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都是高山，我好像被抛进了天地间的一条裂缝里。我们乘坐的小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着。我相信我们毫不费力便可以摔向路边的深谷。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到达那光辉的峰巅呢？这里，我除了“光辉”这个词以外，想不出第二个更合适的形容词了：在荒秃的群峰之上，一座雅致壮观的楼房在亚热带的阳光下闪烁着，变幻着奇光，就好像山头戴上了一顶金灿灿的皇冠呢！
“这就是我们的技校！”坐在我身边的黄校长容光焕发起来，“你看多好看啊！在攀枝花这是最好看的房子了！”
我本来刚要大叫好看，但黄校长已经一迭声地叫了起来，我就不想再作他的回声了。五十一岁的黄校长，此刻倒像个年轻天真的父亲--做父母的往往期待着客人夸赞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自己要是憋不住先夸起口来，别人也就很难再往上“拔高”了。
“你看，我们平时就是从那个台阶走上去的。”“多少级啊？”我觉得那简直像一条天梯。
“四百。”“那--等于几层楼呢？”
“这，我没想过。这是今年新修的。原先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土路，一下雨就滑得不能上也不能下。有一次雨季，我们只剩三天粮了，那回可真着了急了！”
“怎么办呢？”
“雨啦。”他笑了。
我也笑了。
攀枝花钢铁公司技工学校的牌子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终于登上了刚才看来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峰巅。远看是那么漂亮的校舍，近看却见它的周围全是大煞风景的一块块大小不一的荒地。
敏感的黄校长立即为这些荒地做起了辩护律师：“这块地方我们要盖图书馆，那块是游泳池，再那边一块是旱冰场，那头是足球场。这边是花圃、假山、喷泉……”
啊！--我们走进了教学大楼。这么安静啊，我不觉放轻了脚步。
“现在课堂纪律算是可以了。这些学生都是考不卜大学的，很多人在社会上流荡了四年了。刚来的时候，很多学生以为考上了技工学校，两年后一毕业就在攀钢（即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作，有了铁饭碗了，所以根本就是来混的！上课的时候，有人叠的纸飞机在课堂上飞一圈正好落在老师脚下。有人一手抱住老师，说，老师，我跟你友好，一手就悄悄地用粉笔在老师背上写字画画。嗳，你看，这走廊上那么好看的乳白灯罩，他们把它当球拍，看谁够得着。那一个月就拍碎了七个大灯罩！不少男生还留着<追捕>里的‘史村头’！从背后看分不出是男是女。我让他们把头发都推了，结果一下来了几十个锃光瓦亮的大光头！为什么剃光头？一则是赌气，二则是为了头打破后好缝伤口！那时老师们不愿在这个技校，尽是想走的。哦，我的办公室到了。不行，我们不能在这儿谈。”
“为什么？”
“找我的人多啊！根本不可能好好跟你谈。1979年我刚调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谁要是找我，别的老师就说他是向上爬。”
我说我又不是神，是人，为什么要把关系搞得那么僵，那么神秘。
“你们想把我架空啊？当然，谁也不是想要架空我。但是他们不愿接近我，远远地观察我，到处打听我。好像来个领导，就是管人、整人的。那些年，伤了他们的心了！亏得我一生坎坷，也给整过多少次，伤过多少次心……我知道一个伤了心的人，需要的是温暖，是信任，是尊重！”
是的，一个国家，再穷，再困难，只要能创造人和人之间温暖、信任、尊重的气氛，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能风雨同舟的集体，就是一个能发家致富的大家。
我们总算找到一个僻静的小屋。我预感到今天的谈话将是涉及社会风气、伦理道德这个人所关心的命题。我毫不客气地把门关上，又把撞锁也撞上，大有把黄校长软禁起来之势：“现在，黄校长，请你细细地跟我谈吧。”好，就从老师谈起。
我刚来的时候，语文不是正式课。有一位姓徐的语文老师，怀疑我不重视他，就鼓动了一些老师搞我，骂我昏君。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什么话都能听。
我当然也是生气的。但是，徐老师以前一直不受重视，这样的人，你就是给他一点温暖，他都……你知道吗？我出身地主。土改时，家里正挨斗，我参加了文工团，当地县委的一个宣传部长对我说，你好好演出，跟家里划清界限就是了。我就觉得这样的温暖啊，巴不得把什么都跟组织上说！大到家里哪块砖下有条金链子，小到我身上穿的毛衣是家里给的，我后来真把毛衣都脱了交给组织了。我觉得这样我就一身轻了。信任是相互的。当别人不了解我时，我凭什么要求人家信任我呢？徐老师一直想调走。也确实有困难：他爱人在他老家工作，比他小十二岁。长期两地生活，他不放心啊！我说，徐老师，我们技校，语文老师是迟早要发挥作用的，你又有才干，我从心里不希望你走。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只要上面给指标放人，我会让你走的，你一定放心--因为当时学校里想走的人不少，我意思是我不会报复他，卡他的。但是对知识分子说话点到就行了，别伤了人家自尊心。
后来调动的时候，人家把他的档案寄错了。正好技校有一个出差机会可以路过他老家，我就让他出差，顺便查查档案上哪了？
他一查，档案寄到离他那县一百多里地的一个单位去了。那单位一看档案，便非要卡下他不行！我又给他跑了一个多月，才把档案寄到他老家。这下，他可以回家了。可是他说，黄校长，我先不走了。让我把这个班的语文教完吧！哪怕再教个半年一年的，我要把学生们对语文的兴趣提起来！
你看他这个积极性！所以说呀，人光凭职权是搞小好工作的，总要和群众有感情的交流！
我还是让他走了。不过眼看快要评职称，我让他走前写好份材料，到时我们好给他评啊。否则，他到了新单位，人家不了解他，…等又得几年！临走他说：我有很多感受…我也有很多感受。我没想到，我放走了一个人，结果留’卜的老师说：黄校长确实把我们当人看。（当人看！这是一个多么起码、多么基本、多么合理的要求！当人看！这实在又是衡量领导是否称职的一个标准！）刚才我讲过，我刚来时不管谁找我，总有人以为是来拍马屁，小汇报的。有一位姓吴的老师，看见有人上我办公室，以为是在说他的坏话。这位吴老师脾气很犟。他对我拍着桌说：你们说我什么？你跟我说！我一下就火了。我从来不跟老师吵的，这回我也拍着桌子说：我跟人讲话还要跟你汇报？要是在“文革”以前，我看到落后的人都不爱理他们，一到运动，领导……“号召，就更是和他们对着干！脑子”里一天到晚是阶级斗争。批“三家村”时，我在教育系统的大会上，第一个慷慨激昂她发言。这里还有个隐蔽的思想--我出身不好。总是生怕自己落后。或者说，生怕别人说我落后，所以，即使觉得领导的号召是错的，也要表现一下积极。我整过别人，但是正因为社会上有一批我这样的人，当然还有种种其他原因，所以我再怎么积极也没用。我这个出身就使我每次运动都挨整。“文革”时，我们全家去了农村。我是东北工学院毕业的，我又好胜，结果却干上了农活。人家不用我呀！后来攀枝花要人，我明知这儿艰苦--那时都得住席棚子！但他们愿意用我，我一下就把全家搬来了！后来，我在钢铁研究所当一个室的副主任，穿白大褂。1979年8月16日--我也不知怎的，老也忘不了这个日子一公司领导找我，要我到技校当校长。当时的技校不在这儿，在南山。上山要走七百七十级台阶，什么都得靠自己往上背。山上只有两所旧房，其他都是席棚子，而且技校的学生又是那种状况！那儿连公路也没有，去了就只能一星期回一次家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16日那天我一回家就对妻子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说，你怎么了，笑得这么开心？我说我要上南山！我20日就去了！我知道，技校从校舍到学生的情况，都是一个烂摊子。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不快，就是不用你，能力得不到发挥。什么时候最兴奋呢？就是当你面临着几乎难以胜任的工作，因此需要你使出全身解数来的时候，就是当领导把这样的重任委托于你的时候，也就是当你感觉着领导对你的信任和尊重，感觉着社会需要你之所长的时候。我把话扯远了。正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些感受，所以对于那位没来由地拍桌子骂我的吴老师，我也只是当场拍着桌子回敬了一下，而决不像以前那样，看见落后的人就不想理他，甚至想整他。我想，我现在是校长，做领导的不是为了去盯着人家的不足，不是为了挑毛病，为了监督，甚至为了整人，而是为了去发现人家的长处，给人家发挥长处的机会！做领导的手里有权，凭着自己的权去整人之短，这算得什么本事？领导的作用，就在于用人之长，人尽其才！那位吴老师是个上海人，聪明能干。尤其是，他连我都敢骂，那么，他是不怕得罪人的。我就提升他当供应科科长。因为干这个差使，就要精明强干，不怕得罪人。技校以前的财物没人好好管，仪器、麦克风、电唱机、挂钟，什么都给人拿走了。图书馆的书，有人一借几十本也不还。原先搞供应的同志又不太懂行，不会买东西。从长沙买回一个幻灯机花’了一千二还不能用！吴老师怎么也没想到和我干了一架，结果当了个科长。他一上任，立刻建起账目，借走的东西一律限期归还，损坏和遗失的一律赔偿。不赔的由工资里扣清。这十年来流失的物资一下要还清，学校里开了锅了。多少人骂吴老师！吴老师说，不怕，照扣不误，以前散惯了，这回扣了就扣了，习惯了就好了！有个老师还来一盒十六件的制图仪器，里边少了一支鸭嘴笔。他说实在找不到了。实际上他还是没认真去找，总以为雷声大雨点小，哪会真的扣钱？结果扣了他五角钱的工资。第二天他就把鸭嘴笔找出来还给吴老师了。所以干事情不认真不行，一认真，五角钱也见精神啊！我们学校的各种教学用具都很缺。我两次让吴老师去上海办货。按说，他平常回一次老家不易，可是他这两次去上海，一次只去了七天，一次只去了八天，而每次都办回了二三万元钱的货！可见他的效率多高，日程多紧了！有一次出差，他非要去长沙拐~下，要把那一千二的不能用的幻灯机退了。我说不行的，买了货就不能退了。又这么长时间了！可他直觉得那一千二花得冤得慌！他非去！人家当然不让退了，可是他让对方退回了三百元钱。也不知吴老师用的什么办法！（黄校长笑了。那么，吴老师到底用了什么办法？那谁知道呢。反正，人处在自觉的精神状态下，是什么办法都会有的。人的思想是无法监督的。一切的创造力都产生于自觉。如果领导不能以诚待人，而只是喊着：驾！驾！你们给我干活！那么，这个领导所驾驭的只能是老牛破车。人的潜力本来如江河之水，奔腾不已。领导真正的岗位，是站在这股潜流的闸门前，打开这个闸门，让群众真正的才能和全部的力量解放出来，显示出来！如果领导远离这个闸门，而只是去看守众人的一言一行，那么他恰恰是严重的失职！能不能发挥人之所长，是能否尊重人、重视人的有关道义的问题。只知管人而不知用人，实在是最大的浪费！我大概有些走神了，我赶紧把脑袋晃一晃--把那些联翩的浮想晃荡出来，然后又望着脸上还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的黄校长。）
我们这个技校，这两年所以能有起色，主要是学校里有一批卖命的！我再给你讲个宋老师。这个人今年才三十三岁。他的岳父原先是这个市的市委书记。“文革”中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恢复工作。宋老师能干、好强，可是背上了这个家庭包袱，情绪很低，觉得领导不会重用他了，私底下发牢骚说：干了半天连个科长都没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