，当男男女女在他们的炉火旁和神的面前，或者走出家门在森林中，在海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欢乐，以宗教式的狂热跳舞的时候，那必然是：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强烈的、巨大的、美好的冲动，都从精神倾泻出来而化为身体语言，与宇宙的节奏达到完美无瑕的和谐。”
5
在首都华盛顿演出，又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原来，几位慕名而来的政府部长们，夸夸其辞，大谈不是，语调颇为激烈。
舆论有反戈的趋势。
某天日场，包厢那边突然人头攒动，气氛紧张而又热烈。邓肯忙问发生什么事了。丹罗希兴高采烈地说：
“依莎多拉，尽情地跳吧，罗斯福来啦。这可是个机会，就跳给他看。”
真的是罗斯福总统，那个圆脑袋在包厢里分外醒目。旁边那些人大约是警察，面部严峻，目光锐利，令人胆寒。罗斯福在每一个节目演完后，总是带头鼓掌，他的话一言九鼎，正本清源：
“这些部长们从依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哪些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在晨曦沐浴的花园里跳着舞、采摘着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这句话为邓肯的巡回演出开辟了道路。所到之处，等待着她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纽约银行邓肯名下的存款额往上猛涨。
乔治·格雷·巴纳德正在为邓肯雕塑一个舞蹈石像，题目都取好了：美国在舞蹈。他从邓肯口口声声念着的惠特曼的诗句“我听见美洲在歌唱”中得到了启发。
可是，没过多久，巴纳德的妻子病倒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一周后，邓肯即回欧洲去了。“美国在舞蹈”一直是个半成品，但巴纳德还是抓住了邓肯舞蹈的本质，把瞬息的闪电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