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他们期待在墨西哥城的报纸上，看到有关飞机失事的大幅标题和照片，而且希望能读到有关飞机组员和其他旅客的情况，可是当地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猜想，其中必有蹊跷。因此，纽曼和克莱瑞丝拜访了机场经理。他的结论与纽曼一样：纯粹是驾驶员的过失。高度表校正错误，而且，他把黎明时分紧贴着湖面的雾气误认为是云层。他还告诉他们新闻界保持沉默的原因，墨西哥航空公司是政府的航空公司，几个月前刚刚发生过另一起重大的失事，只要有可能，公司总想掩盖这一事实，才不致吓跑观光客。之后，纽曼与克莱瑞丝租了一架由墨西哥人驾驶的“派普”小飞机，在失事现场低空徘徊照相。在阿卡普尔科畅怀游览一个星期后，他们回到马萨诸塞后，他向世界权威的航空杂志《航空周刊》投寄了一些失事飞机的照片以及一份简单报道。这家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和一张照片，标题为“在墨西哥的神秘坠机？”。在回家以后，医生为他捆扎了几根开裂的肋骨。
1967年6月，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够刺激的旅行。那时纽曼必须参加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这是两年一度观察世界航空新发展的盛会。他和克莱瑞丝从雅典起飞，穿越希腊去以色列和土耳其。飞机起飞后10分钟，驾驶员报告说：“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邻国爆发了战争。”他们乘坐的环球航空公司（TW A）的飞机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继续飞行15分钟之后，驾驶员又宣布：“我们改变了航线，现在飞向贝鲁特。”好啊！纽曼想，重游1939年到过的旧地该是多么地有趣！可是30分钟以后，驾驶舱里再一次宣布，整个中东地区爆发了战争，黎巴嫩已关闭边境和机场，他们的飞机在改变航向，朝东北方向飞往德黑兰。
两天后，刚好有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非定期喷气式货机，装载军用物资，从德黑兰夜航飞往特拉维夫，将于午夜抵达。纽曼和克莱瑞丝决定搭乘，并怀着好奇心，看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抵达了灯火管制的以色列的赖德（特拉维夫的机场），由于出租汽车的司机那时已去驾驶“谢门”重型坦克，他们只得搭乘荷兰航空公司飞行组员的便车前往希尔顿旅馆。希尔顿旅馆的人，除了一些老厨师和老女佣人，都应征入伍了。客人不得不自己打扫和整理房间。用餐也没有服务，在餐厅的大桌子上放点什么就吃什么。当以色列人谈到“总动员”时，在他们心目中真是不折不扣地只有一个“总”字。每个16岁至56岁的男性，以及18岁到36岁的女性，都应征入伍。只要他们不是哑巴、聋子或残废人，他们就得在12小时内穿上军装。每辆私人机动车和出租车都被征用。牛奶罐车变成加油车，用来支援战地的机械化设备。邮差工作由14岁的女孩承担，她们身穿卡其服，头戴邮差帽。
在特拉维夫发出的军情通报，对以色列人有利。通报声称，战争打响后几小时内，阿拉伯空军全部在阿国基地上被消灭。这消息事后证实无误，但据他们所知，阿拉伯空军并不是在“战争打响后”受挫的，而是在以色列提前三小时“先发制人”的空中突然袭击中被挫败的。当他们抵达时，以色列的装甲特遣队已经穿过了西奈沙漠，并跨越了苏伊士运河。单在埃及前线就有三千多辆苏联制坦克被掳获，俘虏已达到几万名。对于兵精马壮的以色列战争集团，惟一的真正反抗是来自约旦的阿拉伯联合军团。第二天，纽曼和克莱瑞丝住进了耶路撒冷的戴维国王旅馆顶楼朝东的一间房间，可以俯瞰旧城区和它的圆顶圣岩寺，有二千多年历史的老城墙，就在他们附近。他们居高临下拍摄到以色列工兵部队，用他们的推土机推倒已经占领的碉堡，驱赶阿拉伯军团的人。当以色列人拆除阻挡他们通往神圣的城墙道路上的铁丝网时，纽曼把这轰轰烈烈的历史镜头拍成影片（从1948年以来，犹太人是禁止在那里通行的）。两天以后，所谓“六日战争”宣告结束，纽曼向他的客户祝贺，并与他们的空军讨论了许多他所准备的问题。然后他们飞往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
谁说纽曼不能重返故土？ 1976年8月，民主德国共产党政府就纽曼所请，特许纽曼一家4口在纽曼的故乡逗留24小时，却又不准他们从西柏林驱车前往，他们只得从东柏林乘快车抵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他急于想让他的夫人和孩子，当然还有他自己，看看他父亲的羽毛生意还留下点什么，看一看他出生和在那儿长大的家园，他们实在是不敢奢望是否可能看到属于纽曼家族的痕迹。战后德国记录资料上说，他的家乡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在1945年3、4月间，德军预备与苏军的最后决战中，80%毁于战火。德意志的首都柏林——最后的剩余——仅在奥得河以西50里。
1939年纽曼离开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之后，纳粹、德国士兵、来自东普鲁士的难民群、前苏联、波兰军队和东德的共产党，接二连三地出没于1252年建造的古老的汉西蒂克城。他们这次参观的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1年之后，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产党）刚刚开始用现代的、俄国式的房子，以及一幢漂亮的高耸的大楼替换城市的毁坏部分。重建的班霍夫火车站与从前的几乎没有两样，人们还是必须走过铁轨下面的地道，经过厕所到站台，才能抵达曾有出租车等候的广场。在1976年，地道里仍弥漫着与50年前完全一样的辛辣的臭气。可是，却没有出租汽车。顺着山坡从火车站走到曾经是纽曼父亲的工厂旧址，需要10分钟时间，沿着山丘的一些房子不见了。其余一些房子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只有一部分得到修缮，1976年他们参观的时候，还正在用木板更换一些射击破坏了的窗户玻璃。
纽曼发现他自己越走越快。当他们最后走向古勃尼斯翠斯时，他简直是在他家人前面奔跑了。只有500尺远了！然而，一瞬之间，纽曼想他一定失去了理智。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同一扇旧铁门，同一幢四层办公楼房，同样的工厂，有高烟囱的动力房、汽车库，甚至一棵大的老栗子树等，样样都在那里，与他离别的时候一模一样。上下一打量，发现沿着厂房第四层楼标示的6英尺高的白底子黑字工厂招牌依然存在，这至少已有五十多年时间，但仍清晰可见：
N O RSSEUTSCH EBETTFEDERN FABRIKSIEGFRIED N EUM AN N .他想他正在做梦！
然后，他们走向城市的另一部分，纽曼的老家就在那里。他记得，从他们家步行至他父亲的工厂，过去需要30分钟，但现在似乎所有距离都显得缩短了，当他们转过弯抵达亨博特街时，只花了10分钟时间。那条狭窄的单行街道，一边原有的18幢房子中，有一半以上不见了，街道的另一边原来是树荫遮蔽的墓地，现在却已成为无人管理的公园。他们顺着街道继续行进，纽曼认错了他家的别墅，它隐蔽在树林深处，这些树比从前大得多了，他们的11号别墅仍显得高大和壮观，和以往65年一样，除了一侧遭受弹片破坏之外，其余部分均依然如旧。他的孩子们，在美国下雪天地上有几寸积雪时，就要求用汽车送他们去上学。所以他曾经对他们说：“美国孩子是被宠坏了，而他们德国孩子，不管天气怎样，总得步行30分钟去上学……”他的孩子仍然记得这些话，而认为他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他夫人抓住机会说：“爹爹那个时候腿短！”
站在他们别墅的栅栏门外眺望，高大的法国式窗户依然存在，甚至纽曼11岁时将玻璃射碎的汽灯，也还悬挂在屋前走廊中的杆顶上。正当他难以置信地凝视着这些情景时，一位年轻小伙子打开窗户向他们打招呼，他的叫喊声穿过前院，问他们在找什么。他邀请他们进屋里，他1917年出生时的蓝色图案墙纸依然裱糊在那里。那个年轻人与一位十几岁的姑娘在一起。当纽曼告诉他们他出生在这所房子里以及其余来的人都是他的美国家人以后，他们俩对他们都很友好。他俩正要带他们参观他们老家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走了出来。她听说他们是美国人，便辱骂他们，让他们出去并要他们从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
6年之后，纽曼和克莱瑞丝又回去过一次。那一次，他们从东柏林租了一辆H ERTZ汽车出租公司的俄国出产的LADA轿车，驱车前往。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有改观，城市里盖起了6幢摩天大楼，商店里琳琅满目，人们看上去精神焕发。纽曼和克莱瑞丝应邀在毗邻他父亲工厂的一户人家以及他家的别墅里做客，他们小住了几天，并且访问了他家乡波兰人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西部，由同盟国划归东德，东部划归波兰），50年代以前他曾在此学徒，那家汽车修理店仍在那里。
1981年，通用电气公司航空发动机分部驻北京代表，询问纽曼和他的夫人是否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部的邀请，给他们在北京和西安的航空技术大学做两次讲演，参观西安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厂，然后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服役和作战过的地方，中国驻美大使正式表示欢迎他们访问中国大陆。
1981年10月，纽曼和克莱瑞丝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47飞机，由旧金山飞往上海——他们在34年前曾经到过的中国东海岸的大城市，陪伴他们的人是一对可爱的美籍华人，他俩是他们在中国大陆旅行以及他在两所大学讲演期间的翻译。1947年他们离开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熙熙攘攘的城市，人力车、汽车、卡车、客车等等，车水马龙，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他们发现住在原来那些房子里的，是一些新住户，无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早晨6点钟，他们都在街头和公共场所做早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成千上万。1947年与1981年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量苦力拉的人力车以及私人汽车已无踪影。年轻的中国人，看上去愉快、整洁。他们感觉他们对美国人出乎意料的好奇和友善，他们所到之处总被他们团团围住。与中国学生、服务员、公共汽车司机以及家庭主妇交谈，发现他们全都和战前及战后乡下中国人一样善良。
在北京，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70高龄的“副主席”在大会堂设宴招待他们，他和纽曼还一起上了电视。纽曼夫妇参观项目是与所有旅行者一样，也是紫禁城、颐和园和雍和宫以及游览一小段开放的长城，他还在北京大学坐满男女航空系学生的讲堂里讲话。在西安，他们参观了寓言般的、难以令人置信的出土文物，公元前3世纪数以千计的实体大的秦始皇兵马俑。
纽曼在西安又对航空大学的教授与学生做讲演。他们从西安飞往昆明。1941年至1942年“飞虎队”的司令部，1942年至1945年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司令部全都设在昆明。那时候，云南省会只有15万人，现在却超过200万。四座美丽的城门以及城墙全被拆除，甚至景色如画的滇池也正受污泥和重工业排放物污染而丧失了美貌。只有两座高塔仍然耸立在那儿。当年纽曼曾在这两座高塔附近为云南民政厅长修理过“别克”牌汽车。观光旅馆正在兴建，六至八线道的马路还在施工，但目前却要通行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出于他的好奇，也是好意的安排，他去看了模范村里1940年他曾住过的家。那里从前是在昆明城墙之外，现在已纳入扩大的城区之内了，原来那些欧洲式小屋，已被隔成许多相等大小的小公寓，甚至“飞虎队”的营房，也被隔成公寓了。
他们乘坐一架俄国制造的飞机飞到秀丽的桂林，1942年至1944年，这个地方曾是他们抗日机群活动的基地，纽曼曾在那里重新装配过一驾着陆摔坏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桂林的中国人使他感到愉快。但当他知道新一代根本没听说过“飞虎队”的美国人曾在中国协助抗日，又使他意识到他已经老了。他们决定寻找白胡子老头儿，也许他们还记得“飞虎队”。千真万确，他们找到了两位记得“飞虎队”的老人，他们指点他们要穿过城市的哪一处，才能找到当年放弃了的美国战斗机战备机场。他们乘坐一辆由中国大陆司机驾驶的小型客车，当他们抵达现已长满草丛的从前他们的机场，并且定了定神，他发现了那个大石碾子。那是当年遭受轰炸后用砂石填补弹坑，用来碾平跑道的碾子。他还找到了现在空着的陈纳德将军的指挥所和掩体。当年，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飞行员送给他的一只小哈巴“蒂飞”，经陈纳德上校同意留在AVG的，后来一枚日本炸弹在附近爆炸，强烈的气流把它从那个掩体的炮口里震到墙上而折断一条腿。
经过几分钟的回忆，当年太阳升空、空中格斗、年轻的韩国籍妇女吉拉，还有他的零式飞机……冗长的沉思，他准备返回桂林市去。一辆敞篷卡车载着20个站着的青年工人，有一位年长的管理员坐在前面，辘辘驶来停在他们前面。工人们的领头人问他们的司机是否迷了路，翻译简单地与他们交谈了几句，大概是告诉他们的身份。卡车开走了，离去了几百码又停了一会，然后掉头回来。当这辆卡车徐徐驶过他们的时候，所有的工人翘起右手大拇指向他们致敬，并且喊到：“Di ng how，di ng how！”这一定是那年长的管理员告诉他们的，这是 1942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人对我们美国大兵友善的表示。顶好、顶好的声浪，又使纽曼回忆起当年在桂林的那些日子，他几乎感动得流下眼泪！
这次他们中国大陆的旅行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大陆比台湾落后很多年，需要很多努力才能赶得上。但2000年后，中国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81年他们到东京拜访了在石川岛磨重工业飞机发动机厂的日本朋友。战后，纽曼帮助重建该厂，这家公司25年以来根据转让的许可权，制造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这次邀请他们参观了他们稳健扩展的喷气发动机制造厂所增添的新式现代化的设施。总经理加内基洛·伊梅博士与他们共进西式午餐，伊梅博士建议他们沿着环境幽美的厂区散步，指给他们看一棵长得高高的新树，这棵树用绳索拉撑得笔直，而且用草绳捆绑着树干以防虫害和蚂蚁。树前有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上面镶着一块青铜牌，看上去像一座墓碑。纽曼没十分留意，但克莱瑞丝扯扯他的衣袖悄悄地说：“瞧那些字！”走过去一看，他才注意到那用日文与英文镂刻的题词：“为纪念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杰哈德·纽曼的友谊而种此历史性的银杏树。”
几乎同时，杰克·帕克偕夫人艾兰因飞往中国大陆访问了1个星期。他在通用电气公司里，在杰克·帕克领导下工作了21年，他们访问回来后，寄给纽曼他为一位白发高个子与他夫人拍摄的一张照片，他俩曾与帕克夫妇同机旅行飞往上海。啊！那正是W·兰荷恩·邦德夫妇的照片。邦德先生是那位44年前在香港帮助他摆脱英国人的美国人。
老旅行家永远不死——他们正继续飞行。1982年秋，纽曼和克莱瑞丝又做了一次环球飞行。他们从容地旅游，历时两个多月，他们在欧洲和亚洲他们所欣赏的一些地方停留。有一天，在东柏林南50里，他们租了两条爱斯基摩式独木舟，在普基雷河森林经过，他们轻松地划着，一
连划了几个小时。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将一直像这样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