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白鹿原》的出现，给当今寂寞的文学界带来了新的震撼和自信，它告诉人们，我们民族的文学思维并没有停滞，作为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们，也没有放弃对时代精神价值的严肃思考。这样大气的作品，没有足够的沉潜和冷静，没有充分的积累和学养，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它是那样地饱满，厚实，绵密，又是那样地古拙，苍凉，沉郁。尝有读者说：“看《白鹿原》有听秦腔的感觉。”这是准确捕捉到了它的风格特质。《白鹿原》确实深入到了秦汉文化的魂魄，以至于它使我们蓦然想起这样的诗句：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漾漾……
然而，《白鹿原》的出现又绝非偶然。它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出现，但正是八十年代为它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凡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的积极变革成果，都对《白鹿原》的创作发生了直接或隐蔽的影响。倘若没有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深长的政治反思、经济反思和文化反思，没有文化寻根，没有现代主义思潮的激荡，没有外来文学的广开思路，《白鹿原》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在充分肯定作者的厚积薄发的同时，应该看到它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一次飞跃。它在人们盛谈“后新时期文学”的时候出现，似乎又一次证明着物质发展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
读《白鹿原》，对它的艺术形态会感到几分陌生。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现实主义不是原有的概念、范畴、方法特征可以轻易概括的，就像一个正处在嬗变中的新东西难以命名一样。它无疑在认识方式和概括方式上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优势，但它又明显地、有意识地克服着以往现实主义（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某些局限，例如，对政治视角的过分推崇，突出理性、意义、本质的要求对表现生活原生态的削弱，戏剧化和两极化的倾向，强调社会属性，轻视文化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倾向，等等。以往许多作品的一个突出弱点是，在捕捉生活时，往往只抓住了理性的经络，却让大量生命的活水和层次丰富的“生活流”从指缝间漏掉了。《白鹿原》除了用文化眼光统率全局，化解全局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找到了一种有能量、有张力的叙述方式。它有如一股叙事流，融动作、心理、质感、情绪于一体，推动情节，充满动势，浩浩乎漫流而下，取代了笨拙的对话和慢悠悠的描写。它的意义决不限于叙述语言，它是一种浓度很大的，致力于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表现。这也许是新写实小说对作者的启发吧。
但《白鹿原》决不是跟在新写实小说身后亦步亦趋，它的气度要大得多。如果说，新写实小说对传统的典型观深表怀疑的话，《白鹿原》的作者对之仍然尊崇，典型人物的刻画仍是他惨淡经营的核心。不过，他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更侧重于典型的文化人格。在对人的描写上，《白鹿原》有两方面极具突破性质。一是强烈的、不可臆测的命运感。每个人物都沿着自己的命运轨迹在运动，到处都是活跃的元素，而每个人的命运又都不是直线，无不极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冲波逆折，腾挪跌宕之妙，好像九节鞭似的曲折。这里并无人为的编造痕迹，而是人生的复杂、曲折、丰富的真实显现，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的表征。不是深刻地洞悉人物，不是大力排除“理念”和“本质”的干扰，人物是不可能如此充分地暴露自我的。
第二个方面更加重要。那就是，随着作者对人本身的重新发现，人的自身世界的扩大，作者表现人的手段也更加丰富，突破了拘守理性的传统现实主义的疆界。作者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性力、死亡意识等现代主义感兴趣的领域和手段，大胆借进了自己的方法世界。其中以通过性意识活动展示人物的文化精神和生命活力显得突出。作者力图写出社会属性、心理属性、生物属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性。在死亡大限面前深掘灵魂，更是《白鹿原》的一大特色。它写了很多生命的陨落：小娥之死，仙草之死，孝文媳妇之死，鹿三之死，白灵之死，兆海之死，朱先生之死，黑娃之死……真是各有各的死法，充分表现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一反过去有些作品在死亡描写上的大众化、平均化、模式化的平庸。这些死亡，决无雷同，它通过“无”让人看到“有”的价值，且能超升到文化境界中去，真所谓“知死方能知生”。这不也是现实主义的具体而微的发展变化么？
当然，《白鹿原》也时有驳杂、生硬、不协调的部分，借鉴和糅合的功夫还不到家。不少论者指出他受《百年孤独》的影响，事实上，他受俄苏现实主义文学史诗观的影响更为明显。《静静的顿河》里流荡着哥萨克民族的犷悍之气；仿佛受了葛利高里的启发似的，《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则浸润着秦汉文化的血脉，以及那块土地上的山水风云和艰苦卓绝，忍辱负重的精神。作者一再说，他写的是“白鹿精魂”，一部《白鹿原》展示给我们的，不正是宗法文化废墟上的民族精魂吗？
在我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中，《白鹿原》无疑带有过渡性、不确定性，它的作者致力于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文化审视与社会历史概括的整合，现实主义方法与某些现代主义手法的整合，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开放的现实主义具有多种可能性，更高的峰峦还在前面。
一九九三年六月初稿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日抄改
2.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
盛夏已经过去，书摊上的“《废都》热”却还不见降温，从北国到南方，尽管物候、风尚、方言、服饰大异其趣，但就《废都》的畅销而言，却没有两样，它那熟悉的封面到处在招摇，好像妖冶的女子哪里都不会被拒绝。它甚至悄悄地把王朔从书摊上挤了下来，同时似乎不无讽刺地告白着，文学的轰动效应并没有过去。据不可能准确的统计，此书发行已逾百万，盗印本也四面出没，至于读过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这可真是新时期以来，甚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奇观之奇更在于，人们不但争相阅读，而且意见决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争执之剧烈，虽未封“几挥老拳”的地步，也已激昂得空前。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
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我对上述每一种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认同，但也不敢抱说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我只想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尽量冷静、客观地研诘它的得失。我将循着作家创作个性的线索，作品人物和结构的线索，文学传统的线索，说一说我初步认识的《废都》。
一
这本书为什么要叫《废都》呢？从这个书名可否透露一些作者创作心态和倾向上的消息呢？贾平凹是很钟爱这个名字的，他先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即以此名之，现在的长篇仍用此名，可见寄托之深。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想到了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想到了他的《雪国》、《千鹤》、《古都》三部长篇。在语词结构和命名方式上，《废都》确乎与之相近。诚然，《废都》的内容与川氏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作家的气质和情调上呢，就不能说没有沟通和默契了。贾平凹崇尚川端康成是众所周知的，但与其说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着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气质阴郁，凄婉，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之中，终至于自杀。贾平凹当然没有感伤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中的孤独、自悲，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未必不是一种连作者也不自觉的偶合。
由书名而提到川端康成，并不是出于索隐的兴趣，而是想探知贾平凹何以会突然写了《废都》。有人说他走火入魔了，无法理喻他创作此书的动因。的确，《废都》在贾的创作中前所未有，这倒不在他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于剖露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彻底的绝望。我倒不认为作者自言的“痛苦”有何矫饰，或竟以痛苦为幌子诲淫诲盗，更不以为作者是被金钱煎熬，早早打定了赚钱的主意。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贾平凹，真实的贾平凹确实被痛苦的重负折磨着，无法解脱。他在《后记》里说，这些年来他的个人生活可谓大故迭起，灾难旋踵，疾病、父丧、亲亡、离异、官司、流言……使他深怀悲抑，觉得“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其实，关于他的名人之累，本能之困，找不到精神归宿之苦，他还没有细说，像丧亲和离异之类，倘若放到平常人身上，大多自认晦气罢了，放到脆弱而感伤的贾平凹身上，就可能影响和触动他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情绪反应。我们推想他因自身遭际的不幸特别能品尝川端康成式的悲凉，特别沉溺于颓废美，大约不是毫无道理。
其实，这些终究只是外在的、直接的诱因，真正深刻的根源早就存在于他复杂的创作个性中。他的创作从来都在两种倾向之间摆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这两种倾向是：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着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等的对立。就他的小说而言，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的历程。早期的《山地笔记》，单纯稚嫩，清新流丽，追求的是乡野的自然美，心灵美；后来，他阅历渐深，流露出困惑、迷惘的情绪，遂有《好了歌》、《沙地》、《二月杏》等作；八十年代中期，他以《商州初录》发端，以长篇《浮躁》为其总汇，中经《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介入政治经济变革，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精神为人称道，将现实性与文化寻根巧妙融合；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由热情转入冷静，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悲剧意识增长，连续发表了《冰炭》、《黑氏》、《古堡》等作；近年来，他的心态有些紊乱，笔致飘忽无定，既有《太白山记》式的诡谲神秘，又有《美穴地》、《五魁》式的土匪系列，到了中篇《废都》再到长篇《废都》，他的精神逐渐被一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沉沦感、悲伤感所左右。从这样的简约回顾中，不难看出他的摇摆幅度之大。这使人真想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贾平凹更真实？窃以为，写《废都》的贾平凹比写《浮躁》的贾平凹要更真实，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废都》式的悲凉和幻灭，早就在他的心胸中潜伏着，若注意他的散文《闲人》、《名人》、《人病》诸篇，可发现《废都》的雏形和胚胎。当他晚近的创作中出现了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以性意识为焦点、以女性为中心的突出特点以后，其悲剧意识和幻灭感就愈发浓重，终以《废都》的方式来了个总爆发。所以，平心而论，《废都》的创作实为贾平凹创作发展的一种必然。
除了外在的刺激，内在的积聚，还有一个因素对《废都》的创作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贾平凹有股自我作古的勇气--不管这种勇气正确与否，理智与否，他所怀抱的这股勇气毕竟是真诚的。他在《后记》中说，他看不起他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他发现哪里有他过去的书，就“赶忙走开”，“脸烧如炭”，深愧自己不过是“浪得了个虚名”。他说，往日企羡的什么词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而真正称得起“千古事”的文章，并非作家的杜撰，而“属天地早有了的”，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如冬雪夏雷、四季转换般自然，如上帝无言般大朴。《废都》，似正属于他向这种境界挺进的作品，故贾平凹称为“惟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贾平凹的见解有无道理姑且置之勿论，仅从作品来看，他确实在大力扫荡“杜撰”、“雕琢”、“机巧”，让生活与灵魂尽可能本色地袒露，尽力追侔“天地早有了”的境界。曹雪芹批评干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决心“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地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是出于一种潜在的使命感；贾平凹虽无法与曹公同日而语，但他的自我否定，是否也是一种类似的冲动？“洗尽铅华悔少作，屏却丝竹入中年”，《废都》之作，不仅是为了宣泄一时的苦闷，对于时时梦想着走出商州，写出高境界大作品的贾平凹来说，他自有其内在的信念。他做好了“任人笑骂评说”的准备，对他揭示的心灵真实充满自信，他不顾忌家人会怎么看，朋友会怎么看，人们会怎么看，大有豁出去的决绝。一向胆怯、羞涩、淡泊自守的贾平凹，执着到这等程度，真不知鼓了多大的勇气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