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在元朝的时候，由于地位及身份的关系，无法公然经商。虽然忽必烈屡有赏赐，再加上积聚了一批财宝，但他们当时向忽必烈保证要重返大都，也无法带回大量的金银。回国途中，由于重任在身，自然不可能在各个港口从事贸易活动。在特列比宗时，他们又遭劫丢失了大部分行李。因此，回到威尼斯之后，三个人都不是很富裕的，而且为此也无法向人们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
1269年，当尼可罗和马飞阿回到威尼斯时，马可已经15岁了。在此之前，我们很难了解他的成长过程，他受过什么教育？是否有过从商的训练，像他的父辈们那样？性格发展如何？
1271年，马可随父亲和叔叔到东方去时，他对这次出行的意义和目的并没有很深的了解，毕竟他刚刚满17岁，只是因为不愿和父亲再分离，再有点年少的好奇，促成了此次东方之旅。
波罗一家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否则不会和教会的修道士有很密切的联系。尼可罗和马飞阿兄弟俩首次去东方时，就和多明尼哥修道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次再次东行时，教皇所派的两位修士都是属于这个教会的，这并非是一种巧合。也正因为此，教皇才会专门召见这三个俗人，并破例为之祝福。
多明尼哥修道会是西班牙加斯底拉的多明尼哥于1216年所创立的“说教道会”演变而来的。这个修道会和弗朗西斯哥修道会一样直属于教皇，具有打击异端、对外传教的特权，修道士们为罗马教会而从事各种探险和搜集情报工作。但当两位修道士因惧怕战乱而临阵脱逃时，尼可罗、马飞阿带着马可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使命。三个俗人如此忠心耿耿地为教皇服务，可以说他们和在此之前来的蒲朗嘉宾、鲁布鲁克等人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而且演得更精彩。
马可并不是一个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但他聪明好学，很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对各种事物的感受性很强，好奇心也很重。开始，年轻的马可不完全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当他看到父亲和叔叔的认真态度后，慢慢懂得了所负使命的真正含义。他用自己的双眼认真观察所看到的一切，并详细地记录下来。否则，光靠记忆是无法记录下如此广泛的内容的。
马可·波罗的叙事繁多，组织庞大，说明各地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动植物以及各民族的文化、历史、风俗等等，尤其是各地的物产，像宝石、珍珠、香料、纺织品和物价、通货制度等等，这些正是西欧人特别感兴趣的。当然，作为教皇的使节，他们三个非常注意各地的宗教情况，在马可单独出行时也是如此。而且越接近元朝，对基督教徒的调查越加详细，书中记录了巴格达和撒马耳干基督教徒的殉教和产生的奇迹、西域的聂斯托利教派、镇江的教堂、印度马八儿的圣·托马斯基地。西欧人颇为关心的汪古多部族的基督教约翰长老，马可也作了探访，尽管他听来的消息是错误的。
马可聪明、机敏、坚忍不拔、勇敢顽强，最可贵的是，他具有客观的态度，这是后世史学家们极为推崇的。这一切在马可为我们留下的惟一的一样东西——《东方见闻录》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马可是个客观的观察家，但他对伊斯兰教仍有轻视之意，这是他的身份和信仰所致。
由于资料的极度匮乏，马可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无法解开的谜。
关于马可本人，并没有留下什么资料，惟一的办法，就是结合当时的相关史料，从《东方见闻录》中去挖掘推敲。即使这样，我们依然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因为在书中马可很少提到自己。
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时候，到底住在大都的什么地方？
尼可罗和马飞阿在元朝17年，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马可在元朝有没有结过婚？
马可在元朝由青春年华走到了中年，没有理由不结婚。定居在元朝的一些回回人等都结了婚。况且忽必烈如此赏识他，不会不为他婚配。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马可有妻子，因为护送阔阔真公主去波斯，只能将妻儿老小留下，以取信忽必烈，后来，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又逢忽必烈去世，加上尼可罗和马飞阿已近老年，自然不会再去大都。这就难怪马可回家后一直苦恼不已了，而他又不敢说出这一切，他娶了一个异教徒，最后又抛弃了她，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原谅他。
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此次出使有始无终，他们没有向教皇复命，因为丢失了信件无法前去面见教皇。这对他们是非常遗憾的，也为其带来了许多冷嘲热讽。
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解之谜，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其根据主要有：
按照马可的记述的行进路线，他们曾二次越过长城，但在书中对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建筑视而不见。
另外，马可在中国17年，竟然会不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
遍查元代史料，常有其他传教士和西方人来大都的记载，却不见马可他们的踪影。在扬州的史料中，也见不到马可在此为官的证据。梵蒂冈的教会档案中，有贵由给教皇的复信，但没有忽必烈让尼可罗和马飞阿代呈教皇的信件。
此外，《东方见闻录》还有一些错误之处。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东方见闻录》是依据曾经来过中亚和元朝的商人们的讲述写成的。
但是，绝大多数中外史学家都相信马可·波罗曾经来过中国。实际上，马可自己也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马可行进的路线和当时的中西交通网完全一致。书中所记载的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各地的情况，基本符合事实，尤其是不少细节很真实。比如，蒙古人对犯盗窃罪的人，根据所盗物品的价值和盗案情节的轻重，分别施以七、十七、二十七…… 或一百零七次杖责，这和元朝法律完全相符，不是身在朝中是很难了解到这些独有的情况的。还有，镇江城内所存的三座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堂，也实有其事。另外，像云南的物产，货币使用情况，金齿部落的纹身和男子坐月子，以及当地以妻女待客的习俗，不身临其境，根本无法知晓。而当时云南极为偏僻，又不是通商口岸，西方人是不会到那里去的。
尼可罗、马飞阿、马可奉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前往波斯一事，在汉文史料和波斯典籍中都找到了有关记载。其伊利汗使臣的姓名和经过情形毫无差讹，如果马可他们不是亲身经历是无法知道的。《经世大典·站赤》中记载着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使者兀鲁■、阿卜失哈、火者率人出使诸王阿鲁浑汗，要求发给祗应一事。拉施都丁《史集》关于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当合赞到达阿卜合儿时，先前“阿鲁浑汗派到大汗处去娶已故卜鲁罕合敦之族女为妃的使臣火者及其使团，携带阔阔真合敦以及中国的珍物来到这里，合赞汗遂驻跸于此并娶了阔阔真合敦。”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另外，蒙古统治者他们只有三件大事：一征战；二狩猎；三宴飨。研读《东方见闻录》中的元朝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可记载的也主要是这些内容。书中也可见到马可对狩猎是极为精通的，这也是一个旁证吧。
至于书中不见长城一事，西方人不知道元代的长城已经残破不堪，马可一行前后二次经过的关卡都是交通要道，更不可能保留完好。现有的长城是明清二代陆续重加修缮而成的。
印刷术等不见载录，并不值得奇怪。马可临终前就曾说过：“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自然会遗漏掉相当一部分内容。
马可精通波斯语和蒙古语，但他对汉语一无所知。比如，中国民谚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在马可的笔下，他望文生义地作了一番解释：苏州的名字，就是指地上的城市；杭州的名字，是指天上的城市。由此可见，他对汉语知道几分了。由于语言的限制，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在大都的社交圈非常狭小，仅限于一些蒙古人和回回人。这对于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有很大的障碍。如马可称南宋为“蛮子省”，这是蒙古人对南宋王朝的蔑称，他也照搬不误。
《东方见闻录》的笔录者鲁斯梯谦在序言中曾说过：“凡是书中所叙述的，都是马可·波罗亲眼目睹的，也有一部分是听来的，本书述事确实，毫无虚伪，听这本书和读这本书的人，应信其真。”
弗朗西斯科·比比诺将《东方见闻录》译成了拉丁文，世称“比比诺书”，他距马可去世时间很短。比比诺在序文中也说道：“谨慎、有荣誉感，而且最真挚的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
马可的朋友们都为他作证，指出马可的德性不容怀疑，他绝对是个诚实的人。
马可的叔叔马飞阿在临终前，还对忏悔教士说：“这本书绝对是真实而不容置疑的。”
当然，《东方见闻录》中有一些错误。最大的漏洞就是关于攻克襄阳一章。书中记载，居留皇廷的尼可罗和马飞阿两兄弟知道攻不下襄阳之后，立即觐见皇帝，奏请皇帝准许他们制造一种西方人用的机器。这种机器能投射重达112公斤的石头。如果使用这种机器，可以毁掉这座城市的建筑物，砸死居民。大汗大喜并准奏。他们召来最优秀的铁匠和木匠，有些是聂斯托利基督教徒。造好的投石机运抵襄阳城下，几声巨响后，城内房倒屋塌，守军吓得惊恐万状，终于举城投降。两兄弟的创造力取得了神奇的效果，因此在大汗及大臣们心目中，他们身价百倍，信誉倍增。
实际上，在他们来到大都之前，襄阳城早已被攻破。在攻城中，回回炮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回回炮是用杠杆原理将火药包抛射出去，这是西域人亦思马因所献，和尼可罗他们毫无关系。马可想为在书中不常出现的父亲和叔叔增添一些光彩，不料弄巧成拙，也可见马可的一点虚荣心。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东方见闻录》仍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是研究元朝历史和地理、文化的重要典籍，它为欧洲知识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为欧洲人正确认识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真实情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东方见闻录》在社会、地理、自然环境、动植物、民族、宗教、古文明、语言等学科上，具有极高的价值。
可以说，马可·波罗在当时架起了欧亚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
历尽劫波话沧桑，赢得不朽身后名。
永远的马可，苍天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