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进行的同时，博尔顿和瓦特又对另外两个更难对付的对手杰贝兹·霍恩布洛尔及其合伙人马伯利，采取了法律行动。杰贝兹·霍恩布洛尔曾于1779年当过博尔顿—瓦特公司的发动机安装工程师。他看上去很有能力，但由于脾气很坏而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就连很随和的博尔顿都无法容忍他，于是只好把他解雇了。他后来在伦敦开了一家制造蒸汽机和其他机器的企业，并同那位似乎有钱有势的马伯利合伙经营。他们在1795年开始制造一种发动机叫做“摆式蒸汽机”，它是根据4年前克勒肯威尔的一名制锯人伊萨克·曼纳林取得的一项发明专利而设计的。这发动机有两个单动式汽缸，它们的活塞杆通过链条，与固定在架空摇臂轴上的一个滑轮两面连接起来。在这个摇臂轴的一端，有一个曲柄，这个曲柄通过一根连杆来带动旋转轴。这种装置同博尔顿和瓦特在兰开郡索尔福德的主要对手贝特曼—谢拉特公司所使用的那种装置非常相似，只不过他们不用链条和滑轮，而用齿条和一个齿轮来带动摇臂轴而已。贝特曼与谢拉特的汽缸是敞开顶部的，按照大气压原理工作，但是同霍恩布洛尔和马伯利一样，他们使用的也是分离式冷凝器。因此，显然这两家企业都侵犯了瓦特的专利权。
博尔顿和瓦特对霍恩布洛尔和马伯利的这场官司，于1796年12月由首席法官艾尔勋爵审理，其结果同布尔的那一案件一样，陪审团也确认瓦特的专利权受到了侵犯。这样一切都取决于这项专利权的有效性了，为了在这一点上进行试探，霍恩布洛尔和马伯利以原判错误为由要求进行复审。最后这场实力较量，是于1799年1月在高等法院进行的，其结果由4名法官一致裁定了这项发明专利的有效性。这场为时6年、代价高昂的法律战，就这样结束了。然而要是瓦特的专利在当初不用那样的措词，那就不会有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了。这当然不是瓦特的过错，因为他本来是打算要提交一份申请专利的详细说明书的，但是他的朋友威廉·斯莫尔和马修·博尔顿劝阻了他的这种做法。正是他们曾错误地说服了他，在专利说明书中只对原理加以说明，而对他打算怎样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发动机的制造则不做任何说明。在他后来领取发明专利时，瓦特没有再出这种差错。但是在这场长期的官司中，利害攸关的是他最初的发明专利，在很多人看来，博尔顿和瓦特能够打赢这场官司是极其幸运的。事过25年后，有一位专利法专家兼蒸汽机权威约翰·法里，曾做了如下的结论：
根据法院在审理其他案件时的普通惯例，瓦特先生的发明专利应该废除，因为他的申请专利的说明不充分，它只是提供了一系列作用原理的定义，而没有描述应用这些原理的方法。肯定无疑的是，要不是由于许多科学家作证，支持这份申请专利的说明书，说明照他们看来它是充分的；要不是由于瓦特式发动机的优越性在当时已经得到公认，并且在那些诉讼中，已经取得了有利于他的判决的话，那么，按照法院在审理其他同类案件的通常惯例，瓦特的发明专利权是不能单单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而成立的。
当最后打赢这场官司的消息传到索荷铸造厂时，人们喜不自胜，并放礼炮以示庆祝。小詹姆斯·瓦特得意洋洋地写道：
派出你们的哀乐队并让它去向犹大王国宣告吧：大尼尼微政权垮台了，让那里举国上下都披麻戴孝去忏悔吧！把这件事在加思城里宣扬出去，到阿什克伦的街头巷尾去谈论吧。马伯利和他所有的主子们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啦。
然而，就其前途而论，这项胜利却是徒有虚名的，因为此时，这项发明专利权的期限剩下还不到一年了。不过这一胜利确实能使博尔顿—瓦特公司收到很大一笔发动机专利税。因为这项发明专利权的有效性一直有争议，所以这笔收入也就长期拖欠着。然而，即使这一收获，也是付出了昂贵代价的。因为这场斗争不仅花费的钱非常可观，而且还使这家企业名誉扫地，在康沃尔情况尤其如此。康沃尔的矿业经理们在1800年这项专利权到期之前，被迫支付欠下的专利税款，但是从此以后，博尔顿—瓦特公司在康沃尔的生意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并且不得不把这块曾经被占领过的地盘，白白地让给别的发动机制造商，尤其是让给了应用高压蒸汽的伟大先驱理查德·特里维西克。
有几分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工程师的爱德华·布尔和杰贝兹·霍恩布洛尔却在法律上遭到了如此不应有的沉重打击，而与瓦特平起平坐的惟一的对手理查德·特里维西克，除了收到一项不被他放在眼里的禁令之外，反倒依然我行我素，没有遭到任何非难。在瓦特的专利权期满之前，他在康沃尔就有三台高压卷扬机在运转了。安装在库克基锡矿的那两台，都装有分离式冷凝器；第三台安装在多尔科思，为外排汽式，矿工们把它叫做山凹小绞车。所有这三台发动机使用的蒸汽压力，都在每平方英寸25～30磅之间。根据瓦特的信条这纯粹是歪门邪道。这显然触犯了瓦特的专利权。
当在布里奇诺斯的赫兹尔丁铸造厂开始为特里维西克制造高压旋转式发动机时，在索荷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惊，因为康沃尔的这位伟大的工程师，似乎将到他们的家门口来挑衅了。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专利垄断的武器来对付他了。博尔顿和瓦特似乎已决定发起一场宣传运动来强调高压蒸汽的巨大危险性，这是反击的最好形式了。他们甚至还进行游说，想通过一项禁止使用这种发动机的法律，但未成功。在格林威治的一台特里维西克发动机使用的高压蒸汽锅炉，发生猛烈爆炸，造成4人死亡时，在索荷人们就更是幸灾乐祸了。这场事故完全是由于一个青年的无知造成的：这个青年在发动机操作工不在时临时顶班，他在安全阀柄上挂上了一把很重的扳手。但是，博尔顿和瓦特却从中大做文章。特里维西克在仓促中写给他朋友戴维斯·吉迪的一封信里，曾对这种攻击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他写道：
我相信博尔顿和瓦特先生将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诋毁，因为他们已经通过报纸和私人通信，竭力歪曲事实，大肆宣扬这次爆炸事故。
博尔顿和瓦特的这种做法的确能对特里维西克的发动机造成一种相当不利的偏见，并在短期内使他受害不浅。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却无法扼止技术舆论要转向反对瓦特谨小慎微做法的潮流。一旦使用膨胀高压蒸汽令人信服地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那它就难以被人们所忽视。博尔顿和瓦特也不可能使特里维西克改弦易辙，他很快又在科尔布鲁克代尔进行新的试验，而且使用的压力竟高达每平方英寸145磅。特里维西克的研究除了具有经济实惠优点之外，而且还表明利用高压蒸汽来制造一种轻便、小型、便于搬动的发动机是可能的，而这种动力装置则可以用来为陆地或海洋运输提供驱动力。
虽然特里维西克不仅从来没有能够在世界上成名，而且也摆脱不了不幸的命运，但他却完成了由瓦特开创的驾驭蒸汽的壮举。特里维西克于1810年回到康沃尔时，已是个倾家荡产、身体虚弱的人了，但是他却仍然不屈不挠地设法挽回局面，并且短短的几年内，他就为康沃尔带来了一场自从瓦特式发动机问世以来所未有的技术革命。他对瓦特式大型泵机做了改进，改装了新锅炉，从而使之能够以每平方英寸40磅的膨胀压力运转。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于是又在几台瓦特式发动机上增添了一个高压柱塞杆的机械装置，这种装置同他为赫尔兰矿安装的那种著名的柱塞杆式发动机上的设计相同。柱塞杆机械装置与横梁相连，这一点同霍恩布洛尔发动机上的那个小汽缸一样，从那里排出的蒸汽，再送到瓦特式的汽缸里继续使用。特里维西克就这样把这种瓦特式发动机改装成了复合膨胀式发动机，不过它比起霍恩布洛尔或伍尔夫所设计的发动机来要有效得多。
到了特里维西克在康沃尔进行他的这项工作时，瓦特已是一位完全退休的老人，而且离死亡也已不太远了。关于他是否了解他的这位后继人在康沃尔对他心爱的发动机所进行的这些改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如果他真的知道，那他当然是不会准许的。因为瓦特反对使用高压蒸汽的偏见，一直是坚持到底的。他在有生之年曾引起了一场动力革命，但是，因为满足于此，他便停滞不前了。他曾十分执拗地排挤自己的对手，因为他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由于他的发动机也像他本人一样渐渐衰老，因而两者都是注定要让位于新人和新机器的。
3 迟暮之年
如果说瓦特的青壮年是在拼搏中度过的，那么，瓦特的晚年，则是在财富和荣誉的光环里生活的。不过，人们在颂扬赞美他的同时，也难免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瓦特的发明给伯明翰带来了迅速发展，而这又是瓦特从哈珀山的摄政住宅迁出的原因之一。这座古老的寓所在他一生中最活跃、最成功的年代里，曾经是他的家，但是此时已陷于郊区建筑物的包围之中，而他也有财力来寻求一所更宽敞、更清静的住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于1790年在汉兹沃思荒原的希思菲尔德修建的那所新居，是由塞缪尔·怀亚特为他设计的。第二年在这片荒原上圈地，使他在住宅周围圈到了40英亩的土地。瓦特在这里种植树木，盖起了门房和温室，还有一个带围墙的菜园。然而，最终希思菲尔德这块地方也被大亨布鲁姆吞并了，但那是在瓦特死后的事情。这座房子直到1926年才被拆除，并在其基地上建起了别的建筑物。
当瓦特在1774年从格拉斯哥迁居伯明翰的时候，他曾带去了他收藏的大量工具、仪器和作坊所需的设备，其中有很多是他最初制造仪器时购置的。在此后15年，他虽然因全力以赴地忙于引擎事务而未能使用这些东西，但他却像所有真正的手艺人一样，把他的工具当成朋友似地珍爱，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保存在摄政住宅。当他最终搬到希思菲尔德后，他又同这些年轻时代的朋友重新打起交道来，而使他感到洋洋自得的是，他干起活来依然得心应手。在希思菲尔德寓所的厨房侧厅的顶层，是一个由一道窄楼梯通上去的低屋顶阁楼，这就成了瓦特的工作间。这间阁楼只有一扇长型窗，向外望去是一片灌木林。瓦特把他的脚踏车床和工作台，安置在紧靠窗户的地方，旁边放着他的写字台，周围的墙边放着屉橱和架子，那里收藏了他毕生从事工匠技艺，进行实验和科学探索用的各类器具：制作仪器的工具、标尺、两脚规、90度的圆弧镜、铸勺、熔罐和烙铁，吹管、蒸馏釜和化学仪器，以及收藏的化石、矿石和其他用匣子或罐子装的标本等。甚至连他最初在格拉斯哥艰苦奋斗时刻制凹槽用的那些特殊工具，也单放在一个抽屉里。阁楼上还有一个煤火炉来做某些试验用，但用它为阁楼供暖可不够，因此在大冷天，他只好作罢。
人们会感到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现在瓦特在经济上已很富裕，却不能在他的新房子里，找到一个比这间又冷又暗的阁楼更好的地方，作为他的工作室呢？答案很简单，这位伟大的工程师怕老婆过分的干扰。瓦特的这位后妻虽然勤勤恳恳，但全家都由她说了算，包括她丈夫在内。她爱整洁成癖，到过希思菲尔德来做客的人曾说起过这么一件事：甚至连她宠爱的两只哈巴狗，也被训练得在进屋之前，要在一块蹲鞋垫上先蹭蹭爪子。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手艺人工作间的那种气味，看上去零乱不堪的摆设和边角余料都是极为令人讨厌的。她甚至反对瓦特吸鼻烟，尽管这在当时是个很普通的习惯。因此，瓦特选择这个不显眼的阁楼当然就能摆脱这女人的干扰了。他甚至还在这个工作间里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平锅和一个荷兰烤箱，以便能自己做饭，从而使自己避免为吃饭而必须遵循妻子的苛刻规矩：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在瓦特和他的合伙人博尔顿上了年纪后，他们的迥然不同性格，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性格内向的瓦特是极不愿意离开他那与世隔绝的工作室而去涉足于繁忙的经商领域的。因此在他取得成功之后，就首先抓住机会，重新退居到自己先前的那个小天地去了。尽管他们的合伙关系直到1800年才告以结束，但在他一搬到希思菲尔德居住后，瓦特对于索荷工厂的日常事务的关心就越来越少。当他的儿子被吸收入伙之后，他就完全告退了。而对于那位性格外向的博尔顿来说，商业就是生命中的呼吸，他虽把那座新建的索荷铸造厂交给了下一代去负责，却并没有任何退休的想法，而只是想使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去经营他最新的企业——铸币厂。尽管他在年龄上比瓦特大8岁，并且受着健康不佳的煎熬，但是博尔顿仍一直工作到寿终之日。
有一次瓦特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嗜好，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此时，他终于能够逍遥自在，随心所欲了。在希思菲尔德他那个阁楼工作室里，他能够尽情地进行发明和试验，并把它们作为纯粹的消遣，他的思想也不会受任何商品价格形式或是他始终讨厌的发明专利权争执的干扰了，因为那些发明专利权必然要涉及它们在商业上的应用。他在老年时期最喜欢摆弄的玩艺儿，就是他所发明的那种雕刻拷贝机。他曾实际制作过两台这种极为新颖的机器，其中一台可以复制缩小的半身雕像，另一台则可复制同原画一样大的像。在这两台机器上用来复制的刻纹头，都是由在原画线条上面移动的一个导针——“测隙规”所控制的。瓦特曾用这两台机器来复制用大理石、雪花石膏、象牙、煤玉、红木和石膏制作的半身雕塑，圆型浮雕以及小雕刻塑。他有一件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却是非常成功的作品，那就是按照原来钱特利为他制作的石膏像复制的缩小的一个半身雕塑像。