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那些在俄土争端中同情俄国人的反对党愤慨之至。当听到伦敦举行了反土耳其集会，韦斯敏特公爵和沙夫茨伯里勋爵为主持人，格拉斯顿及其他激进派要人也出席了时，她大发雷霆。声言“这是非法的，检察总长应该起诉他们！”面对政府的种种策略，她感到寝食不安，“朕感到万分焦虑，再拖下去就太迟了，会使我们永远失去优势，”“如果朕是一个男子汉，我将去把那些言而无信的俄国人狠揍一顿！我们不先打一场决定胜负，怕再做不成朋友了！”对俄国作战的建议受到前首相比尔的儿子，现任外相德比勋爵的反对。对此，维多利亚一而再、再而三以立即逊位来恫吓，威胁政府立即征战。她在给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信中说：“如果英国去俯吻沙俄的脚趾，朕决不有染英国的这一屈辱，而将放弃王位。”在另一封信里说：“这种拖延，这种犹豫不决正使我们失去在海外的威望与地位，而同时俄国却在步步进逼，很快就要打到君士坦丁堡之前了！届时政府将受到可怕的责难，朕亦将大受屈辱，如此朕觉得不如立刻逊位。要大胆啊！”她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呼唤了。她反复重申，“如朕前次所言，朕觉得无法再做听任国家去俯吻那个作为世界一切自由与文明之拦路虎的大蛮邦脚趾的国家元首。”
俄军打到了君士坦丁堡郊外，维多利亚如同热锅上之蚂蚁，她一天之内连发三封信要求开战。当得知内阁仅仅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加里波利之后，她宣称“自己的第一个冲动便是脱下王冕，因为朕觉得如果国家还是像现在这样子的话，再戴下去也毫无意思了。”
迫于维多利亚之压力，也出于迪斯累里自身骨子里扩张殖民主义之需要，迪斯累里罢免了德比外相，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奉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保守党人物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以强硬态度对抗沙俄。于1878年6月联合德、奥迫使沙俄一起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缔结了《柏林条约》，依据条约，英国从俄国人手里瓜分了大量从土耳其所侵占的利益。
这时，维多利亚的火气总算平息下来，而且另一个许诺又唤起了女王一个更大的梦想。索尔兹伯里在签署了《柏林条约》踌躇满志地回到英国后，他欢欣鼓舞地向维多利亚保证，她不久“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女独裁者。”
维多利亚红光满面，她朝着那更大的荣誉与尊严一步一步迈去……
三、“也许你该休息了吧，格拉斯顿先生”。
也就在这时，政治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迪斯累里在维多利亚面前游刃有余，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滑坡和国内社会改革却无能为力。作为保守党之领袖，他始终只与上层阶级密切配合，尊重基础稳固的机构与制度，敬重权威，珍爱过去的智慧，而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却极为不力，他的改革是盲目的，毫无计划的，事后的实行也极不彻底，其特性是自由放任而非集体控制。只有在取悦于特权阶级时，其改革才略有分寸。例如政府强调实施义务教育，那是因为英国国教教会所办的学校需要学生以便获得更多的经费。而与此同时，大英帝国在红极一时之后已开始走下坡路。经济增长速度极为缓慢，人们对生活感觉远没有以前那么自信。1879年，低廉的北美洲及东欧谷物造成了英国谷物价格的崩溃，英国农夫蒙受了重大损失，国内工人失业率又创新的纪录……
1880年的大选即将来临，迪斯累里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演说才能，他的激情仍然无与伦比，但是激情代替不了现实，也敌不过格拉斯顿的雄辩。在英国人看来，格拉斯顿的演说雄辩有力，大快人心。他对罪恶的公开指责如雷贯耳，他的理想主义十分高尚，他的品德淳厚，他对工人阶级的称许洋溢着感情，他对残暴的土耳其人的义愤令人敬畏，他对英国社会上层人寻欢作乐的抨击又十分严正。他的演讲词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时人竞相传阅，一睹为快。
结果十分清楚，在这次大选中，格拉斯顿以352票对238票的绝对优势击败迪斯累里，再一次成为英国首相。
这样一种结果对于正雄心勃勃的维多利亚来说无异于当头泼上一瓢冷水。她的尊严，她的梦想只有迪斯累里能理解，也只有迪斯累里能帮她实现。但是现在，那个瘦小而精干的老头不得不离开她了，而代替他的又是那个呆板可恶的格拉斯顿，那个对她说话像是对着一个公众聚会的家伙！
若干年前，正是在极度的失意中，她意外地迎来了迪斯累里。现在，她只能希望历史的故伎能够重演，迪斯累里·比斯肯菲尔德伯爵尽管年过七旬但仍旧精神钁铄，思维清晰，东山再起的可能依然存在。但是大选后不到一年，一个噩耗把维多利亚的希望击得粉碎，那个精明的老头忽然全身瘫痪不能动弹了，他一天一天地走近了生命之尽头。
她从奥斯本采摘了一些鲜艳的迎春花派人去送给那个曾给她信心与梦想的男人。她同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礼拜我本想来看您，可一想还是让您静养，不说话为更好。我求您好自为之并服从医生，当我们从奥斯本回来的时候，我会来看您的，那不会是太久的……”这些安慰，与其说是安慰一个行将结束生命的老臣，不如说安慰那个愈来愈感失意的女王自己。
但是，女王的“不会是太久”的许诺也无法挽留住迪斯累里的生命。1881年，74岁的迪斯累里在自己的卧床上最后一次蹬直了自己的身子，然后一动也不动了……
格拉斯顿又风风火火地走上前台。还是那些改革，还是那副过分恭敬的面孔，维多利亚依然无法容忍。只是这一回已不同于六年前了，那时维多利亚是内外交困，而现在她的君王之信心已因迪斯累里的兴奋剂而空前高涨，而因为自己的公开露面，群众对她的怒言已不再那么强烈，她决心决不退缩与格拉斯顿大干一场。
一次意外的谋刺案使维多利亚在格拉斯顿面前找回自己的尊严。1882年的一天，维多利亚在温莎下了火车，正准备步行前去乘马车的时候，一个名叫罗德里克·麦克莱思的青年从几码远的地方朝她开枪射击。就在麦克莱思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位忠于女王的少年用一把雨伞击开了麦克莱思的手臂，子弹还未出膛，罪犯却被立刻捉住。
在女王的整个一生中，她前后遭受了七次谋刺。都是青少年所为，但前六次他们的动机显然不是真正的谋刺，因为他们的枪里都没有装上子弹，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好奇与冒险。正因为如此，184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伤害女王的图谋为轻罪，处以七年的流放或是三年以下带苦役或不带苦役的监禁——犯此轻罪者，由法庭自行处理，加以公开或不公开的鞭笞，至于次数及其采用的方式将由法庭决定，不得超过三次。自此以后的几次谋刺都是依据此法律处置的。例如最近一次，1872年一个叫做阿瑟·奥孔诺的年仅17岁的青年在白金汉宫用未袋子弹的空枪朝女王射击，他立刻就被女王的贴身侍卫约翰·布朗抓住，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和用桦树抽打20下。
但是当陪审团依据新法律对麦克莱思做出“无罪，只是精神失常，案犯将送交疯人院监禁，时间听凭女王陛下决定”时，维多利亚却极为不满，她大发雷霆，她质问陪审团，说麦克莱思无罪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分明是有罪的，她眼睁睁地看到麦克莱思向她开枪射击，而且那枪里装有真子弹。她感到这是格拉斯顿政府对国王存在的忽视与亵渎，她必须推翻这裁决以维护自身之地位与尊严。
女王看着她的法律顾问，希望法律顾问能帮她说些什么，但顾问只是无可奈何地向她提示英国的法律原则，说它规定不能随便判某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有犯罪动机。对此，维多利亚十分恼火，她反驳说，“如果那就是法律，这法律也必须改一改！”
“法律也必须改一改”，虽是气话，但这不正是女王维多利亚所倾向渴望之权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