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虚心听取其他朋友提出的忠告，改正某些技术上的错误，或纠正其风格问题；有时还与朋友们共同研究问题，当然该坚持的他也坚持。
“一部小说是怎样诞生的？”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跟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谈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其作品的读者也很想知道他的小说是如何写出来的。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也并非易事，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了不少时间向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来阐明它。为了便于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以《爱情与魔鬼》、《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例，深入浅出地阐明在写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以此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一部小说如何构思，或者说写这部小说的灵感由何而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这个问题对每个作者来说都有每个作者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有从感觉也有从形象引起来的。”
“《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其写作灵感是由形象还是由概念引起的？”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说，写作《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灵感，是由一个长着长头发的女孩的形象引起的。“一天，我突然想，对于这样一个女孩我能写点什么呢？为什么要写？当时我还有印象，这是突然冒出来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我的方法是把它放在记忆里，我不作记录，因为如果作记录的话，我就不知道是多么对它感兴趣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说：“我把形象放在脑海里，继续存在下去就是真正对我有用的形象。形象可以使我突然由《霍乱时期的爱情》联想到，那个长着长头发的女孩可能是属于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城市，即卡塔赫纳。当我写南美洲的将军时，在调查时想，波利瓦尔逝世前去了卡塔赫纳，而卡塔赫纳当时是怎么个样子？我发现在那个时代的卡塔赫纳，狂犬病是非常普遍的。于是，就使我发现了这部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跟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讲的上述一席话，把《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写作灵感说清楚了。那么小说的场景为什么放在一家商场里，长头发女孩为什么会患狂犬病呢？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这样说：
“小说发生在一个商场里，是因为玻利瓦尔逝世后，他的尸首就放在这家商场里。据说，玻利瓦尔是因患狂犬病而死的，因此使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长发女孩应因狂犬病而死。后来我直接去玻利瓦尔住过的房子，也就是卡萨杜埃罗住的房子。对我来说，这所房子就是我写《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住过的房子。在我当时住的时候，房子的主人是卡萨杜埃罗。而那个因狂犬病致死的长着长头发的女孩就可能是卡萨杜埃罗侯爵的女儿。”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口气谈了女孩为什么患狂犬病，以及她可能是卡萨杜埃罗侯爵女儿的原因及其他，把《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轮廓勾画了出来。但是，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动笔写小说。当他写到150页时，他从头读一遍后，还不知道向何处发展
就小说《爱情与魔鬼》写到150页不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写小说时，是否完全知道这部小说的发展和结局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可以预见到小说的结局的，尽管在写作过程中经过多次修改
当谈到《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次要人物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说，次要人物的轮廓不像主要人物谢尔瓦·玛丽亚和卡萨杜埃罗侯爵的轮廓那样清晰，但是使他感兴趣的是多明加·德阿德文托，一个黑奴。她抚养了谢尔瓦·玛丽亚，她也是奴隶中的中心人物。她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兴趣的是，他觉得她像众多热情的加勒比文学中的黑奴，如出现在《生的权利》中的黑妈妈及其他小说中的黑奴一样。“因此，我使她不胖，也不是热情的，而是苗条和严厉的。”
《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卡耶塔诺·德劳拉和谢尔瓦·玛丽亚。当达里奥·阿里斯门迪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到德劳拉与这位12岁的女孩子的爱情时，阿里斯门迪说，一个12岁的小女孩是很妙的，她最后爱上德劳拉。“您碰到过类似的事吗？”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没碰到过类似的事。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的爱情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因为在一部现代小说里，不去谈论爱情，读者也会注意到他们疯狂般地恋爱着，正如他们跟我说的那样。我不想在书中说明，如果在书中说明了，那么这本书对我来说就失败了。但我希望是读者自己发现的，读者自己理解的直至这部书对真正的爱情会起作用。”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还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德劳拉为什么不愿意与女孩谢尔瓦·玛丽亚做爱，尽管这个女孩很爱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因为德劳拉是个伟大的天主教徒，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真正天主教徒，同时也是个好人，可以想像出他是18世纪的主教。“我是以读到的当时的书来塑造德劳拉这个人物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中，他还塑造一些光辉的人物，如阿夫雷努西奥，他是位医生。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情与魔鬼》是一部很严肃的书，“我喜爱它这样大小，我也明白它是我最好的书这部书完全符合历史”。
在回答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关于书中的人名是从哪里来的，所有的人名都是收集来的吗”这个问题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悦：“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读者经常提出的问题。胡安·鲁尔福说，他的人名都是取自公墓。”
“您的人名来自哪里？”阿里斯门迪又问。
“我在家里有整个海岸村庄的所有电话地址，我就是从电话簿上取的人名。但这里有一种细致的工作要做，这些名字必须与时代相符合，我相信这些名字符合于时代。”
在谈到小说《爱情与魔鬼》的语言时，他说，语言的创造要与书的环境相一致；如果想使读者信服，把读者带到18世纪去，语言必须与18世纪的环境相一致，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文化与人文情况。当然首先要注意人物的对话，因为在18世纪人说话的频率比现在快
当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12岁的女孩而不使她更大一点时，他反问阿里斯门迪：“相反，为什么她不更小一点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解释道：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12岁还大了一点儿。于是，他找出了正确的成熟界限——18世纪为12岁。因为在18世纪有一种习惯，孩子们结婚都很早，比现在早得多。现在情况逐渐改变了。所以说在当时12岁已经到了结婚的界限，也是有说服力的。
12岁的谢尔瓦·玛丽亚以给她驱魔的名义被送到修道院里监禁起来，她经过了各种折磨，直到绝食，最后为爱情而死。
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谢尔瓦·玛丽亚在修道院里住了多长时间才死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不知道，他在写作时，并不确切地知道玛丽亚在修道院呆多长时间。但是他说可以阅读资料加以查明。他很小心，他把这个问题放了几个月。“现在我回忆起来，曾有某种类似现象：我了解玻利瓦尔的生活是从档案中得知的，也有一些是从我喜欢的书中知道的。我一贯对玻利瓦尔的个性感兴趣，当我决定写南美的将军时，我知道，如果不进行深入地调查，就不可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对玻利瓦尔的调查是通过他的信件进行的，因为他的信件从某方面来说，比他所有的演说都重要；我通过他的信件研究他的个性。我写那部书时，可以和任何学术单位研究，与任何玻利瓦尔主义者平等地讨论，所以我就写完了书。今天我完全不用记任何资料，我用电脑工作，更方便了，我理解得更好了。我可以从电脑的硬盘里得到所需的材料，因此就解决了写《爱情与魔鬼》时遇到的问题。现在，我想做点其他事，我在写回忆录”
当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现在想写点什么时，大师向他发表了长篇谈话，主要介绍他正在撰写的回忆录的内容，而尤其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大师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
大师对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说：
我正在写的这部回忆录，仿佛《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本很大的书，持续很长时间，费了我很多劲，我写得很慢。我发现，有些时间，没有关键的事可写后，再去写，心就冷了。因此在两本书之间，应该有点东西保持手热。很久以来，我一直这样做，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当时就给报纸的专栏写文章，在很多报纸上发表，我的手是热的。有时候写《霍乱时期的爱情》，当《霍乱时期的爱情》写完后，我的手冷了。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在两本书的中间写回忆录呢？我就开始写，但是，某些时候我发现，我将写下去，直到留下一块白纸，以便让某人写它的整个结尾。但又觉得这是长的，令人乏味的。我记叙一切，我有权叙述荒唐的记忆，比记忆更多的是谈朋友，谈我认识的人士，但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谈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到怎样成为一个作家时，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插话问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已经做好写回忆录的一切准备工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不需要多的研究，没有大的障碍，也没有清规戒律，没有大的惊奇。我对生活已经有相当研究现在是题目问题，内容当然有童年的一章，主要包括新闻、电影、爱情、朋友、广告，还有其他一些。我的想法是，当我写到大约350页时，尽管只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也将发表。我将着重谈新闻，因为新闻是我的生命，回忆的主角是我”
在谈到他的书的出版情况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无感慨地说，他的书跟政治、国家方面没有大的关系，但同样书也沾满铜臭。“几乎我将会有密码书了，因为在我的书后都跟着一个出版者，他将得到使他有兴趣侦探的东西。此外，在我的书中没有一行不符合真实。”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提出的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即书中的哪些人物更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时，他幽默地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小部分。但我想，又没有一个像我们真正小说家的人物。我用心来工作，我想，惟一的真正的人类经验要是有的话，基础是用内心来表现形象的，人物就是这样的。”
费尔南多·博特略是世界著名的哥伦比亚绘画和雕塑大师，他在制作一幅画作之前总是要绘草图的；就此问题，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询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一本书之前是否要作笔记、记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举《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例回答达里奥·阿里斯门迪的问题。
他说：“我不作笔记。可我以前曾做笔记，是记在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上，但后来这个笔记本却找不到了。以后我就不再作笔记了，如果有感兴趣的资料就把它记在脑海里。如果作记录，就记录核对的要点。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件轶事，其实是一个章节我说的是有关胡韦纳尔·乌尔比诺的一个秘密爱情故事，也就是这位医生和黑女人巴尔瓦拉·林切的爱情故事。巴尔瓦拉·林切是一个人物，仿佛《爱情与魔鬼》里的多明加·德阿德文托一样”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巴尔瓦拉·林切这个人物联想到什么样的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很久以前，我就想这样的美女应该是黑女人，而巴尔瓦拉·林切就是。”他自己作了回答。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当巴尔瓦拉·林切结婚，去了她侄女的庄园，把胡韦纳尔·乌尔比诺留在城里，这位医生就由于爱情没有达到目的而发疯了。这是巴尔瓦拉·林切的爱情故事，本可以作为完整的一章现在一切都完了。这部如此复杂包括这么多内容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已出版十多年了，现在最好把这一章忘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他在写《百年孤独》时，就完全凭借记忆，没有资料。写出这部举世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当然花了作者很多心血，可见这位文学大师的记忆力是何等惊人。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他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创作几部重要的小说时都听过哪些音乐，这些音乐对他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达里奥·阿里斯门迪作了如下回答，他说：
“我在创作时发现，沿加勒比海的民间音乐是文学的源泉之一。我在很小的时候见过的第一个民间艺人来自外省。他来到阿拉卡塔卡后，便叙述他那个地区的消息。我记得他坐在地上，把拿的一种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乐器或其他什么东西。我就留在那里等着看看他要干什么。不一会，那个人开始讲一个历史故事。他还说自己怎么能讲，怎么能唱，通过讲与唱怎样知道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家和其他的人们。
“但是，当我写作时，特别是我正在写某一本书时，我只听一种音乐，或者某首乐曲，并非有意识这样做。我所喜欢的是，在这个时候音乐与我正在写的书有关系，这是合乎逻辑的。
“《家长的没落》是我所写的书之中最难写的一本，我每天都写还花了7年时间。当时我听了非常多的音乐。
“当时，我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仍然在听创作《家长的没落》时爱听的音乐。当这部书发表后，来了两位音乐方面的伟大研究者，两位女朋友。我并不认识她们，她们希望跟我谈一谈，我答应了。她们用乐谱证明，《家长的没落》朗读起来就是钢琴第三协奏曲作品本身。而我从来没有掌握钢琴第三协奏曲然而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之一是，当我写《家长的没落》时，我经常听美妙的钢琴第三协奏曲。这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