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科幻课程，并从2003年开始招收科幻专业硕士研究生，尤其是《三体》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引发了科幻的阅读、出版热潮，科幻小说跃跃欲试的眼看着似乎就要从小众的圈内文学走向了文学界主流，走进社会公共视野了。但不管怎么说，科幻在中国的影响力，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直到今天，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似乎国际科幻界也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当然，总还是应该相信未来，只不过这个未来实在受制于过去的历史。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我们当时就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科幻作品产生……那么，今日中国科幻的命运将完全不同。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8日
13 山河判断不在俺笔尖头
2005年底，“口述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写作形式正有燎原之势。隶属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的《中华读书报》版面调整，决定增设“人物”专版，由赵晋华老师负责编辑。印象中领导王小琪对这个版很重视，有事没事逮着人就商讨要采访谁，怎么取得独家照片，特意购置了采访设备，计划刻录光碟作为历史资料，总之，野心大大的。当时定下的大方向，是“口述人生”、“口述历史”。
其时，我刚转行进大学教书，大把空余时间，便回报社“再作冯妇”，加入了采写的行列。第一个访谈的是杨宪益，他是个“欢喜的长者”，也是我最喜欢的长者之一。记得那天阴冷，赵老师抱了一捧百合花，摄影师陈一村扛着家伙，我们三人一起绕进后海的小胡同，敲开了那扇斑驳红漆的木门。
就这样一个一个写了下来。我请他们从自己的童年和父母开始说，说他们的人生、经历的历史、身边的人和事，还有他们的感慨、成就和自我评价。他们说，我记录、整理，再请他们审稿、修改。这些构成了《山河判断笔尖头》一书的主体，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少数几篇我应别的报刊之邀写的人物稿。
几年后，因为反响尚可，又在台湾推出了繁体字本。秀威公司本着“在台湾有知名度”的原则确定人选，从《山河》一书的23个人物中选了十来个，与我写的另外一些人物访谈合成了《书斋谈往——现代中国二十学人的口述人生》。
所以，《山河判断笔尖头》和《书斋谈往》两书都是由《中华读书报》孵化出来的，它们是读书报的孩子，只是寄养在我名下。早些时候，《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的吕文浩、丁杨、咸江南、陈香等众多编辑的工作成果，由王洪波编成《思想的背影》（青岛出版社，2008年）出版。它和我名下的这两本书不过证明了一点：《中华读书报》不仅是文化界、读书界的旁观者和报道者，还是书业的制造者，可以参与到当今文化的书写和记录当中去。
至于我个人，之所以与这本书有缘，只在于我喜欢人物访谈这个工作——因为我喜欢人。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却是事实。我喜欢在访谈中，两人对坐，散淡地聊，让过去的岁月慢慢搅和进当下的时光里。有时候，我会被光阴的故事卷进历史，品味不同人生中流露出的不同人性。有时候，我事不关己地“隔岸观火”，审视不同的人格和人品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在人海人潮中浏览不同的人面不同的人声不同的人心，在人间人世里阅读纷繁的人情纷繁的人事纷繁的人道。
每一次采访——我称为“读人”，都是好玩的经历，我读过一只手的叶廷芳、一条腿的江平，前者是因为天灾，后者是因为人祸。我也读过董秀玉的笑、资中筠的哭，前者是天理，后者是良心。他们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总结各自的人生智慧和治学经验，讲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故事，对于历史和现实给予“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评价。他们的话值得听听，因为有生命和智慧在其中。另外，对我来说，记录他们的口述，也未使没有太史公的难言之隐：“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我自然也清楚，他们不可能对我完全开放，他们的讲述多少总是有选择的，有意无意也是有目的的。这曾经是相当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将全部的力量用来跟他们较劲，试图刨开他们惯常对人说的那些浮土语言，掘出心灵岩层下深埋的秘密，甚至冒着惹毛对方的危险，提各种尖锐的问题。但总不能满意，“绝对真相”总像早春的草色，“遥看近却无”。
很久以后，我才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甘心成为不可知论者。但是很可能，我先前追求的那个客观的“绝对真相”，那个客观真实的人，不过是“物自体”而已。我怎么可能描绘尽自在之人呢？他们那么复杂、幽深、多棱多面。而且，时间之流中，一切“真相”都只是瞬间，瞬间之后，既成历史。历史只能以“被回顾”的形式存在，在历史被口述时，“现在”总会加于“过去”而显现。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人的全部历史，也就是此刻的他。
所以，我所谓的读人，不仅是使劲地挖他们，听他们说什么，还包括了咂摸他们为什么说这些。一个人回顾自己的过去，追思自己的父辈祖辈时，他们当然会再现过去的景象，但也一定会用今天的认识加以解读和诠释。体会这一点，是“读人”和读历史的趣味之一。这个趣味，不是讲述者提供的，而要读者自己去完成。当然，这种趣味需要别的材料来支援，比如其他途经的说法、不同人不同角度的诉说和评价。没有一本书是单独有趣的，也没有一本书能单独提供全部事实。历史是复式的。
编排上，我选择了年龄排序法，《山河》让最年轻的在最前面，顺着时间的台阶渐次进入历史的纵深。《书斋》则相反，从最年长的顺岁月之流而下。事实上，我个人能从年龄中读到几代知识分子非常明显的代际差异来，他们用各自的人生，书写了中国当代的知识历史。我想展示的，不仅是人，还是这些人构成的一种形式的历史。
一个必要的说明是，文章虽然是口述史形式（没有借助贾雨村君），但并不完全是被访人口述的话，因为口语直接整理出来，是根本不可能成文的。比如，“我就那个什么了，去他那儿，她也在，那么说，结果就这样了”，这里面的每个代词，都得换成名词。包括聊天中不确切的引经据典，言及的书名、地名、专用名词，都要事后核实了。所以，要删节、补充、调整，还要尽量保持口语的特点，很是繁琐。在这个加工过程中，部分被访人其实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修改，这是应该感谢和被记住的。（但另一句相关的题外话是，因为有了如许的采写经历，我对口述史这种形式是暗存疑虑的。）
我没有完全按照被访人的修改来定稿，与报上首发的内容也有出入。有些东西，当时限于版面的字数要求，忍痛割爱了，结集时得以“鸳梦重温”。也有的东西，被访人聊天中说了，回头审稿时，又不愿意公开，而这实在出于多余的顾虑，我是死心眼兼倔毛驴，结集时便酌情有所恢复和保留。当然，也确实有些东西，重要或者有趣，却不宜公开讨论，便直接“甄士隐”了。
总之，我要说的是，如果被访者发现这里展现的文章不是他审定后的版本，请原谅。我只保证：第一，我写的东西都是被访人确实表达过的意思。第二，被访人严格说明不能说的，这里面没有。当然，全部的文字都只能由我个人负责。
解释一下两本书的书名。写作《山河》时，我已届而立之年，却依然没褪尽少年轻狂，所以用自己顶喜欢的一句元曲小令，给结集取了个霸气却不合时宜的名字。巴邻·伯颜是元朝的开国大将，俘虏过南宋的皇帝和太后，所以敢大咧咧地说“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我不屑于“分破帝王忧”，但自认为在“得意秋”的写作中，很有些春秋笔法的褒贬在其中，所以借用来做书名。暗地里还念叨过“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现在想来，我采写的那些文化名人尚且未必能指点江山定乾坤，我除了倾听和记录，还能做什么？倒是读者和后人，需要和能够对文化的山河有所了解和判断。从这个角度说，书名还不算太过离谱。
到了台版出来时，我已年长知非，不敢狂言厥词了，请我的师弟姚彬彬代取书名。姚彬彬其实也是狷介狂人一枚，臧否人物不输于我当年，这书名却取得平实安详，可见他还是比我成熟有分寸。
最后还不得不道歉：《山河》的错字太多，实在是一大遗憾。连文章标题“江山预谋文武质”，都成了“斌质”。这与本书前后两位责编，杜非和文靖无关，是我生性懒散马虎，最后没有审读清样，是我对不起读者并祸害梨枣的地方。所以《书斋》的清样，我认认真真看了两遍，恐怕又把责编林泰宏累坏了。
《博览群书》2009年12期，题为《探求历史真实的趣味》
《山河判断笔尖头》，陈洁着，三联书店，2009年8月
《书斋谈往》，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