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烟隐去了，纸烟又走上台前，成为主角，命运似乎注定云南的经济无论如何离不开一个“烟”字。红塔集团总裁字国瑞先生告诉我们，去年玉溪卷烟厂上交国家的利税高达一百九十三亿，占了云南全省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而声名远播的玉溪厂仅五千职工，统计下来，人均创利税竟高达四百万元，无异于一个人等于一个大企业。听至此，我先是一惊：烟的利润之高我知道，但高到如许程度，却没想到。继而我又为之亦喜亦忧：喜的是，玉溪卷烟厂活力勃勃，保持了高速腾跃发展，创造了奇迹；忧的是，倘若玉溪烟厂一朝停产，云南的经济也许就不堪问了。
从根本上说，云烟能创造如此高额利润，是与人类对烟草的需求分不开的。烟究竟是有益无害还是有害无益，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而人类几千年便也在这争论中始终与烟为伴，现在当然是吸烟有害论占了上风了，但人类似乎尚未下定与烟告别的决心。这个决心太难下了。据说湖南有位老人活了一百零二岁，别人间他的长寿秘诀，半天，他只吐出了两个字：吸烟。别人一追问原委，他才说，你们看见我房梁上挂的那块腊肉没有，已经挂了好几年了，它从来就不会坏，因为它是用烟熏过的；人也一样，经烟一熏，就不会坏了。听的人无不为之咋舌。记得夏衍先生九十岁那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九十自述》，登在《收获》上，其中也说到吸烟问题。他说，有人说吸烟有多大危害，完全是胡说，我吸烟吸到了八十五岁，“文革”中还一直吸的是劣质烟呢，我之所以戒烟，只是因为有天早晨自己忽然不想吸了而已。夏公平时出言很留余地，这回谈吸烟不知为何如此斩钉截铁，颇出意外，所以我一直记着。我还注意到，为自己开脱或寻找依据的烟民，大抵喜欢援引某些伟人既吸烟又长寿的例子，好像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并喝退他那厌恶烟味的妻子了。我们访问团的顾问汪曾祺汪老，就是一个执迷不悟的烟民，他送给玉溪卷烟厂的题词居然是：“宁减十年寿，不离红塔山。”何其顽皮。当然了，这些经验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们对烟的顶礼膜拜和阿谀之词，一旦放到科学家的显微镜下一照，便立即黯然；君不见，有多少死心塌地的烟民，身染重病后也不得不与心爱的烟卷告别。不过，有了这么多异端邪说作根据，有了这么多顽健的烟民作强大后盾，烟草业的老板、经理、总裁先生们，你们也该感到“吾道不孤”，称心惬意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烟民固嗜烟，但并非嗜一切烟，也并非所有的烟草业都能扶摇直上，倒霉的厂家多得是。云烟的名贵、畅销，首先是与云南的烟叶之好分不开的。有位专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烟好抽不好抽，主要看尼古丁的含量足不足，尼古丁也许确乎有害，但它同时能给人带来欣快感，事情就是这么矛盾。云南烟叶为什么好呢，因为云南高原的土壤是酸性的红壤，这本身就有利于烟叶之生长，而它的无与伦比的气候：日照时间长，无霜期长，雨量适中，特别是一日之内温差大，更是有利于烟碱的积聚和增厚。这还不算，大植物学家蔡希陶又在二十年代为云南引进了优良烟种“红花大金元”，不啻如虎添翼，完成了云烟种植史上的一次大革命。想想看，如此条件下诞生的烟叶，能不佳绝天下吗？普洱茶好，云南药材好，“云腿”好，云烟更好，天何独钟于云南乎？一九二二年，用“红花大金元”烟叶试制的“大重九”香烟问世了，从此掀开了云南烟草业的风雨历程。我们在玉溪烟厂参观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玉溪--所有的香烟都不是用当年的烟叶制成的：“红塔山”用置放了二年半以上的烟叶来做，“阿诗玛”用置放了二年的烟叶来做，“红梅”则用置放了一年半以上的烟叶来做，这叫作“自然醇化”。噢，敢情“红塔山”好抽的秘密在这里。一位正在烟叶库搬运的工人笑笑说，这其实是公开的秘密，但没有雄厚的周转资金垫底，谁敢这么干哪。我徜徉在巨大的烟库里，看排排林立的烟叶的高墙，暗暗呼吸着正在“醇化”中的缥缈的烟香，有种喝了好酒后的沉沉欲醉的感觉。啊呀不好，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烟瘾还没断根，抽烟的冲动给勾起来了，我赶紧逃离了烟叶库。
我带着严防“烟瘾复辟”的高度警觉继续在烟厂参观。我想，虽然我个人不抽烟了（这一点我要大声地对自己反复说，尤其在烟厂这一严峻氛围中），但我要客观指出，玉溪卷烟厂为我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创造了骄人的战绩。当我听说玉溪卷烟厂现为亚洲第一大烟厂。并在烟草行中排名世界第五位时，不由感慨系之。前四位据说是美国的“万宝路”，英国的“555”，法国的“雷诺”，英国的“罗浮门”。好啊，老牌帝国主义全都凑齐了，但他们再也不敢小觑中国，必须老老实实把玉溪厂排到第五位了。真是解气。我明明知道鸦片烟和纸烟性质迥然不同，但我还是想起了鸦片战争和林则徐。那时候，侵略者把毒品倾销给我们，他们自己不抽，却诱逼着我们抽，然后吸我们的血，那时烟的利润高达二千倍，致使我国白银外流，银价上涨，国将不国，那时靠索取鸦片商人贿赂发财的无耻官僚如蚁，目之所遇，多是形销骨立、面如土灰的烟鬼。当此危殆之时，林则徐拍案而起，“春雷忽破伶仃穴”，虎门销烟何决绝，他不愧为世界反吸毒的伟大先驱！可惜那时我们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市场上，都显得多么衰弱不堪哟，林则徐终究作了列强祭坛上的牺牲品。想起这一切，真是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啊。时间来到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外国电器、电子计算机、外国参考片、卡拉OK、肯德基们的涌入，外国的香烟也大模大样地进来了，于是，经理先生们以夹一根“万宝路”、秘书小姐们以夹一根“摩尔”为时髦，倘若再在马路边上有事没事地掏出“大哥大”，装模作样地说一通鸟语，那就更时髦了。眼看着“希尔顿”、“登喜路”、“万宝路”、“555”及“骆驼”们又要压倒我们了，眼看着洋烟贩子们又在窃喜了，虽然不再是鸦片，不再是经济侵略，但被人压得抬不起头总是可悲的，就在这时，“红塔山”们“拔烟南天起”，遏制了这股危险的势头。在大量的市场较量中，洋烟渐感不支，有的落荒，有的被击溃，有的不得不杀价，“红塔山”的售价已高踞于外国名烟的上头，据说“红塔山”的牌名现已价值一个天文数字了。这些均为市场规律使然，洋商也奈何不得。
在玉溪郊区，在一片平畴上，玉溪卷烟厂显得并不突兀，甚至有些平淡，但你走进车间看看吧，你会惊讶于它的现代化程度之高。灵活的机器人在运货，在装箱，它好像长了眼睛，会巧妙地躲开观者，有条不紊地做事。每过三分钟左右，它就把几十件香烟送上轨道去入库，而运送原料的无人驾驶车，比司机还要狡猾地穿插其间，你不必担心发生“车祸”。巨大的卷烟机最为奇妙，它的指法赛过了世上最伶俐的姑娘，它一分钟即可卷出一万两千支烟，等于每秒两百支烟，也就等于每秒印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而这种机器有十几台呢。有一瞬间，我产生了幻觉，觉得巨大的车间里，一百元的纸币像雪片似的降落着，降落着，耳畔则响起最优美的音乐，让人飘飘欲仙。此时，我的烟瘾好像又从喉咙深处唤醒了，我快步走出车间，好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些。
我和朋友们来到了距离烟厂不远的一个山丘上的“红塔”之下。这红塔远没有香烟盒上印的那座红塔玲珑和气派，甚至有几分寒伧。这种塔，在随便什么山野里也不难找到，它只够得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格。但我没敢小看这座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嘛。据介绍，它建于元代，比较古老。它原先是座斑驳古旧的青灰色塔，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崇尚红色，狂热的人们便将之涂成红色，红塔遂产生。那时烟厂出过些“宝石”啊、“春耕”啊之类牌子的烟，没什么影响，谁也没料到，二十多年后，伴随着“红塔山”牌香烟的走红，这塔不但冲出滇中，且以挡不住的势头驰誉世界。若按照堪舆专家或风水先生的眼光看，此塔定然不凡。过去我们常说延安的宝塔虽不高却气吞山河，玉溪红塔固不如延安宝塔，但在经济界也称得上气冲霄汉了。玉溪人尊重红塔，前不久还刷过一道漆，红灼灼照人，但他们并不迷信红塔，他们不断思索着、总结着作为经济奇迹的“红塔山现象”的内在与外在原因。
我们慢慢走下了红塔山，回首望去，夕阳把塔尖染得火炬般灿丽。我的头脑里有许多互相矛盾的东西在打架。我想到：人类要健康地发展，就应该戒烟，而云南经济要腾飞，又应该大力生产烟，这是一种矛盾。云南经济靠烟支撑，形势尚好，但靠烟生存毕竟是危险的，云南似应逐渐摆脱对烟的依赖，这又是一种矛盾。作为内陆农业省，且并无优惠政策，玉溪厂创造了奇迹，这当然好，但这是否能证明靠加工某些抢手的经济作物可以直接走向现代化呢？或者说，能否代替现代化的必然进程呢？这更是一种矛盾。我注意到，车间里那些高精密的机器，如帕西姆、吉弟之类，均来自美、英或意大利，说明我们还在借“机”生蛋，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科技、能源方面的综合能力。
这时候，负责接待我们的王女士早等在山下。几天来，我们已很熟悉。她是知青出身，办事干练泼辣，头脑清晰，内在精明，颇具女强人之风。在以后的相处中，每到我们遇到麻烦时，她会突然如救星降临，例如，邓刚的木雕大佛必须托运而邓刚为之心疼不已汗流如注时，王巨才接到父病危急电需要立即乘飞机时，吕雷的机票急需更换时等等，她都能化险为夷。她的办事效率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之高令人吃惊。她长得不算怎么漂亮，却总能把人们吸引到她的身边，包括她的几个下属，个个应答如流，遇事锐身自任，让人想到贾探春派活的景况。只有在卸下一天的重担，唱卡拉OK时，我们看她手舞足蹈的样子，才发现她丰富的柔情。这是不是一种粗豪与温柔扭结在一起的魅力，一种高原性格？我忽然悟到，玉溪人取得重大成就的秘密，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他们的顽强性格、苦干精神和创新意识。人的质量才是最要紧的啊。
一九九七年四月
15.尔羊来思
一日，忽然接到我的同乡，书画篆刻艺术家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寄赠的“百羊交泰”长幅，一百方“羊”的篆刻印章拓在宣纸上，红白相间，列出赫赫方阵，令人目醒神惊，为之一震。他们知道我属羊，所以寄来百羊图，其实他们在熬过十多年的无数个昼夜后，已刻成了一千两百方生肖印章，百羊图不过是其中的十二分之一罢了，至于百龙图、百马图、百虎图、百蛇图们是怎样的壮观，我尚无缘窥其全貌。这可真是一项罕见的浩大工程，恐怕为了这一千两百方石印，光是磨落的石粉也得装上几大筐，更遑论倾注其中的灵智和心血了。
抖开百羊图，似有一股强劲的生命热流迎面扑来，又有恍然置身兵马俑堂皇之阵的感受，所刻虽是千姿百态的羊，或静卧，或蹦跳，或健举向天，或回眸凝思，但总有种“人化”的气息流荡其间。名篆刻家唐醉石之子唐达成先生看后评曰：“气魄宏大。”不久，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专门报道了冠英夫妇的艺术成就和刻苦精神，我这幅百羊图的声价遂大增。
冠英夫妇要我就百羊图说点什么，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好像愈是思索生命现象，困惑反而愈多。因为属羊，我有时会冒出很怪的念头，比如暗忖自己哪些地方像羊，平生的性格运命与羊有没有干系之类。再看周围的熟人，比照他们的面貌神气与他们的属相，有时候还真能让人会心一笑。现代都市人离狩猎文明、农耕文明愈来愈远了，但人们仍能牢牢记住自己的属相，也真是一个奇迹，倘若只是远古风俗的残留，恐怕不会留得这么顽固。莫非在属相与生存、生肖与生命之间，真有什么割不断的深刻的文化血缘么？印度有一首古歌唱道：“部分脱离整体只是梦幻，万物与汝共一灵魂”，似可给我们一点暗示，我们自以为远离了动物世界，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了，其实，不管人类怎样智慧而尊贵，却无法摆脱宇宙生物圈中动物之一员的身份。意识到自己高等动物的优越是必要的，但时时记住自己终归还是动物也未必是坏事。人有时还真该到动物这面镜子里照照自己。
就说羊，按训诂学，羊者祥也，吉羊者，吉祥也，把羊当作吉祥物备加尊崇的风俗由来久矣。早在夏商周青铜器中，就有三羊彝、四羊方尊一类稀世珍品。《诗经，小雅》有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溅溅”，“或降于阿，或饮于池”，绘出一幅风和日丽，百羊群聚，角角相偎，优游自得的牧歌场景。人与羊的交情，少说也有一万年的历史了，羊是驯化得最早的动物。倘说牛是劳动工具，马是战争工具，人们离不开它们，那么羊对人来说，似更富形而上的深邃意味。以羊打头的字就有“善、美、羡、姜、羹、羲、羲”等等，全是些很吉利的字，“羲”字的含义是一人正在操刀宰羊，而“美”拆开来是大羊，以羊为美也许是羊们的最大荣耀了。
不过，在我看来，羊主要还是善的象征。它是那么沉静，谦和，不声不响，与世无争，连吃奶都跪着，仿佛满怀感激来享用大地母亲和上苍的赐予。现在的人，愈发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了，有的人每天大鱼大肉地吃着，却脑满肠肥如行尸走肉一般，更甚者还要制造罪恶，可是羊呢，仅仅是吃草，吃这最低廉、最粗糙、最微贱的东西，居然献出温暖的羊皮，鲜美的羊肉，香醇的羊乳，这还不是善的极致么？
我最忘不了的是，有一年，“五七”干校过节宰羊，屠者无能，或太富“羊性”，杀了一半就胆怯了，结果脖子上带着血刀的羊逃逸了，一路滴血而奔，目光中满含惊惶、哀怨、失神，听说它后来死在半途上，血尽而亡。当时我真有掩面而泣的冲动，为物竞天择的无情，为生命的短暂飘忽，也为弱者的无告而泣。当然，这终不过是“君子远庖厨也”之类，一旦吃起羊肉来，我早忘了自己的悲悯，且凶狠无比。我想，人类爱羊，又不得不杀羊，心里其实是很矛盾的，面对生态与道德的悖论，贡献与牺牲的必然，便对羊深荷歉疚，于是才在无数建筑和器物上刻画着羊的庄严神圣的形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